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嫘祖和黄帝的关系
《史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说嫘祖就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始祖母。
嫘祖故事的发生是和黄帝的传说联系在一起的。黄帝和嫘祖的传说至迟在战国、秦汉时期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左传》、《国语》、《竹书纪年》、《山海经》、《庄子》等著作中均有若干黄帝史事的记载，《山海经》、《世本》等著作中已有有关嫘祖史迹的部分记载。
然而，囿于先秦时期文献资料的极度贫乏和先秦时期史料固有的复杂性，加上当时人们历史观念的局限，有关黄帝和嫘祖的传说，有争议的地方甚多。
西汉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依靠其所掌握的先秦文献和大量传说资料，并辅之以实地考察，第一次勉强拼凑出包括黄帝在内的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但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仍一再强调“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在“书间有缺”的情况下，司马迁撰著《五帝本纪》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为后人研究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历史线索，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线索，供后人进一步作实事求是的研究。
在这样的著作背景下，司马迁依据《山海经》、《世本》等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也将嫘祖的传说写进了《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显然，在《史记》成书前的先秦、秦汉时期，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嫘祖仅仅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的“正妃”，而且在我们今天看来，以上材料中的“正妃”、“天下”均为人类文明时代的术语，将其置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显然并不符合史前社会的历史实际。
2．嫘祖家乡的四种说法
①嫘祖的家乡到底在哪里？
那么，这个嫘祖的家乡“西陵”在哪里呢？
中国上古史，“三皇”是靠不住的，“五帝”有点印迹。黄帝和嫘祖，代表中原典籍的《大戴礼记》和代表南方典籍的《山海经》都认为确有其人其事，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可能是恰当的，但如果要坐实黄帝和嫘祖是哪里人，恐怕不容易，因为这个问题连司马迁都没搞清楚。
现在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第一、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苟家垭人；第二、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师灵镇人；第三、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尉郭乡西阴村人；第四、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金鸡镇青龙山嫘祖穴人。
为什么这几个地方的人都说嫘祖是自己这里的人呢？他们都有什么证据么？我们先来看看上述这些说法都有哪些道理：
②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苟家垭说。
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苟家垭说可谓是“名正言顺”。为什么呢？
先从地域上看，据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主编出版的《传说中的中国地图》所示，古西陵就是当今以宜昌为中心的西陵山脉，西陵峡也因此而得名。而远安县的苟家垭镇就处于西陵山北部，属古西陵范围。既然嫘祖是西陵之女，那么，嫘祖就有可能出生在苟家垭。
再从丝绸文明发展的源流看，苟家垭桑蚕历史可谓非常悠久。苟家垭蚕丝声名卓著，史称“垭丝”，历来为皇室贡品。《湖北通史》上说，宋代以来，苟家垭周边地区乃至整个鄂西和川东的蚕丝均以“垭丝”命名，从而走出大三峡，以至远销英、法、印度、中东等地。由此可见，苟家垭的蚕丝在丝绸文化中的地位是多么崇高。毫无疑问，“垭丝”的产生及其中心地位的形成是大大早于文字记载的，完全是能够追溯到远古黄帝时代的。
上述说法存在的问题：第一、可能并不代表就是，这还要进一步的、确凿的考古证据来证明；第二、“垭丝”行销是在宋朝以后的事，这完全不能证明“垭丝”的产生时间是大大早于文字记载的，完全是能够追溯到远古黄帝时代的；第三、把丝的出现硬性的与嫘祖联系起来是比较晚的事情了——换句话说，即使你那里有丝出现也证明不了什么——更不用说你那里还没有什么考古出来的丝了。。
③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师灵镇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参与纂修《西平县志》的高沛，从《水经注》“其西吕墟，即西陵亭，西陵平夷，故曰西平”中受到启发，提出蚕神嫘祖是西平人的设想。
除《水经注》的记载外，《三国志·魏书》“治封西陵乡侯”的记载；《武威汉简·王杖十简》中“汝南西陵县”的记载；明修《汝宁府志》、清修《西平县志》的相关记载，与《史记》中的论述相印证，为嫘祖故里在西平提供了有力地佐证。
此外，西平县一处保存完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面积为48万平方米的董桥遗址延及夏、商、周、秦、汉以至唐宋元明清，“故而认为董桥遗址在中华文化探源与黄帝文化研究中，学术界实应加以注意。”
2006年5月18日，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在郑州召开嫘祖文化研讨会，与会专家分别就嫘祖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充分发表了个人意见。2006年10月15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和西平县委、县政府在西平再次召开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经过论证，大家取得共识，一致认为嫘祖故里在西平县师灵镇。与会专家认为，嫘祖故里在西平县师灵镇的说法有文献记载、考古学资料和大量风物传说材料作为支持，其他诸说均缺乏一定的说服力。
上述说法存在的问题：第一、北魏探险家郦道元的《水经注》要晚于《史记》600年，就连三国时桑钦的《水经》也要比《史记》晚300年——怎么能够拿比《史记》玩600年的东西来证明《史记》里面的内容呢？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什么“西陵乡侯”、“汝南西陵县”之类纯属附会而已；第二、象董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有成千上万处呢——有个遗址什么也证明不了。
④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尉郭乡西阴村说。
这里，最有力的证据是1926年在村西北一俗称“灰土岭”的高地上由时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人类学教师的李济先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袁复礼先生考古发现的“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
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李济先生后来在1928年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是家蚕（Bombyxmori）的老祖先。日本学者布朗顺目于1968年按西阴发掘的半个茧壳照片按图样用丝线进行过仿制复原，得知该茧长1.52、茧宽（幅）0.71厘米，茧壳割去的部分占全茧的17％。
如果把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山西夏县西阴仰韶文化晚期遗址所出土的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标本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及汾水下游涑水流域的同类遗址发现的茧形窖穴和《诗经》中所反映的情况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话，问题就会更清楚一些，这不是某种巧合。
毫无疑义，这是人们长期养蚕，对蚕茧的形状功能有了足够的认识，并加以仿照运用的实际表现。它说明，早在夏代以前，晋南广大地区已经开始人工养蚕是比较可靠的，同时作为我国北方人工养蚕的最早起源地也是比较可信的。从而再次为西阴遗址所出土的蚕茧标本属家蚕之茧提供了例证。
上述说法存在的问题：这里有蚕茧也有嫘祖庙，但是暂时还没有办法解决“西陵”的问题。
⑤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金鸡镇青龙山嫘祖穴说。
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以近盐井”而名盐亭，始建于405年。目前，不仅有大量的出土蚕桑文物、化石、嫘祖文化遗迹，唐代《嫘祖圣地》碑，而且还有许多关于嫘祖发现天虫、养蚕制丝的传说。经四川盐亭嫘祖文化研究会，证明四川省盐亭县为嫘祖出生地，解开了困扰史学界的千古之谜。
盐亭古为巴蜀分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具有“宜桑之土既蚕”（《尚书·禹贡》）的优越自然条件。这里最为重要的证据是唐代《嫘祖圣地》碑。
《嫘祖圣地》碑据说系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老师、韬略家赵蕤于733年（唐玄宗开元21年）为金鸡乡民修葺嫘轩宫告成而作的碑序。碑文中记载：
“学优则仕，于我如浮云。高卧长平，抚琴弄鹤，漱石枕流，乐在其中矣!当是时也，青龙场嫘轩宫修葺告成，乞序于余。余不负其三顾之忱，爰为之序。曰：女中圣贤王凤，黄帝元妃嫘祖，生于本邑嫘祖山，殁于叠溪场，尊嘱葬于青龙之首，碑碣犹存。生前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架宫室，奠国基，统一中原。弼政之功，殁业不忘，是以尊为先蚕。后山青龙场，全貌焕然。黎庶交易，百物咸集，惟丝绸繁多。嫘轩宫托月，则尤为壮观。”
据说，该碑毁于1947年5月的暴风雨。
但这种说法也有很多问题——《嫘祖圣地》碑给人们留下太多的疑窦。
第一，从文体风格看，这篇碑文不像是唐文。
李白是盛唐诗人，李白的老师赵蕤是唐前期人，他的文体风格，应与王勃相去不远。我们在《蜀藻幽胜录》上可以查到王勃的《晚秋游武担山寺序》、《绵州北亭群公宴序》、《益州夫子庙碑记》，都承六朝余绪，以骈文为之，跟他那篇著名的《滕王阁序》差不多。即使再往后推，例如至今立在成都武侯祠里的裴度的《诸葛武侯祠堂记》，仍有骈骊之风。这是时代使然，赵蕤不可能突发奇想，以纯散之笔来写一篇碑记。
第二，这篇碑记文笔不佳，即放入塾师之作中，也不算好的，断乎不可能产生在唐代。例如小序从“学优则仕”到“乐在其中矣”，就不合碑体。立碑在古代是大事，碑乃一地之公器，怎能写自己的遁世之情？下面陡接“当是时也”更显突兀，因为一点也看不出重修嫘轩宫的缘起，以及何人立碑，何人请托为文。这就使人怀疑唐代重建嫘轩宫这件事情本身。
第三，本文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即给嫘祖硬派姓王，这得不到任何文献的支持。三国时谯周作《蜀本纪》，西晋常璩又写成《华阳国志》，已介绍蜀人无姓，唐人是不会犯这个常识性错误的。再说王姓是中原姓，也不会在上古跑到四川来。联系到王映维介绍王氏宗族把嫘祖当作祖先祭祀的情况，初步可以断定本文为王氏子弟伪托，其目的是为了光宗耀祖。
第四，由于伪托者文史知识不足，因而露出马脚之处甚多。如文中提到“后山青龙场”，称乡镇为“场”，是湖广填四川以后的事，最先见于关于白莲教的文献中，唐代怎么会有“场”?又如文中写附近群山如“九龙捧圣，八仙朝尊”，赵蕤在世的时候，八仙的传说还是个雏型，直到明代，八仙是哪八仙才定下来，唐代怎么可以作为习用语来形容山势？下面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的成句，唐人最忌讳剽窃，赵蕤怎能这样没有德性?
此外，还有不少疑问：《嫘祖圣地》碑既然是四方碑，应该比较厚重，即使山洪冲毁，也应保留残片，怎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从733年至1946年，其间长达1233年，怎么就没有人去做一张拓片？既然开元年间重修的嫘轩宫规模如此宏大，为什么《元丰九域志》、《一统志》、《蜀中名胜记》、《蜀水经》只字不提？看起来，这篇伪托的碑记时代甚晚，很可能就是当代人所为。
⑥关于嫘祖出生地的结论
暂时没有结论——这就是结论。
中国上古史，“三皇”是靠不住的，“五帝”有点印迹。黄帝和嫘祖，代表中原典籍的《大戴礼记》和代表南方典籍的《山海经》都认为确有其人其事，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可能是恰当的，但如果要坐实黄帝和嫘祖是哪里人，恐怕不容易，因为这个问题连司马迁都没搞清楚。
司马迁在世时，一定听到过许多关于黄帝和嫘祖的传说，这些传说难免神鬼糅杂，荒诞不经。司马迁秉承“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则，把这些神话传说删去了，只剩下个故事梗概，这是很可惜的。在这个故事梗概中，黄帝的出生地“轩辕”有人认为是昆仑，又有人认为当时的昆仑就是岷，即岷山，看来搞不清楚。嫘祖的出生地更玄，“西陵”如果是一般名词，则泛指“西部山区”，那就永远无考；如果是专有名词，有如“西岭”之类，那么很可能指陇山(六盘山)或岷山，不过这也难以搞清楚。聪明一点的做法，是笼统承认轩辕、西陵都在中国西部，无法确指。
其次，“先蚕”的地位显然是后人追赠的，事实上发明养蚕应是很长的过程，不可能由嫘祖一个人完成，正如不可能相信汉字是由苍颉一个人发明的一样。检视先秦典籍，养蚕也不是四川的专利，中原一直在养蚕，《诗经》、《左传》屡次提到蚕桑。再查“蜀”，山东、河南都有，大约“养蚕之地”皆可以称为蜀，怪不得苌弘可以封于蜀（山东泰安）。因此，嫘祖不一定非生在四川不可。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司马迁没有能够读到《蜀本纪》（是四川远古传说，到谯周时才成书），他根本不知道蚕丛、鱼凫的故事。他站在中原人的立场上，把四川看作是黄帝的一个诸侯国，因此才把昌意的出生地定在“若水”（雅砻江）。这一错误影响了常璩，他在写作《华阳国志》时，对《史记》和《蜀本纪》作了折衷，把蚕丛当作昌意的后代，这就给后代学者以明显的误导。现在我们根据广汉三星堆的地下发掘，完全有把握说蚕丛、鱼凫的文化是独立于中原文化的，它不是中原文化的分支，蚕丛的时代也不见得比黄帝晚。
因此，如果说从蚕丛开始，就已为嫘祖盖祠庙立碑碣，那就太荒唐了。古蜀文与古巴文在铜戈上可以看到，与中原文字体系完全不同，所以“忆宫史，据前碑所志，补建于蜀王之先祖蚕丛”，是完全靠不住的。“后文翁治蜀，大加阔筑”亦无任何佐证。这篇碑文的本意是一步到位，补全缺漏，结果反而使无人敢信。
司马迁是西汉人，中国到了秦汉，大一统思想已经确立了，司马迁很容易用大一统思想来解释上古的历史。例如夏商周，本来是几个并列的政权，可司马迁把它们看作是先后更迭的王朝。黄帝只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司马迁却把它看作是拥有天下的帝王。因此，黄帝和嫘祖的巡行天下是根据后代帝王的行为倒推上去的，那时恐怕由不得他巡行天下。如果硬要去考证黄帝、嫘祖巡行到哪里，嫘祖死在哪里和埋在哪里，恐怕也是徒劳的。
当然这不是说不可以在盐亭修建嫘祖故里，这跟陕西黄陵一样，属于旅游文化范畴，应该允许与历史研究各有侧重。打个比方说，成都杜甫草堂没有一处留有杜甫当时遗迹，甚至连当时草堂的位置都无法确认，但是我们走进今天的杜甫草堂，还是会涌起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对于炎黄子孙，今后无论是到盐亭或宜昌去祭祀嫘祖，他涌起的感情都会是一样。
3．嫘祖与黄帝的婚姻
我们常说，“炎黄子孙”，“黄”就是指黄帝，是紧随炎帝之后的中国共主，也是奠定中国文明的第一座基石。他本是有熊国的君主，居“轩辕之丘”，称轩辕氏，活动在今天的河南、山西一带。
黄帝迎娶嫘祖的故事在《世本》、《大戴礼记》、《史记》中都可以找到记载，不过却都是一些只言片语，只简单地说“黄帝娶西陵国的嫘祖为妻，生下谁呀谁”之类的。但是，黄帝为什么非得要千里迢迢地跑到四川西部地区去讨个老婆呢？
或许，这跟古蜀人先进的文明有关。嫘祖时期的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先进的蚕桑技术，而此时的黄帝部落，依旧是一个四处漂泊的游牧民族，嫘祖嫁给黄帝后，她把先进的蚕桑文明带到了中原地区，中原文明的进程由此发生改变。
数千年前的一场婚礼，改变了古蜀人的生活与部落面貌，或许，甚至也改变了华夏文明的面貌与进程。这场婚礼，新郎是天下的共主黄帝，新娘则是成都平原上的嫘祖。嫘祖是西陵国国王的女儿，黄帝与嫘祖完婚后，自然就成了蜀人的乘龙快婿。
黄帝迎娶嫘祖的故事在民间传说中比史料记载的要具体生动一些。
大约距今3500年前，水土丰茂的成都平原上，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出生在西陵国嫘村山一户人家。她每天不辞劳累，外出采摘野果侍奉家中体弱多病的父母，附近的野果采完了，便跋山涉水到远处去采摘。可没过多久，远处的野果也采完了。姑娘一想到家中的父母要挨饿，不由失声痛哭起来。她的哭声哀婉、凄凉，森林里飞禽走兽都感动地流下了泪水。
玉帝听见了，拨开云雾向下一看，原来是一个孝女正哭得死去活来，便发了善心，把天庭中的罪仙“马头娘”打下凡间，变成吃桑叶吐丝的蚕。蚕把桑树上的桑果送到姑娘的嘴边，姑娘吃了，觉得又酸又甜，就采了许多带回家给父母吃。事实上，玉帝发善心的机会大抵是没有的，温暖湿润的成都平原可能比较适合桑树和蚕的生长；这位姑娘，却是一个细心的女人，最早发现了桑树和蚕。
转眼到了夏天，桑树上的蚕开始作茧自缚，吐丝做茧。姑娘看到蚕丝既有韧性，又很轻巧，便编成衣服给父母穿，蚕丝织成的衣服热天凉爽、冬天温暖，穿着很是惬意。受到启发，姑娘将蚕捉回家喂养，逐渐掌握了养蚕的技巧和缫丝织绸的技艺，并将这些毫无保留地教给当地的人们，西陵国的子民从此不用再穿树皮、兽皮，而是穿上了美丽轻巧的丝绸。西陵国国王非常高兴，收姑娘为女儿，并给她取名为“嫘祖”。
嫘祖发明养蚕织丝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神州大地，据说东边的夷人、南边的越人一窝蜂来到西陵国，向嫘祖求婚，不过都遭到婉拒。最后，黄帝也来到西陵国，见到嫘祖，两人一见倾心，结为秦晋之好，黄帝便成了西陵国国王的女婿。其他部落首领只得讪讪而归。
跟黄帝完婚后，嫘祖可能还和黄帝在成都平原上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史记》说他们的两个儿子，大儿子玄嚣生在“江水”边，也就是现在的青衣江（今乐山一带）；二儿子昌意，生在“若水”边上，也就是现在四川西部的雅垄江畔。作为一个部落首领，黄帝不太可能扔下他的国家子民跑到成都平原一住就是几年。另一种推测认为：最早的黄帝部落，是一个游牧民族，依随河流水草四处漂泊，后来从炎帝那里学习了耕作技术，才开始定居。黄帝部落可能在成都平原一带游牧过，地点便是今天的青衣江、雅垄江一带。
嫘祖与黄帝的结合，大抵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婚礼，西陵国与黄帝部落，在婚媾关系的前提下，逐渐走在了一起。中原地区的黄帝部落，原本是不知蚕桑的，嫘祖把成都平原先进的养蚕缫丝技术带到了中原，而这个时间，大抵也就是中原文明出现蚕桑的时间。从西陵国学到养蚕缫丝技术，从炎帝那里学到耕作技术，黄帝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并逐渐向东迁徙，此时的黄帝部落，早已不是以前那个落后的游牧民族了。
此时，中原地区并不安定，南方的蚩尤正在作乱，炎帝部落派兵讨伐他，在今天河北一带的“涿鹿之阿”，却被打得落花流水。蚩尤到处侵略兼并，整个中国的形势，群龙无首，一片混乱。
4．灭蚩尤：涿鹿之战定天下
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九黎族分布的地域，和早先的炎帝部落一样，在姜河（今渭水流域）一带，大抵还要偏西南一点。炎帝神农氏传到帝榆罔这一代，国势逐渐衰弱，原来臣服的部落纷起争夺，其中最强悍好斗的，就是九黎族。由于和炎帝杂居，有的记载还说他们也是炎帝之后。
九黎族的文化并不落后，据说最早的铜器就是他们使用的。山上骤发大水，铜矿随水流出，蚩尤得到它制造锋利的兵器。这个时候，大抵还在新石器时期，其他部落的武器还是一些石器和木器，蚩尤部落的战斗力和对其他部落的骚扰，可想而知。人们对蚩尤又恨又怕，以致到了后来，都把他当做一种可怕的怪物。
九黎族是一个大族，里面有不少部落，大抵这些部落的酋长，都有叫蚩尤的习惯，因为有个传说就是说蚩尤有兄弟八十一人。这些蚩尤爱穿一些奇特的衣服，或者在身上文上一些招摇的花纹。他们的话外人还能听懂，于是就说他们“兽身人语”；他们战斗时不但使用铜兵器，还用铜块铜片包在头上，有了简单的头盔，跟黄帝打仗的时候，还用头上的铜片像牛角一样抵人，于是又有人说他们“铜头铁额”。起初，炎帝采取和好政策，重用他们，让他们监临四方，不过，他们却监国自盗，到处征伐，弄得其他部落怨声载道，等炎帝醒悟过来时，他们已经异常强大了，炎帝打不过，只得向黄帝求救。
可能生下昌意后不久，黄帝就和嫘祖回到自己原先居住的有熊国一带。此前的西陵国之行，黄帝已经联络了一些长期遭蚩尤压迫的部族，他的老丈人，成都平原上的西陵国国王也是其中之一。这些部落的加盟，实是黄帝战胜蚩尤的前提。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黄帝下定决心要诛灭蚩尤。据说阪泉和涿鹿两地，是当时的主战场。这两处现在都在今天的河北省境内（也有人说是在山西）。黄帝这边，有很多被蚩尤欺凌的弱小部落，黄帝把他们联合起来，人数不少；蚩尤那边，虽然全天下的人都恨不得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却拿他们的铜头铁额、“兵杖刀戟”没有办法。
虽然人多势众，黄帝仍然不敢掉以轻心，据传他训练熊、罴、貔、貅、虎等猛兽，利用它们作战；他还有一种厉害武器，就是弓箭，弓和箭都是木制的，不过，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可怕的新式武器。黄帝手下还有几员大将，最著名的是风后和力牧，他们用兵如神，后来写兵书的都把他们奉为祖师爷。我们知道，居住在海边的伏羲氏子孙就有很多姓风的，风后可能是海边的一个部落；力牧则可能跟早先的黄帝一样，是一个游牧民族。黄帝的这些优势，蚩尤相形见绌。
黄帝在涿鹿跟蚩尤一决胜负，在此之前，传说他们已经大战了七十一场，却依旧难分胜负。黄帝把蚩尤围在涿鹿之山上，围了三年也没有攻下来；蚩尤想扭转不利战局。在涿鹿之野，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黄帝打了多年的仗，总结了不少经验，据历史学者钱穆说，最早的兵书，就是黄帝写成的。人类最早的战争，大概总是一团混战，有了兵书后，黄帝的军队进退有度，攻守有方，已经有王者之师的风范了。为了鼓舞士气，黄帝还令人将东海流波山上的怪兽“夔”捉回来，把它的皮剥下来做鼓面；又派人将森林中的雷兽捉来，从它身上抽出一根最大的骨头当鼓槌。一敲这面鼓，方圆500里都听得到。响亮的鼓声，不但可以鼓舞士气，还能联络远处的士兵，传递战争消息。
有了这些发明，黄帝自然添了几分胜算，经过一番血战，黄帝终于在涿鹿大败蚩尤，结束了战争，这也是中国百姓日夜盼望的结果。据说蚩尤还想逃，黄帝就用大鼓，敲得他不能动弹，蚩尤后来被杀于中冀（今河北保定），身体和头颅，也被黄帝分埋到两个地方，以防他再作乱。
蚩尤战败，依附他的部落自然也就作鸟兽散。黄帝把战俘分别处理：降服的，迁到“邹屠之地”，也就是黄帝统治的山东一带；凶恶的，流放到“有北之乡”，也就是北方寒冷的不毛之地；听话的，也重用他们。投降的蚩尤部落，黄帝用他们观测天文，以利农时。
战胜蚩尤后，黄帝理所当然地代替炎帝，成为天下的共主——不过这个时候，天下仍不安定，各国并立，较远的部落又开始蠢蠢欲动，四方渐渐多事。黄帝令画师把蚩尤的形象画下来，送给这些部落首领看，意思是：你们不要忘掉蚩尤的故事，他那样凶狠，现在还不是身首异处了？你们以前还被他欺凌，我们是征服蚩尤的人，又得到了他的坚甲厉兵，你们还是量力而为吧。看到蚩尤的图画，这些部落果然安定了很多，不安定的，也被黄帝打败。
5．嫘祖：养蚕制衣定礼仪
以武力夺取了天下，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治理国家了。黄帝在治，嫘祖也在治，就像我们现在说的“男主外，女主内”一样。
黄帝的治，自然在国家的政务、文治、疆域、刑罚等方面，据说当时，他的身边有一群兢兢业业的老臣，如大填、封钜、岐伯、太山稽、常先、太鸿等等，这些人的知识和经验，颇为黄帝看重；当时还出现了专门指导农事的官，四季都有。从游牧走向农耕，是黄帝部落的一大进步。许是尝到了农耕的甜头，不用再东奔西跑，黄帝命人焚烧山林，驱逐出森林里的猛兽，开辟农田。各个方国渐渐都有自己固定的农田，每个人也有了自己的农田，据说后来的井田制，就从这时候萌芽。
刑罚方面，据说黄帝沿用了蚩尤的刑罚制度，当时主要有五种肉刑，“大辟”是斩首，“劓”是割鼻子，“刖”是断足，“宫”是去生殖器，“黥”是在脸上刻字。天下初定，这些刑罚大抵是很必要的。
发明和制作方面，黄帝也是个好手，他手下有一些能工巧匠，经常有发明创造。仓颉发明了文字，据说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的起源；还有人发明了打井，古人受饮水的限制，往往得依水而居，有了井，就可以随意广泛地居住了；又有人发明了船和车，从此，人们可以在水里漂，地上走。这些发明，都是很实用的。
这个时候，嫘祖也充当起了贤内助的角色。她经常对自己的子民们说：“农桑才是国家的根本。”据说她经常带领妇女上山剥树皮，织麻网，还把男人们猎获的各种野兽的皮毛剥下来。很快，各部落的大小首领都穿上了衣服和鞋，戴上了帽子，彻底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嫘祖觉得，男子娶妻，女子嫁夫，都应该遵循一定的风俗；尊敬老人，爱护小孩，都应该有一定的礼制，于是，她就制定出这些风俗和礼制，整个中国人人相互礼让，人们穿着得体，社会一片安定祥和。
据说当时的中国，不论是天子脚下的中原地区，还是周边的少数民族，没有人不惦记嫘祖功劳的，都说她协助黄帝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因为她发明了养蚕和纺织，又被后人尊为中国的蚕神、先蚕。嫘祖晚年随黄帝到南方巡视途中，不幸辞世，临死前，她想起了自己的故乡，一定要让自己的尸骨在故乡盐亭下葬，黄帝悲不自禁，将嫘祖安葬在盐亭青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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