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应该是一个集中休息，集中玩乐的时候。回想起从小直到现在过年的玩法，还真是大在不同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小的时候是在北京过年。给我的记忆一个是大年三十晚上放鞭炮。那时我们放的没现在花样多，只有小鞭、二踢脚、麻雷子，最好玩的就是老头花。一个泥做的老头，头顶上有一个捻儿，点着了就滋出火花来，有一丈多高，像树又像花，很好看，要滋好长时间呢。

而大年初一就是大人领着逛厂甸的庙会，吃冰糖葫芦。记得有一次母亲给我买了一杆红缨枪，我高兴极了，学着我最崇拜的赵云，挥舞着在院子里和小朋友打仗。可好景不长，很快就把枪头打断了，我急得哭了起来。

到了六十年代初，我上小学五六年级了，有一次在上海姑妈家过年。年初一表哥表弟和我一起去附近的文化宫玩。文化宫用绳子拉起来，上面五颜六色的小纸条上写的都是谜语。我最喜欢猜谜了，于是我们分工。我负责猜，表兄弟们都忙着排队去兑奖，猜对了有铅笔、橡皮、练习簿等小奖品。到了中午，我们抱着一大把奖品凯旋，大家得意极了。

六十年代末，搞文化大革命了，学校里的教室都成了各个不同的战斗队了。我们把课桌拼起来，铺上被子，变成一个很大的铺，大家都围坐在一起打牌。我们玩“赶猪牵羊”，分组比赛，决出冠军。年三十晚上打一个通宵，算作守岁。大家吃各自家里带来的花生糖、炒米糖，兴奋得毫无倦意，玩得非常开心。

七十年代我已经下乡插队了，那时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而我们知青都参加了文艺宣传队，排演样板戏，到各生产队演出。知青在一起，天天唱呀跳呀，到哪个生产队演，就由这个队招待，天天吃肉。我们认为是最有意思的过年了。我们大队排演的是淮剧《智取威虎山》，我是跑龙套的，饰演土匪八大金刚中的副官长。有一次，该我上场了，可我还在和知青抽烟聊天。看戏的小孩子对剧情已经烂熟于胸了，就赶快提醒我，该你上了。这时场上已经冷场了，我上去，赶忙添了一句台词：“怎么不叫我副官长呀？发生什么事了？”这才接了下去。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调到南京工作了，父母孩子都在一起过年，也没什么可玩的，而且每年都要去单位值班。只记得有一年，我骑着自行车带着女儿去夫子庙看灯。可人实在太多了，自行车只能停在杨公井，我把女儿扛在肩上，她才能看到，结果弄得筋疲力尽。当时的感觉，过年已经没有太多的乐趣了。可女儿还是很高兴的。

到了这个世纪，全家人又回到上海了。父母在的时候，我们想出去旅游，但老人又不能出去，让他们在家也不放心，所以过年的玩也就是在家看电视了。顶多是每年初一上海的亲戚聚会，吃完中饭，陪着老人在附近的七宝古街走一走，可母亲还是说，人太多，别转了，回家吧。

直到最近几年，父母都离开我们了，孩子们也大了，想起利用春节长假外出旅游了。2012年去了武汉（有博客记载），2013年去了安徽朋友在山里办的野猪养殖场（有博客记录），都有新鲜的感受。2014年我们开车去了浙江安吉的江南天池，滑雪、泡温泉，只是看到到处人满为患，给浓浓的玩兴减色不少。而滑雪时才想到自己已经六十五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

现在看来，过年的玩，应该首先是属于孩子们的，是孩子欢乐喜庆的世界，无忧无虑，天真烂漫；当然也是属于年轻人的，趁着身强力壮，多走出去见见世面，陶冶心情，释放疲劳；至于老年人，就应该有所选择了，还是以休闲为主，就是旅游，也不必赶着这黄金周与年轻人“轧闹猛”了。

明年过年如何玩呢？看来要提前规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