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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展览中心以北的一栋小楼的二楼，是任志强的办公室。坐在一张特大号班台后面的他，沙汀孤鹜般埋首于文件。一眼望过去，他头顶的黑发，分叉处有些稀疏。
我们一行四人走进他办公室的全过程，他一直埋首文件，头也没抬。及至我们坐到他的大班台对面，他也基本上眼皮不抬，一边盯着桌面的文件，一边展开聊天。他的超大号班台上面层层叠叠，堆着如山的资料，他应该警告过助理不要帮他清理桌面，要不然，其凌乱程度，是助理的失职啊。
起初20分钟左右，面对主问者（慈善家杂志一位记者，今天我主要是当围观者）抛来的问题，他眼皮子不抬，望着桌面，自言自语，不时地操作一把套着塑料套的Iphone4，间或盯一眼面前那台IBM笔记本电脑的大屏幕。
我认为这不是傲慢，应该是他在陌生人面前的一种矜持。当然，开头几个问题略显沉闷，无法让他抬眼挺胸，也属正常。想起多年以前，我和一位美女去采访张欣，那位美女问了大概一半的问题后，张欣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用剪刀剪开来读。相伴随着的是，对问题的回答变得漫不经心，直到结束。
聊了没多久，任志强开始热乎起来，两眼抬起视人，眼中有热度。有一些讨论还很激烈。采访比原定的1个小时增加了50%的长度，然后还有拍照，前后花费近3个小时。任志强始终耐心配合，甚至对于后来主问者明显准备不足的几个问题，任志强说：“你来采访我之前应该做做功课。”但语调温和，不至令人下不了台。
记者们很奇怪他竟然没有耍那著名的坏脾气，他们所担心的，是这样采访对象会一言不合拍桌子摔门，或者嫌你水平太低不理你。但现场来看，至少他今天没这样。他的助理说，任志强很真实，比较情绪化，不会掩饰，也因此被媒体妖魔化得厉害，在我们从他助理那里拿到的一本任志强著作《任你评说》封底上，吴晓波说：“任志强大概是当今中国企业家里最被妖魔化的一位。”
由于时代原因，任志强初中并未念完，但他从没放弃自学。在青年时代下放到养猪场期间，任志强就坚持天天学习，每天看6万字以上的学习资料，拼命恶补各种专业知识，并且十多年里天天如此。
如今的任志强，一旦开谈，像一个内力深厚的高手，让功力太浅的对手简直难以接招。关于公益，任志强认真钻研过不少书籍，在表示不赞成记者的某个观点时，他建议记者去看一本名叫《从贪婪到慈善》的书。
他很少笑，甚至很多时候有点用力地鼓着腮帮子，好像随时准备投入一场嘴仗——因此他的幽默也是葛优式的冷幽默。任志强从办公室来到走道上拍照时，看到我们手里拿着他的几本书《任你评说》、《任我评说》、《任他评说》，厉声喝道：“你们偷我的书啊。”
这样一个不苟言笑的人，聊起阿拉善生态协会（SEE），比我想象的更投入。看的出来，他是真把阿拉善当作一个重要平台，寄予着很大的希望，而不仅仅是当作一个“秀场”。甚至当我们问如何看一些舆论声音认为阿拉善是大亨秀场时，他直斥这种观点是“流氓观点”，是不负责任的看法。“富人做慈善有什么错？难道不让富人做让穷人做？”
他很看重阿拉善这个公益平台的社会影响力和教育意义，他的愿望是阿拉善成为一个全国性公益环保组织，真正给全国想做公益的企业家提供一个能够有所作为的平台，并激起更多人对公益事业产生热情。
任志强认为阿拉善的创新之处正在于其民主制度，“不管你是掌管几千个亿资产的国企掌门人，还是一年只有100万利润的小企业的老板，在这个平台上，都是平等的，大国企掌门人也只有一票，小老板也可以走上舞台。”“在一个没见过民主的地方搞一个民主的东西，民主是这个组织的最基本支撑。”
在极度肯定阿拉善的民主体制意义之同时，任志强也认为，企业应该是非民主的，军队式的，全体人员执行老板的命令，提高效率，创造最大股东价值。
任志强还很看好一些企业家单独发起的公益项目。“民主的成本很高，一个人说了算可以把事情干得非常漂亮。”他提到了盖茨、福特基金会、潘石矻，等等。
任认为，与公益相比，企业坚守自身责任更重要，包括创造利润的责任。“把10万元捐出去做公益，和把10万元留在企业里发展企业，我当然认为后者更重要。因为后者可以聘请10个人，解决10个家庭的生计问题。这比空气污染问题更紧迫。”
因此，公益不是企业的义务，企业做公益是在做增量。“一些人一边做环保公益项目，一边自己的工厂在污染环境，这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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