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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纠缠?——葛亮和他的叙述者们 (《百家评论》2014.01)

(2014-04-18 23: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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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文學

小说

文化

分类: 理论论文

 

故意纠缠?

——葛亮和他的叙述者们

                           文/唐诗人(中山大学中文系)

  

阅读葛亮的作品,还是不久前的事情,那种阅读感受依然清晰:用词干净洗练、清澈灵动,叙事鼓点频催、肌理绵密。这种结合很具魅力,读其语言令人舒畅快活,明其故事却又需耐受一番生命的酸涩况味,难怪韩少功称其“少年老成”,王德威也对葛亮近些年的迅速成名形容为“堪称惊艳”。实然,初读时,如若不先将作者信息浏览,直接进入文本,必不相信这出自年轻作家之手,然此时代的阅读多从作者出发,但阅读葛亮的时候,其年龄和故事内容却谈不上什么关系,或者说,对于其故事,如果理解成许多年轻作家难以逃脱的自叙传影子,实有些不能置信。不管是《七声》写就的七则尘封故事,抑或《朱雀》之于六朝古都南京的诗味叙说,都显示出这位青年作家不俗的创作功力和文学禀赋。 

 

在长篇《朱雀》里,葛亮开头就说明了叙述者的角色处境:“他本无意于这一切了。/说到底,他不过是个局外人。只因为有了她,这无穷尽的陌生才对他打开了一个缺口,施舍似的。”正如她为他打开了缺口一般,这种局外人的“他”者设置也为作者和读者打开了这部长篇的缺口,能够设想接下来的叙事又是“他”穿插其中,然而面对小说更主要人物的命运变化,“他”终究是无能为力,只能静观着时间如何把“他”身边的人幻化成一种命运的缩影,“他”即使悲伤,抑或无动于衷,结果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故事当做一份经历。

小说人物“她”(程囡)施舍给“他”(许廷迈)一段爱情,却施舍给作者葛亮一段历史,它属于一个家族,也属于一个城市——南京。这种以人物命运来书写城市历史的文本太多了,王安忆《长恨歌》最为典型,也最为人们熟悉,她把上海近一个世纪的风流和哀伤化身在王琦瑶的魅力身段和惨淡情史里,让人或悲或喜都无法捕捉。葛亮用过许多篇幅去分析王安忆的小说,亦可见得,他应该是对王安忆的那种书写方式情有独钟。葛亮评论《长恨歌》说:“《长恨歌》成为一部围绕着‘三小姐’王琦瑶而展开的上海城市史,注定有着琐碎家常的面目及边缘化的格局。然而在这细微的累积中,却酝酿着激变的因子。”这个说法用在葛亮自己的文本上同样适合,《朱雀》书写了程囡的家史,从叶毓芝到程囡,之间有程云和、程忆楚,这些女性都是同样的边缘角色,她们有爱情,却都无婚姻,程忆楚的婚姻也是惨状,不如没有。这几位女性的命运好像是在重复,叛逆着环境的安排,重蹈着母辈的为爱而生,到最后一代,程囡在和局外人“他”(许廷迈)恋爱的同时,和嗑药艺术家雅可纠缠不清,怀上带着病毒的种……葛亮似乎也在嫌弃这个家族,要让她们灭亡,带着HIV的后代会是怎样呢?程囡满怀期待地要去承续母亲辈同样的艰辛时,突如其来的打击给了文本内外的多少人震颤?这个结局也许是整个故事的尾端,也许是一种苦难历史的终结,又或许,葛亮还是想温润人心,让读者怀有一个终结过去重新起步的未来设想,可惜,这令人不断悲伤的故事到最后的终结,还是抵挡不了一种绝望感,于是可以总结说:阅读葛亮的《朱雀》,是个哀伤程度不断增长的过程。

不过,还好的是,葛亮让作为“他”的许廷迈先入为主,设置为贯穿小说始终的他者,这个视角帮叙述历史的作者借来了些微的光芒。许廷迈是作为故事人物的叙述者,通过他,我们进入故事,同时作者又时不时地扔开他,讲述历史。“他”,是一个与程囡家族历史无甚关系的局外人,虽然和程囡恋爱,却终究只能是她生命里不足轻重的一个过客。他是游离在南京城各种历史和文明的游客,也是游离在程囡家庭和其过往历史之外的恋慕者。最终他来到夫子庙的时候,看到的唯一景物是古钟楼,“在爬山虎的交缠下,钟楼刁然独立,如同入世的隐士。”接着是葛亮给这长篇安排的最后两句话是:“身处市井,外面还听得见车马喧嚣的声音。他和这楼面对面,却觉得心底安静,身体也缓慢地冷却下去了。”这又回到了开始,即他不过是一个局外人而已,和这古钟楼的面对面,其实是看到了一种不可接近,时间可以过去,然而记载这时间的钟楼却依旧古朴,对于程囡,也是如此,时间过去了并不意味着命运改变了,“他”突然间领悟到他们是多么陌生,也是无比寒冷,身体冷却下来当然也是自然而然。这种归入宁静的结尾还是让读者心里来了些许的亮色,不至于那么绝望,看到了许廷迈的放开,其实就是看到了作者这个长篇完结时的那份平静。作者在后记里记下了这样一幕:“在靠近幕府街的旧宅子,一个老先生给我看了张照片。那照片用云锦包裹着,肃然间,打开了,暗沉的房间里头忽然就有了生气。上面是一对年轻人,在泛黄的背景上紧紧依偎。男的头发留着规矩的中分,身穿戴着毛领子的皮夹克,是老派的时髦,表情却明明是稚气的。女孩子更年轻,紧紧执着男子的手,疏淡的眉目将笑意包裹,终于又忍不住似的。”然后,作者写了一句:“他们的脸让我如释重负。”这个句子很实在地缓解了读者内心深处的焦虑——也能如释重负!

葛亮在后记里还写道:“我突然醒悟,所谓的熟悉,让我们失去了追问的借口,变得矜持与迟钝。而一个外来者,百无禁忌,却可以突围而入。”许廷迈是这样的一个外来者,葛亮借着这个外来者来观看一种命运在一个城市的伤痛历史里是怎么卑微和伟大的。南京,这样一个罹难颇多的古城,不管它有着多么炽热的繁华过往,或者多么哀伤的沧桑记忆,生活在其中的人却依旧能够生生不息,可以烈火重生,如书名“朱雀”的可能含义,即凤凰的化身,可这化身如何识得自己呢?“铜屑剥落,一对血红色的眼睛见了天日,放射着璀灿的光。”朱雀的眼睛一直被一层铜覆盖着,这是被遮蔽的历史哀伤,让朱雀无法认识到自己作为凤凰的美丽,然而许廷迈呢?他的闯入,让一系列的人物串联起来了,这有点夸张的人物因缘际会,让人看到了一个琐碎事件都得到交代的完整故事,然而这种完整却使小说失去了某种不可否认的现实真实:这些有着错综复杂关系的人们是不太可能都被叙述者勾连起来的。但这种世界很大也很小的故事组织办法对于葛亮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情绪并无大的妨碍,正如很多的寓言一般,它们自成一体。

 

 

王德威评论《朱雀》时提到《七声》,道:“他的叙事温润清澈,对生命的种种不堪充满包容同情,但也同时维持了一种作为旁观者的矜持距离。”其实,《七声》的清澈是语言干净利索,温润是叙述者不经意间流露的淡淡哀伤,而作者却还是站在背后书写,把毛果作为“自己”,把时间作为戏年,把故事作为经验,把人生作为剧场,一幕一幕,登场与落幕之间,葛亮总能够淡入淡出,却留给读者去感慨和留恋。《七声》就是这样的简短故事集,张瑞芬评论说:“人生如一席破败棉絮,难堪、意外、挫败,外加意念与宿命,最终都不免于沦落到人生的底层,以悲剧作收。葛亮写来,无一丝嘲讽,也不故作谐趣,他只是事当如此,无一丝勉强。”

毛果是这个集子里贯穿始终的叙述者,葛亮用他的视角来看这个时代的人物遭遇,不是冷眼旁观,而是将毛果置身在故事里,感受其中的冷暖,却终又是让每个篇章的人物来去自然,作者将毛果自己和小说人物命运变化放在一起书写,是一种相互的生命交汇,在这些交汇里,故事不断更新,人物不断消逝,毛果却迅速成长。让故事衬托一个叙述者的成长,这是情感的磨练,在《琴瑟》里,外公外婆的爱情,在葛亮淡淡的语言里,变得淡而醇厚,最后一段话很妙:“热闹了一回,父亲展开了一幅字——琴瑟龢同。众人啧啧称赞,说是从笔力到意境都是极好。外公仔细看了,说好啊,我这把老琴,不知道下辈子有没有运气碰上这样的好瑟了。转过头去,又对外婆唱道,我这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众人就笑,外婆也笑,笑着笑着,她忽然一回首,是泪流下来了。”语言无比清澈,画面感强烈,想象其场面即可感动读者,这种雅趣和对时间和生命的感慨总会令人感叹。无疑,不管葛亮怎么记叙,毛果外公外婆这般的美好爱情,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当然是温情的滋润。《洪才》也是一篇毛果小时候的记忆书写,真实感浓郁,故事有一位叫他阿毛头的洪才奶奶阿婆,她对一种过往生活的维护,毛果在这个家庭里感受到的是一份异样的童趣,城市里的农村风,葛亮好像要借毛果这个经验来表明自己生长于都市但并不缺乏乡土的气息,起码这里的阿婆和洪才,以及洪才的兄弟,还有那只大公鹅“高头”,当然还有养蚕的记叙,这些可以让毛果的童年不单调失趣,此外,这个短篇的结尾还略带了一种时政的批评,“拆”字在阿婆的去世代价下,给毛果的成长带上一份政治阴影。

《泥人尹》《于叔叔传》《老陶》有着同样的叙述结构,还是毛果的视角,三个主角,尹师傅、于叔叔和老陶,都在毛果家的欣赏和帮助下发迹,然而却又都被命运裹挟,最终像是回归了最初,经历了财富的洗礼之后,尹被骗,于叔叔和老陶也都沉沦,一个死去,一个成了残疾,一个进了监狱,没多少年的事情,尹师傅、于叔叔和老陶,这三人就如演戏一般,而毛果是看戏的,作为观众,年纪轻轻就觉着了人生如梦。葛亮在《戏年》集子的自序文章《此戏今年》里说道:“此去经年,往复不止。/人生如戏,戏若人生。这是根基庞大的悖论。将戏当成人生来演,‘戏骨’所为,是对现实的最大致敬。而将人生过成了戏,抽离不果,则被称为‘戏疯子’。”这是讲电影,其实,又何尝不是说他《七声》里的故事呢?也难怪,《泥人尹》还是这个选集的第一篇。尹师傅、于叔叔和老陶,是太入戏了,其戏剧化的命运变化,可悲伤,也可为他们叹息,当然,这种戏剧性也取决于叙述者毛果和隐匿其身后的作者,他们是导演,亦是观众,他们把戏当做人生来演。尹师傅也好,于叔叔或者老陶也罢,他们都提示一个问题:这些底层人物,为何总脱离不了苦难?不是社会太坏,而是他们太容易被坏人和坏事改变,尹师傅的软弱和于叔叔、老陶的堕落,好像是演给毛果看的悲情故事,有着寓言般的典型真实,这是作者对现实的最大致敬,当然也是给叙述者毛果极好的教育剧。另外,这三篇小说以及《阿霞》《阿德与史蒂夫》《英珠》,都有写底层的嫌疑,对此,葛亮自己说过:“我虽然没有着意要书写底层的想法,但正是这些人物的存在,让我体会到了时代的砖瓦的构成。他们的声音尽管微薄,却是这丰厚的时代,最为直接和真实的见证。我认同德赛都的观念,这些人,正是‘行走于街巷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伤痛与欢乐,都是这时代的根基,汇集起来,便是滚滚洪流。”毛果经历阿霞的事迹,看到了两个家庭的悲剧,也看到了一个“病女孩”的直接、善良以及对生活的勇气。《阿德和史蒂夫》,空间转换到了香港,书写一个阴暗角落的家庭,葛亮让毛果进入其中,看到这一群人的生存困境,也感受了他们的爱和执着,最后的结局同样悲惨,监狱和死亡,让曲曲留下的“是暗的,不会是明”变得无比沉重。《英珠》的空间移到了西部,也是书写一个家庭的变故,美丽的英珠,在丈夫去世这一“精精神神的人,说没就没了”的打击下,靠着两匹小马来抚慰自己的生活,英珠唱的藏歌,虽然动听,而且歌词内容充满阳光,但在这个故事的笼罩下,也充斥着哀伤。《七声》里的另外两篇,《安的故事》和《威廉》,都市人物的故事,有着明显的不同气氛,但也具有些许忧郁的情调,安的经历让人匪夷所思,但将她和毛果如此紧密地放在一起,这篇就显得尤其突出,也许这所有篇幅中,让毛果念念不忘的只会是安。《威廉》的海外故事,写了一个看似浪荡的青年,内心里藏着的那些难言之殇。

所有这些短短的故事,都被毛果这个叙述者连接着,张瑞芬说得好:“《七声》的成功在于这些边缘人表面上环绕着主角毛果周边,事实上也是反衬者与旁观者,将主角毛果的印象完整塑成。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葛亮写这些人物,把毛果的成长经历凸显得丰富,有祖父辈温雅的情感滋润,有童时异样生活的调剂,有戏剧化的世间百态见闻,还有游历世界各地时的人情感受,毛果的经历和这些边缘人物的生命和情感,相互衬托,不管谁是谁的旁观者,纠葛都在葛亮干净淡然的语言里变得清澈,王德威所谓“矜持的距离”,也许就是这样的效果,让叙述者毛果穿插在故事中,哀悼或者伤心,郁闷或者感动,都被作者简洁的语言遮挡得恰当好处,有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 

 

托多罗夫通过《一千零一夜》故事证实了人物的重要性:“人物,就是一个潜在的故事,它是人物生活的故事。每个新人物都意味着一个新情节。我们是在叙事人(叙述者)的王国里徘徊徜徉。”托多罗夫意义上的叙述者是一个陈述行为的主体,在里蒙·凯南看是就是文本中的声音或讲话者,葛亮让许廷迈和毛果等人物作为他的叙述者,我们跟随情节,徘徊徜徉在他们的王国里,为每一次出现的新人物兴奋或者感慨,疑惑或者愤懑,体会着一波又一波似真似幻的情绪和感觉。葛亮的叙事也具有繁殖力,不断地呈现新人物,却又在这些新故事里,找到叙述者一贯的姿态,甚至发现作者的影子。我们看到,葛亮给自己的小说设置的时间和空间,都有自己的影子,南京、香港,甚至海外,都挂着自己的真实面貌。当然,我们不可能被这些框架框住,但必须认可葛亮叙述故事的娴熟,韦勒克说:“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朱雀》明显有着它独立的世界体系,它与经验世界的重合和差距也能够理出条理。其他中短篇小说也是如此,老陶、于叔叔和尹师傅的生命经历,浓缩进一个短短的故事里,当然需要虚构和概括,它们真实,是因为日常细节的细致描绘给了读者幻觉上的真实感,但它们又必然属于虚构,起码在叙述者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与作者的距离。

“叙事者(叙述者)和人物基本上是‘纸上的存在物’;一个叙事的(实质上的)作者不应与此叙事的叙事者混淆;叙事者的记号是内在于叙事的,因此是符号学分析完全可以掌握的;但是,为了决定作者本人(不论炫示自己、隐蔽自己还是完全退出)处置着他用以经营作品的‘记号’,必须假定在‘人物’和其语言之间存在有一种描述性关系,它使作者成为一个完全的主体、使叙事成为其充分发展的工具性表达,这对于结构分析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在叙事中的)说者不是(生活中的)写者,而去写的人也非所是的人。”不管这对于结构分析有无可接受性,但葛亮的小说文本里,作者和叙述者的身份纠葛,还是应该遵循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在叙事中的)说者不是(生活中的)写者,而去写的人也非所是的人。这个观念支撑起葛亮的文学叙事,让他能够把语言凝练得清澈简洁,把情感磨练得宁静超然。

也许,作者和叙述者们之间的关系也是葛亮给予读者的诱惑,让自己年轻的经验和叙述者们的所见所闻杂糅起来,让它们显得纠缠不清,再扔给读者们去纠结、去感慨一个年轻作家的成熟笔法。作者葛亮,他超然,却不冷漠,他旁观,却不表示谙熟,他也许涉足其中,却又矜持大方,距离在人物之间荡漾,也在情绪之间徘徊。葛亮,毛果,或者许廷迈,为人生表演戏剧,也为戏剧提供真实的生活内幕。

 

 

参考文献:

 韩少功:《葛亮的感觉》,《天涯》,2008年第2期。

 葛亮:《朱雀》,作家出版社

 葛亮:《日常的壳与历史的核——论王安忆的上海书写》,《理论与创作》,2007年第6期,第85页。

 葛亮:《我们的城池》,见《朱雀》(后记),作家出版社,第450页。

 王德威:《归去未见朱雀航》,《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第50页。

 张瑞芬《命若琴弦——葛亮<</FONT>七声>》,见《七声》(附录),作家出版社,第322页。

 葛亮:《七声》,作家出版社,第13页。

 葛亮:《戏年》(自序),新星出版社,第3页。

 刘悠扬:《葛亮的文学奇迹》,《深圳商报》,20114C04)

 张瑞芬:《命若琴弦——葛亮<</FONT>七声>》,见《七声》(附录),作家出版社,第322页。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散文诗学——叙事研究论文选》,侯应花译,百花文艺出版社,第42页。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第241页。

 (法)罗兰•巴尔特:《叙事结构分析导论》,见《符号学历险》,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32页。

  

 (本文发表于《百家评论》2014年01期,编辑高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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