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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父亲

(2018-08-08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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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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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父亲

 

父亲是农民的孩子,所以动手能力极强。在大学的院子里,号称农活儿做得最好的教授。

 

他的农活儿确实做得好。大家都种月季,我们家的月季开花有碗口大小,比别人家的大了三分之二;家里种了葫芦,比人家一年收下来几个葫芦,我家总能收下来几十个;他养的鸡,都散养,特别大。最夸张的一次是两只鸡都被他养到快8公斤重,路都走不动了。到了三伏天,太阳一晒,俩鸡都中暑,不得不赶紧杀了吃,那天的鸡肉是用脸盆端出来的。

 

通过观察,父亲的农活好,其实并没有太多技巧,平时基本不管,就是规律上肥,而且舍得上肥,舍得喂料。

 

他从学校化学系弄了一个大玻璃罐,把平时家里杀鱼抠出来的内脏,杀鸡的下水,吃剩的饭菜……都放在这玻璃罐儿里沤着。一般都盖着盖儿,俩礼拜他就会施一次肥。每次施肥的时候,整个学校的院子都能闻到,去食堂吃饭的人都会减少。

 

父亲最爱养的是茉莉。他的茉莉花特别大是必然的,而且一棵能开几十朵花,就因为他有独门的肥料。

 

在家里的厕所里常年放着一个罐头瓶儿,只要我去尿尿,爸爸都会跑进来叮嘱我,必须把尿尿在那个罐头瓶儿里:你们小孩儿的尿,最适合浇花了。

 

然后他会把我的尿稀释,撒在茉莉花盆里。夏天的时候,花盆都放在屋里,几十朵茉莉花在夜里开放,味道很怪……香得格外骚。

 

后来我看父亲总是要稀释我的尿再浇花,心想:干嘛这么麻烦?于是就背着他偷偷直接把尿尿进了花盆。几天后,茉莉花就死了。父亲为这事儿琢磨了很久。有几次他骑着二八永久车送我去学校,我坐在横杠上,听到他嘀咕:怎么就死了呢?

 

父亲在我脑海里就是这样,有点呆呆的较真儿,又手欠好动。

 

 

我爸在39岁时才有了我。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没有他年轻的样子,好像从小他就那么严肃,不苟言笑,甚至有些古板,就连那几根花白的胡子都像是从老家村里包邮来省城的。

 

他超爱养生。红茶菌、倒着走、甩手疗法、气功……流行什么都赶时髦。盛行搞红茶菌的那段日子里,他将养红茶菌的玻璃缸放在家里放调料的柜子里。打开橱门就会看到一团黏糊糊的东西漂浮在浑浊的水里,就像生物实验室的某种标本。那段时间我食欲很不好,总觉得所有的菜里都有股福尔马林的味儿。

 

妈妈说,要不是那时候家里穷买不起公鸡,父亲一定会尝试鸡血疗法。

 

父亲的身体其实很好。过年带他去庐山,尽管已经80多岁,但依然走下了全程的锦绣谷。

 

这可能得益于他数十年如一日的饭后散步。

 

记得小的时候,每年暑假,傍晚父亲便会和母亲一起去学校的院子里散步。那时大人里好像只有他们俩有这样的习惯。别家的孩子因为没有大人陪,所以无法走远。而我家总是一起行动,走过马路,到学校的操场去转转。父母会在跑道上走几圈,而我则会在跳远的沙坑里跳上几百次,或者爬杆到数米高的地方像杂技演员一样空中换杆。久而久之,院里的大人便会将孩子拖给我们家带去操场玩儿,最后我家散步时,后头就像跟着个儿童团,浩浩荡荡,乌烟瘴气。

 

有的时候母亲还会为了安全考虑招呼一下孩子们,父亲总是在边上说:让他们玩……让他们玩……

 

 

这种散养思维可能是父亲投射在我和哥哥身上最明显的教育。

 

现在父亲再在学校里散步时总是特别嘚瑟,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有两个儿子在北京混。他也经常跟人交流如何像散养“中暑鸡”一样散养儿子的经验。但其实有段时间,我也知道他在学校院子里散步时,是不太愿意遇着熟人的。因为那时,他同事的孩子不是清华北大,就是南开复旦,而他散养的儿子还在复读考大学,见面真的没啥好聊的。

 

那时父亲的同学在家吃饭,聊起孩子的教育。父亲大谈如何散养,即使那时我哥还在复读考学,我也前途未卜。父亲的朋友借着酒劲儿说:我是不敢像你这样散养。老是三更半夜去派出所接人,我心脏受不了。我还是圈养好了……哪怕他懦弱点。

 

我和我哥在外头打了架,回家难免是要被父亲臭骂的。他和母亲的分工一般是,父亲负责讲道理,母亲负责动手教训我们。

 

但与很多父亲不同的是,他的教育通常更像一次辩论,说得最多的就是:如果你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为什么要用打架这种不好的方式来处理呢?

 

当然,那时这么复杂的哲学问题对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过于深奥了。因为我们认为出发点正确,那么任何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

 

于是父亲最后的总结陈词总是拍案而起:那你们去包打天下好了!

 

我们的总结陈词则是喏喏地嘀咕:包打就包打。

 

记得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班上有同学被校外流氓用刀砍了。于是我就纠集了一群男生带着家伙在校园里把流氓找到,打得像整容失败。最后学校却以我打架斗殴给予留校察看的处分。

 

这次回家,父亲没有骂我,平时不抽烟的他抽了十几根烟后,带着我冒着滂沱大雨出了门。我们去了校长办公室,他拍着校长的桌子质问: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被流氓砍伤了还不敢还手,那不是窝囊废?

 

更多的细节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他问完这话,窗外的雨忽然停下,天晴了。

 

 

这是我记忆里仅有的一次父亲因为我的事去学校。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母亲去,无论是我成绩不好,骂了老师,打了同学。因为母亲总是嫌弃父亲嘴拙,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如何圆滑的斡旋。这点我像父亲,都“情商低”。

 

就像母亲说的,父亲在教育我们的问题上确实有点嘴拙,每次辩论最后都会把自己气得要死。所以后来他就尽可能少跟我们讲道理,但如果要讲,就会让我们无话可说。

 

记得大学时有一次学校本来安排了排练,那天又正好有国足的世界杯预选赛。我想着在家看完上半场再去学校,正好能赶上。母亲就一直在边上催我,直到上半时结束,我风也似的冲了出去。结果到了学校接到通知,排练取消了。我高兴得要死,就又风也似的跑回了家,正好下半时开场。

 

母亲见我出去打个转又回来,就怀疑我压根没去学校,而取消排练的说辞也是在骗她。于是就和我大吵,最后她不惜亲自去学校验证我的说法是不是真的。

 

结果她到排练的地方一看,有毕业班在排练汇报演出,就认定是我骗她。回来二话不说就把电视关了大骂我。我们俩在家剧烈地争吵有如冰水入沸油。最后我踢坏了家里的防盗门扬长而去。

 

一个多礼拜我都没有回家。有天下课在系门口,看到父亲跨在那辆已经破旧不堪的大二八永久上。看到我出来,他从车上下来,拉着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从口兜里拿了一包新买的红塔山,递给我,说:今天晚上回家吃饭。

 

等了半天见我没有吭声,他把烟拆开,递给我一支,又说:你现在是个男人。你妈妈就算错了,误解你了,你就不能原谅她?她最近在更年期,你就不能体谅?

 

说完他就蹬着车走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真真正正是个大人了,父亲认证的。

 

 

我到报社工作后,已经退休的父亲每天就像催债鬼一样跟在我屁股后头催我:你们的报纸怎么又没有带回来?……记得要带你们的报纸回来……

 

我曾经对于这样的催促十分不耐烦,心说:我们报纸才5毛钱一张,你买不就结了?我给你钱!

 

后来我要来北京,新单位让我寄一份工作成果过去。那时我有点麻爪,这一时半会儿到哪去收集?

 

父亲却拿出了几大本厚厚的剪报——那两年我写的每一篇文章都被他整整齐齐地裱在里头,有的旁边还写了几句评语。然后说:复印一份寄过去,这些我还要留着。

 

这就是我的父亲,就像个农民养花种菜一样散养着我们的父亲。只有到开花结果的时候,才知道他是多棒的父亲。

 

后记:

 

为什么今天写父亲?据说今天是农历的父亲节。呃……好吧,我也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反正我信了。

 

因为之前母亲节写《致母亲》的时候说父亲节写父亲。结果那天我正好休息,于是就惦记着啥时候兑现。恰好看到这个不太靠谱的农历父亲节,心想:嗯,还在咱们农历通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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