哥哥不幸得了尿毒症，急需换肾，医学检查证明他的四个妹妹中的一个符合配型条件，但是，这个妹妹却有先天智障。   

    今年34岁的陶永利，2005年遭遇车祸，失去了自己的一个肾脏，后来又患上了尿毒症。现在一个星期透析两次，一次透析三四百元。透析费用太大，这个困难家庭难以支撑。于是，陶永利的父亲选择了帮助儿子换肾，今年2月，老人让4个女儿和儿子陶永利做配型。结果显示，妹妹陶小红符合与哥哥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条件。

    希望在即，一家人赶紧凑钱。然而，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摆在了全家人的面前。这个惟一可以和哥哥换肾的妹妹陶小红，患有先天智障。根据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八条规定，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陶小红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不能作为捐献人。医院拒绝为这兄妹俩做肾脏移植手术。
    无法换肾，儿子只能重新开始透析，父亲四处打听变通的办法，甚至拿出了有关部门给他开据的证明，证明自己是女儿陶小红的合法监护人。希望这样可以法外开恩允许他代替女儿做主，为哥哥“捐”肾。然而，依据法律，法院不能支持他的请求。
    先天智障的陶小红32岁，打小就是被哥哥照看大的，尽管她对家里的事情似乎不大明白，但偶尔，她也会含混不清地说起哥哥的病情。
    面对法律规定，陶永利的家人几乎众口一词地表示，作为妹妹，给家里顶梁柱陶永利做换肾手术，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法律不容许。

    律师告诉我们，在严苛的法律背后是最大的人情，保障的是人们最大的利益。捐献者不具备完全能力，是不能判断风险的。这就像一个正常人，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强迫摘除器官，这种行为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是不能被法律认的。

    器官，尤其是活体器官无疑是一种稀缺资源，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利益空间，如果法律允许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捐献，那么巨大的利益诱惑的面前，有人会铤而走险，由此导致的后果是非常可怕难以控制的，因此不允许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捐献是合理合法的，也符合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

   （以上内容根据本台记者张萍报道整理）

    那么这究竟是法律困境？还是器官困境？是伦理困境？还是观念困境？

    不管答案如何，河北新乐的陶永利一家面临的是难解的现实困境。

    下面一组数字或许是答案的一部分:

    1、目前我国器官的供需比例是1：100，极度紧缺。

    2、在美国的肾移植案例中，60%的来源是亲属；而在中国，在2002年之前，只有不到2%的患者有机会接受亲属提供的活体器官。

    3、最近几年，中国的活体移植比例在增大，但直到2006年，仍没有超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