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叫闫德利的“北京小姐”写了一份自己的忏悔，起因是她被查出了感染艾滋病。跟很多人一样，她在问：为什么会是我？

其情可悯，其言也善。但同时，她公布了一份据说有上百人之多的嫖客电话。这让这个事件产生了轰动。

不知道是否是网站、媒体的炒作，如果属实。这件事太无聊了。

因为一方面，闫德利小姐言之凿凿“性的满足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吗？现实的社会中，男人女人都在不停地寻找着各自的满足，会有谁对谁错吗？”并声称，自己做小姐没什么丢人的；另一方面，又认定，“那些经常光顾我们，表面上衣冠楚楚的男人才是真正的肮脏。”在这种逻辑下，她认定自己公布嫖客的电话号码是正义的。

这种公布，自然也引来不少喝彩。

并非所有的社会行为都没道德标准可循，如果考虑到这个时代社会准则多重化引起的混乱与价值观的迷失，姑且可以放低标准，那么，闫德利的职业及职业行为的确也没什么丢人的。同理，那些光顾闫德利的顾客自然也没什么丢人的。

那么是艾滋病丢人吗？把一种疾病跟道德评判关联到一起，本身就是无聊的。疾病就是疾病，不带社会及道德属性。闫德利不幸感染了这种病，虽然途径来自于她的特殊职业，但大可不必在“忏悔”的同时，带着快意放手一击，公布那些顾客的号码。因为第一，如果你是善意的提醒对方去检查，不妨群发一个短信；第二，如果你认定那些顾客应该接受舆论压力，那么请问，是那些人胁迫你做了这种职业？还是他们在交易中违反了交易规则？既然你认定这种职业没什么丢人的，那么顾客应该是你感恩而不是报复的对象，这是一切商业活动中应有的职业态度。如果都不是，那么上述论断可以推翻，你可以忏悔当初不应该做这个职业。现在看来，好像闫小姐并不后悔自己的行为，那么也就别双重标准谴责自己的顾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