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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书琐记:父亲的一段经历

(2020-05-24 10:22:49)
标签:

《译文》编辑部

《在路上》

《不是单靠面包》

李文俊

茶淀农场

分类: 浮光掠影(艺文艺评)

买书琐记:父亲的一段经历

买书琐记:父亲的一段经历
 

如果说我们家有什么收藏,那就是书了,而买书也成了家传的嗜好。

我的祖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人,他大概不会买书,因为他的生活是很拮据艰辛的,他又没有太多的文化。

买书自我的父亲起。我小时候在北京,那时父亲在《译文》编辑部工作。每个星期天父母亲会带着我逛东安市场,父亲就会带几本书回家。后来他去兴凯湖劳教了,我和母亲到宝应了,家里的书有一大箱子,都寄存到了父亲的同学、好友曹惇家。我记得有一本厚厚的《辞海》,我很想带着,可母亲说,你还用不着。于是就和我拜拜了。后来我上学工作,就买了新版的《辞海》(四卷本),可我还是很怀念那老版的《辞海》。

上世纪80年代父亲落实政策到南京工作后,还是几乎每个周日去杨公井的古籍书店。我们家现在所有的古籍书、有关古典诗词的书、历代小品集几乎都是那时买下的。到农村后,除了几本外文的工具书,我们家的藏书已经荡然无存了。父亲还会到外文书店去买一些内部出版的翻译作品,那时中国还没有参加世界版权公约,许多书都是“内部出版”的。

我调到出版社工作后,也喜欢买书。父亲退休后,由于目力下降,视物困难,做过两次换人工晶体的手术,便减少了对书的阅读,也慢慢不太买书了。

于是我接手了,我主要买散文、游记及有关地方风土人情的书。后来开了书店,只要是认为好的书,都会留一本。于是家里便有了几千册书。

到了这个世纪,我的工作渐渐与书疏远了,眼力也每况愈下,这十多年,已经很少买书了。不过,我女儿又接力了,她买的主要是社会学方面的书,两个书柜也放满了。当然,她主要是通过网上购买。

我两三年前因为写一些有关宝应文史的文字,买了《扬州文库》中的十来本书,查阅资料方便得多,也是从网上买。

而最近又从网上买了一些书,这些书都是与我父亲有关的,也可以说,我是为了解父亲、求证父亲的某些经历,才千方百计买了这些书的。

起因完全是很偶然的。我在我的新浪博客上看到一则留言,询问我父亲的一些情况。这是一位有志于研究中国现代翻译史(1949-1979)与外语人命运的学者,他在收集资料。他让我知道了我从前不甚清楚的关于我父亲的一些事。

几年前,我把父亲以前翻译的一些诗歌、小说、评论收集起来,准备为他出版一本翻译的文集,但由于许多资料难以找到而拖延下来。我不知道的是,父亲即使在劳教期间,也曾翻译过文学作品。根据这位学者提供的线索,我从网上买到了我父亲当年的同事、著名翻译家李文俊先生的几本书,其中几处提到了我父亲何如曾经参加过当时一本内部出版的书《在路上》(作家出版社196212月出版)的翻译。

李先生在《西窗看花漫笔》(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8月出版)一书的《天末怀咸荣》一文中说到:“六十年代时上级领导布置出版内部书。他(指施)、黄雨石,还有刘慧琴、何如和我曾经合译过《在路上》(怕是第一个中文版本了吧)。”(第165页)

在《尘缘未了》(海天出版社20187月出版)一书的《我这一辈子》一文中也提到:“我记得亦曾与施咸荣、黄雨石、刘慧琴、何如等人合作,节译出版了‘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在路上》。”(第199页)

而在另一本书《有人喊ENCORE 我便心满意足》(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4月出版)中也收有这篇文章《我这一辈子》,但那个版本中唯独没有我父亲的名字,其他合作者的名字与前后的文字都完全一致。我不知道这后来的版本加上了我父亲的名字是什么原因,或许是我在20178月拜访了李文俊先生,让他又记忆起了何如这个名字(?)。

我很想买到这本60多年前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在路上》,可在网上久搜未果。因为此书翻译者的署名是石荣、文慧如,便是取了五位翻译名字中的各一个字,石荣即黄雨石、施咸荣也,而文慧如即李文俊、刘慧琴与何如也。

不过我还是有些怀疑,因为自19583月起,父亲已经被发配到了兴凯湖。后来又转到了河北的茶淀。在这个时期,他不太可能获得翻译文学作品的机会。而且《在路上》是是美国“垮掉的一代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创作的长篇小说,绝大部分是自传性的,结构松散,断断续续,描写一群年轻人荒诞不经的生活经历,反映了战后美国青年的精神空虚和浑浑噩噩的状态,被公认为60年代嬉皮士运动和垮掉的一代的经典之作。这本书在当时是非常“反动”的,是“反修”时特批的“黄皮书”。按理父亲不太可能成为合作者,虽然这些翻译者都来自两个单位,一是父亲供职的中国文联《译文》编辑部,二是出版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当时是人民文学的副牌)。

我又从父亲的留下的一些零碎的文字材料中找到某些端倪。他提及在《译文》编辑部(后改名为《世界文学》)工作时,即他没有被发配之前,“有时还接受内部翻译任务,除在《译文》上发表的之外,还参加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发行的苏联作家杜金采夫的长篇小说《不是单靠面包》的集体翻译等。……编辑部还编辑一种不定期的供领导同志参阅的《外国文学参考资料》,我也编过。”

我从网上买到了作家出版社19578月出版的《不是单靠面包》,很不容易,因为存世的实在太少了,内部发行,当时只印了1500本。定价3元,而我花了将近180元。这本书的版权页上,赫然印着的翻译者中,有我父亲何如的名字。一共有16位译者,已经无法知道父亲翻译的是哪章哪节了。

我把这个情况告知那位学者,他觉得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了。因为我父亲有参加翻译内部作品的经历,所以后来翻译《在路上》时,又找到了他。而我父亲自1960年起已经转到属于北京市公安局管辖的河北茶淀农场了。北京的有关部门联系到他,还是比较方便的。

我于是又一次通过电话找到了李文俊先生询问有关情况。他比较肯定的是我父亲参加了《在路上》的翻译工作。我提出当时父亲还在劳教期间,他说也不清楚怎么联系到我父亲的,我父亲是很配合的,那时叫他翻译他就翻译,并说两个人翻译前半部,三个人翻译后关部,又向我解释了署名的由来。并说也有可能是落难前翻译的,等书出版时人已经离开单位了,后来也没有拿稿费。

《在路上》在美国出版是1957年,如果中国的翻译是在1957年下半年进行的,我父亲有可能当时参加。因为我查到的1957年七月号的《译文》杂志上还发表了我父亲的一篇译作《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花”》。他是到19583月才因“右派言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公职,遣送到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劳动教养的。但从作家出版社的出版时间看,是在1962年底,如果1957年底翻译开始,是不会一直拖了五年才出版的。所以我倾向于是父亲到了茶淀农场后才参加了《在路上》一书的翻译,可能是经过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特别批准”。

我父亲自1964年初被调入了北京市公安干部学校任英语教员。据那位学者提供的资料,当时还有一位符家钦先生,写过一本《流年絮语》(世界华人出版社2003年出版),在书中,作者说:“18日(64年),奉调至北京公安学校外文班任教。校址在京郊清河镇公安大楼。院中花木扶疏,遍种果木,兼有城市山林之胜。校长宋乃楦(应为宋乃煊)。校方开设英、俄、法、德、日五个语种。学员二百余人,由北京公安学校毕业生中选拔,均有工资。我在英语组教英汉翻译,兼授汉语。月薪暂定60元,俟转正后再议。英语组在五语种属大组,教员十余人,均外语院校毕业之青年教师。新从公安局五处改造单位选调来者计18人,有刘祖慰、马尔岚、张小毅、何如、杜友良、富澜等。刘祖慰与何如均为原中央大学校友,毕业较我为晚。”(第308页)他们这些教员都是来自劳改系统的。一直到“文革”爆发,他们又回到茶淀农场。说明在当时,这些有一技之长的人,还是会被尽量利用,以发挥他们的特长的。

真正的情况,还有待于再寻找更多更准确的证据与资料。

不过,从已经买到的书中的片言只字了解了父亲一些不为我知的经历,对我来说,也是某种欣慰,同时也是通过买书得到的乐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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