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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法、黄发有:做一本杂志就像养一个孩子

(2019-04-01 22:28:37)
分类: 推荐

做一本杂志就像养一个孩子

林建法  黄发有


林建法、黄发有:做一本杂志就像养一个孩子

林建法、黄发有:做一本杂志就像养一个孩子
林建法、黄发有:做一本杂志就像养一个孩子

黄:有人在文章中说,《当代作家评论》好像就是你的面孔,认识你首先得从了解它入手。确实,你对于期刊编辑工作称得上是痴迷,心甘情愿地为它受苦受累。编辑实践和你的生命历程已经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期刊是你生命的延伸。首先请你谈谈自己与文学批评期刊结缘的过程,你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工作作为你毕生努力的事业?

林:我是一九七〇年底当兵的,入伍后不久就开始搞新闻报道,后来跟领导的关系搞得不太好。一九七六年五月,我主动要求到西藏去插队,直接到日喀则的一个公社当农民。一九七七年我在西藏参加了高考,被录取到华东师大。在大学读书时,我的研究兴趣是文学理论,毕业论文题目为“艺术永恒性探奥”,但毕业论文差一点被打成不及格,因为一九八一年的文学观念普遍还比较正统。毕业分配时,按理我应该回西藏,但我在西藏冻伤过脚,还患有早期脉管炎。华东师大考虑到我的身体,就把我改派到福建去。几经波折,最终被安排到《福建文学》理论组当编辑,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工作。

一九八五年,《福建文学》的副主编魏世英主持创办《当代文艺探索》,他对我的两年编辑工作有比较高的评价,亲自动员我到《当代文艺探索》去。经过几年的锻炼,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办刊理念,我觉得自己有实力也有想法,但没有施展抱负的舞台。不久,编辑部从外面调入一位副主编。我认为继续呆在这边,自己的想法只能成为泡影。赶巧的是,我的一个从事诗歌评论的作者李黎是沈阳人,他知道我爱人是辽宁人,就很热心地问我:“哎!你想不想回辽宁啊?”因为他的牵线,我于一九八六年七月调入《当代作家评论》,一直干到现在。

黄:不少文学圈内的人认为,你生来就是干主编的料;你自己也在一些轻松场合风趣地说:“我最适合做一个主编!”。你在确认自身定位时,有没有考虑过别的人生设计?你在北上辽宁时有没有万一做不好的心理准备?

林:我自以为具备了做一个好编辑的基本素质。通过正规的大学教育的系统训练,对文学的基础知识掌握得比较扎实。尽管很早就开始写一点批评文章,但我没有发现自己有创作才能。我做事情,总希望能做得最好。为此,我很早就下定了决心,渴望把编辑工作做到最好。北上辽宁时,我没有和对方谈任何条件,当时也拿不准对方是否会给我安排一个主编或者副主编的职位。

我是一九八六年七月份去辽宁的。当时,这个杂志的主编陈言先生已经五十七岁了。《当代作家评论》那时做得比较平稳,主要发表作家论、作品论,我觉得这个刊物比较适合我。辽宁作协一九八七年一月份任命我为副主编,但是到四月份才公布。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那么多老人都盯着这个位置。作协主席金河当时把这个位子给我,确实是比较有眼光的。他跟我说能做什么就可以随便去做。其实我把这个事情看得挺淡的,我跟他说不是我不能干,但我来的时间太短,别人会不会有想法,他说这样安排就是为了能更好地工作。

黄:你给《当代作家评论》带来了那些新的变化?期刊界存在一种现象,新任的主编或副主编不少都有一种“影响的焦虑”,希望期刊面貌焕然一新,但近乎“变脸”的动作也使杂志风格缺乏连续性,为此而失去了原来的读者,使刊物伤筋动骨,甚至一蹶不振。你在实践中如何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林:我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搞了三个研究专辑:王蒙研究专辑、刘再复研究专辑、马原研究专辑。做王蒙、刘再复,大家都可以理解,但在一九八七年一月份做马原研究专辑,有些人就不同意,尽管大家对马原评价不错。连他当时在我们编辑部的一个同班同学,也不太主张那么快地搞马原专辑。当时马原在《作家》上发表《大师》,《作家》就受到上面的警告。《作家》把我们的这个研究专辑送到吉林省委宣传部,这救了《作家》的急。我逐渐感到这种作家评论专辑的方式特别好,可以从各个角度对一个作家进行评论。

黄:这种集束批评的形式是《当代作家评论》的特色,创刊号上就同时发表了殷晋培和彭定安评价邓刚小说的两篇评论,但将这种“集束”评论集结为“专辑”形式始于一九八七年第二期,该期同时推出了“金河评论专辑”和“《古船》评论专辑”。你们一直坚持搞专辑,这种形式是你的创意吗?

林:早先的时候有,但只是二篇三篇的松散组合,没有醒目的栏目设置。我去了以后就渐渐地把一些栏目、标题做得更明确了。希望批评家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就是说你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从社会学的角度,也可以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发出不同的声音。我觉得文学这个东西是活的,并不是一个人说了以后别人就没办法说了。

黄:《当代作家评论》的一贯特色是对文学现场的密切关注,从文本出发也是其办刊的核心理念。由于人际关系、知识结构、审美趣味等多方面的因素,常常使批评家的评说产生偏差甚至误判,你如何使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在总体上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林:既然叫《当代作家评论》,就得是对中国作家的评论,评出最优秀的、最有特点的作家。我觉得文学其实是非常个性化的东西,文学史必须是从作品出发而不是从作家出发,当然作品也是作家创作的。只有作家而没有作品的文学史肯定是苍白的,你就是写上几千个、几万个作家的名字,这个文学史也不成立。讲到文学史的构成,我个人觉得其实就是一个由最好的、最有魅力的、能够留传下去的作品构成的历史链条。

我接手这个杂志后,就希望所有编辑对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新作保持足够的关注,对作品进行大量的阅读。从那时一直到现在,我一个月大约有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字的阅读量。为什么《当代作家评论》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没有遗漏重要的作家和重要的作品呢?这在于我们不是靠别人而是靠自己的阅读来进行判断。从一九八七年开始,我个人跟踪的作家起码有二三十个,他们的作品只要一出现,我就及时地阅读,及时地对它们进行评介。最明显的是余华,他的每一部长篇只要一出来,《当代作家评论》几乎都是最早做专辑进行推荐的。还有莫言,因为他的作品量太大,我们无法跟踪评介其所有作品,但像《酒国》这样的重要作品,我们都发表了专题评论。再如尤凤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代作家评论》的积极推荐,才引起了更大的关注。我们对他的“抗战系列”、《中国一九五七》、中篇《蛇能不能毒死自己》、《泥鳅》,都推出了评论专辑。有的人就开玩笑说,尤凤伟是被《当代作家评论》捧出来的作家。我觉得一个杂志总要发现一些人家没有意识到的好东西,并不是说杂志能培养作家,或者培养批评家,但是应该能发现作家,发现批评家。

黄:《当代作家评论》在一九九八年新设了一个“寻找大师”栏目,发表的文章引发了一些争议,有的认为其标准有苛求之嫌,更多的认为其中多是溢美之辞,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分歧?

林:作家创作就跟农民种地一样,有的时候年成好,有的时候年成差,甚至写出失败之作,这都很正常。但我们始终坚持一点:面对不同作家、不同作品做不同的评论。对年轻的作家应该更多地扶持,不要太苛求,但对成名的作家,尤其是一流作家,应当苛求他们。

我希望“寻找大师”栏目里的文章能用大师的标准来要求作家,这些设想在开栏时的“编者按”中讲得很清楚。说实话,发表的文章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太理想,有一些有一点批评,总体上还是认同的比较多。当时有一家报纸还说我觉得没有意义,我好像没有讲过。我只是觉得这个比较难做,其实真的不应该树那样的口号,重要的是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

《当代作家评论》是以作家、作品评论为主的。只要作家在进行创作,这个刊物就始终会有一副新的面孔。因为它不可能总是评介那几个作家,要对不断涌现出的新作家、新作品进行及时而准确的反应,不断给杂志注入新鲜的东西。

黄:《当代作家评论》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判断、选择时肯定有所拒绝。你们拒绝的是哪些东西?

林:刊物要学会拒绝。我们希望能够发现一流的作家和作品,这个自然需要关注作家的创作潜能,关注哪一些作家能够在整个文学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作用。这就需要对作家和作品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需要有比较厚的学术功力,需要大量地阅读作品,判断这部作品值不值得我们去评介。我们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批评家的判断,相信作家的判断,而不会去相信一些奖项,也不会受到媒体或者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怎么判断跟我们没有关系。比如茅盾文学奖,有几部获奖作品可以在文学史中留下来?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大的篇幅发表反思茅盾文学奖的文章,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觉得公正的评奖有引导作用,但好的作品老是没有评上,评奖的权威性不能不受到污染。比如张炜的《九月寓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莫言的《酒国》等,我个人觉得这些作品比一些获奖的作品更有价值。

我们要拒绝什么东西呢?伪现实主义作品,那种平庸的、没有个性的创作。比如《省委书记》,我认为艺术上不如《桑那高地的太阳》和《泥日》,所以我们发过一篇尖锐的批评文章。周梅森早年的作品也是写得不错的,后来的作品总是宣扬概念化的东西,艺术上也比较粗糙,我们就拒绝响应。像《沧浪之水》,尽管得过《当代》文学奖,但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说,并不像北京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好。

黄:这些作品提供的是对一种社会现象的外部描述,大同小异,没有提供更多的个人艺术经验。那么,你是否担心过自己的拒绝有看走眼的时候?

林:有那么多人在说好,就你说不好?这个时候杂志就要显示出自己的判断和眼光来,那你能不能确定你这个眼光是对的?有人问我,万一这个人得了诺贝尔奖,你怎么办?我说诺贝尔奖有一定的权威性,但它不是唯一的。如果中国作家有幸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没有评价,我肯定要反思自己。有很好的一部作品,我们没有注意到,作为一个编辑是有责任的,一个好的编辑不能推卸责任。

黄:诺贝尔文学奖遗漏了不少大师级人物。你办刊物这么多年,现在回顾过去,感觉有没有遗漏过应该纳入视野的作家或作品?

林:《当代作家评论》在小说方面做得比较多,比较好。有人就说《当代作家评论》就是“小说评论”。在我接手之前,老主编在新诗方面就做得比较少。我自己做了一点,但不多。再一个,我们对诗的了解确实有问题,这跟阅读的限制有关,同时也跟现在的诗评家不太活跃有关,沟通方面也有问题。而在小说家方面,譬如王小波,我们对他关注得比较迟,是在大家都谈他的时候才有一些反应。尽管觉得王小波不像一些推崇者讲的那样伟大,但我们也搞了一个专辑纪念王小波。像朱文是不错的小说家,但我们评介得不多。我觉得不遗漏肯定比较难,最好是意识到遗漏了之后及时地补充上去。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认为《当代作家评论》应该包容八十年代中期《当代文艺思潮》、《当代文艺探索》和《当代作家评论》的品质。将思潮、探索、评论综合在一起,办成一个比较像样的刊物,这是我想做的,但是离这个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黄:《当代作家评论》一直关注当代文学批评的动态进程,重视批评经验的积累,并注意通过筛选来稿来发现新的批评家。对于作者队伍建设,你有什么心得?

林:我们在设置栏目时,也考虑到了选拔后备作者的功能,比如开办“学位论文选载”等栏目,就考虑到博士生、硕士生在学校有三年的时间进行专题研究,对一个课题应该能思考得比较深入。这也是《当代作家评论》补充新鲜血液的重要渠道,从经过较长时间的系统学术训练的研究生中选拔突出者,补充到作者队伍里面来,形成刊物推陈出新的梯队。二〇〇五年我们又推出了“研究生园地”栏目,为全国在校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提供学术交流平台,每期刊发四篇,一年就是二十多篇,坚持数年必有成效。

《当代作家评论》一直很注意通过筛选来稿发现新的批评家,譬如谢有顺在大二时给我们寄稿子,用了他的稿子之后,又向他约稿。到第二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以后有什么样的稿子都可以寄过来。对批评家的发现,我觉得我们做得比较好,像李劼、王彬彬、张新颖、郜元宝、吴义勤在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就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过不少文章,有一些批评家的处女作就发在《当代作家评论》上。不管是谁,也不管有没有关系,只要看准了这个人,我们杂志是始终追踪不换的,努力给批评家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好的机会。

黄:你在办刊时非常注重集思广益,使刊物的编辑理念贴近批评现场,与批评的动态进程形成了同步的互动,体现出一种敏锐的观察力与判断力,与此同时,你如何保持清醒的独立性,排除一些鼓噪一时的伪问题和伪主义的干扰?

林:《当代作家评论》能办到今天这个样子不是我一个人挣来的,靠我一个人也做不到。比如陈思和有了“无名论坛”的想法时,就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我认为这个题目比较有意义,再一个对他的能力比较信任,所以很快达成共识。再譬如,二〇〇一年我们搞的那个长篇小说文体专辑比较成功,事实上我们从一九九三年就开始搞长篇小说研究专题,为什么八年后才针对文体大做文章呢?因为我觉得当时的长篇小说创作尽管出现了一些不错的作品,但不如人意的地方比较多。跟世界上的许多长篇巨制比较起来,我们很难说哪一部作品达到了与之比肩的水平。我们与《收获》联合在大连搞了一个会,确定的研讨题目比较小,专门探讨文体问题,这样可以做得比较到位,不至于大而无当。

黄:《当代作家评论》很重视厚重的学术建构,另一方面,在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的“编后”中就强调要摆脱“‘学报’味较浓,长文章居多,信息量不大”的沉闷局面,你如何处理这个矛盾?

林:学术性的东西要站稳脚跟,需要有比较厚重的学术积累和比较完备的学术素养。但我们不喜欢讲章式的、讲义式的文章,我们选择的批评家也决不是故弄玄虚的学究,作为与文学共同前进的文艺批评者,他们的文字应该有活力有生气。我们喜欢那些有思想又有可读性的文章,我自己觉得评论文章也可以写成美文,系统的理论阐述可以通过很美的文字表达出来,而不是说我发现了一个问题,然后把干巴巴的道理告诉大家。

黄:《当代作家评论》以前比较注重动态的评价,但现在也开始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当代文学作品以及作家进行评介和描述。近年,《当代作家评论》非常关注学院空间的批评声音,使学术探索获得了不断推进的纵深感与反思历史的厚重感。在做这方面工作的时候,基于什么考虑?

林:一方面,现在大学里有很多重要课题,比如国家和省部级的社科基金课题,这些课题经过比较完善的论证,在评审时专家学者帮我们把了一次关。我们在选择学院派批评家的时候,首先得考虑他们的课题跟我们刊物的风格是否吻合。像陈思和的“无名论坛”的设置,王晓明、蔡翔的“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专栏的设置,王尧关于文革文学史的研究,你对文学期刊与出版的研究,以及像吴义勤的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理论研究,这些课题都敏锐地触及到文学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是重写文学史的新视角。另一方面,我们还与苏州大学合作开办了“小说家讲坛”。通过近二十年的文学观察,我跟王尧都认为文坛已经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甚至伟大的作家,但是他们的意义在某些方面被遮蔽了。我们在组织与策划的时候,一方面让小说家面对文学现场,对学生谈一些对文学的切身感受;另一方面让王尧跟他们对话,通过对话的形式把问题引向深入。在刊物推出专辑时,我们还找一些批评家对作家进行系统的评介,这就使形式更活泼更丰富。只要看入选的作家名单,就不难看出我们是殚精竭虑地要做点有意义的事。当然有一些我们邀请的作家因为特殊情况没有到场,像张承志不愿意参加类似的活动,王安忆嗓子有咽炎,这个我们在“主持人的话”里也做了说明。苏童的演讲一再推延,他说没有给大学讲课的经验,有点打憷。

黄:《当代作家评论》在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年连续开设“小说家讲坛”栏目,产生了良好反响,有没有考虑过把这种讲坛变成流动讲坛,通过这种活跃的现场形式来冲击传统的文学教育尤其是高校教育的局限?

林:如果仅仅局限于一个大学,肯定会限制其传播效果。而且,长期由一个批评家与众多作家对话,也有局限性。做了两年之后,我们有了一些新的思路,比如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搞的“新世纪汉语写作学术讨论会”,请李锐、阎连科、方方、蒋韵这几个作家来学校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流动讲坛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在中国高校的图书馆,几乎都能读到《当代作家评论》,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把一个大学的讲坛变成辐射众多大学的教育渠道,甚至渗透到社会上的文学爱好者中间。

黄:近几年,你在编辑刊物的过程中,也积极地介入文学出版。通过与文学出版的互动,你认为给期刊带来了那些变化?

林:在“小说家讲坛”的基础上,我们又做了二套书。“小说家讲坛”现在已出版了七本,即张炜、余华、韩少功、史铁生、李锐、莫言、王蒙的专集;与苏州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新人文对话录”十本,参加对话的作家大部分是来过这个讲坛的。现在我跟王尧正在主编一套“新经典文库”,把这二十年来经过实践检验的好作品收进来,现在已经出了张炜的《九月寓言》、李锐的《无风之树》、铁凝的《玫瑰门》、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贾平凹的《浮躁》、莫言的《酒国》、张承志的《金牧场》和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新经典文库”跟别的丛书的操作形式不太一样,书中除了作品外,还收入作家传略、年表、评论索引和一篇作家专论,这就为大学的文学教学和文学学术提供了一些系统的资料。《马桥词典》、《务虚笔记》和《米》也将加入这一阵营,而且我们还计划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思路,因为文学本身是丰富多彩的。

黄:与国内的其他文学批评刊物相比,《当代作家评论》有那些人无我有的东西?

林:这几年来,《当代作家评论》的信息量不断地增加,我们不是光对小说家进行评论,同时也研究诗人、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甚至对编辑和批评家进行专题批评。像二〇〇三年我们做的批评家专辑和编辑家专辑,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谁这样集中地做。鉴于传媒对文学的影响日益加深,我在一九九三年就设置了“当代期刊与编辑”栏目。你这几年就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问题,做深入的研究。我估计对文学编辑的系统研究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我觉得编辑的创造性劳动也是应该有人去关注的。《当代作家评论》的眼光和视野是非常开阔的,它不是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角度里,我想只要参与进整个文学活动的全过程,刊物就会生机勃发。

黄:近几年,由于文学期刊尤其是批评期刊普遍陷入生存困境,有一些编辑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听任期刊自生自灭,还有一些编辑放弃老本行,转行从事高校、出版等领域的工作,而你依然乐此不疲,《当代作家评论》依然密切关注文学现场的深层脉动,坚守着一种与文学共呼吸的可贵品质。你在期刊编辑实践中,最能给你带来成就感的是什么?你如何理解编辑的功能与责任?

林:我当编辑,希望所有好的评论文章都由我这边发出去。我们不但要发现好的作品和好的批评家,还希望能不断提出一些新的话题和新的命题,对整个文学建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好编辑必备的东西,就是必须对整个文学运动有一个全局性的视野和前瞻性的眼光,能够从文学最初的发端和最初的现象中间看到文学发展的脉络,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杂志还没有发动过像“重写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样的比较有影响的文学讨论。不过,我们在“文革文学”方面,还是花了比较大的功夫,“无名论坛”的一些文章就具有首创意义。还有,我们没有通过对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的发现,策动一波思潮,让类似于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潮流从我们这里发轫。当然,做一个好的编辑很难,除了具备艺术眼光和人文胸怀,还得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那就是不怕吃苦,有艺术信仰。现在很多编辑不会把这个职业作为终身选择,我也碰到过很多很多的诱惑,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做这个刊物是很累的,做一个编辑尤其是主编,有多少功夫搭进去都不够。我有读不完的书,联系不完的作者,一些稿子往往要压上很长时间。

黄:不少人很欣赏你的一种品格,那就是在会议上不愿多说话,总是喜欢坐在幕后。对于这样一种性格、气质,跟你对编辑的角色定位是否有关系?

林:有关系。我不太习惯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言,喜欢和三两个朋友在一起谈,这时不用担心自己的表述不清楚。《当代作家评论》是一个文坛比较注意的刊物,表述不清楚会影响人家对你的理解。我当主编,很少对人家给我的稿子拍胸脯说没问题,稿子的取舍不能太草率,因为可能第一步你看不出门道,第二遍就看出来了。所以我更多的是在听、在看、在想,很多题目都是突发奇想的结晶。为什么杂志能办成这样?因为我对作家了解,也对批评家了解。如果只对作家了解,而对批评家不了解,你就拿不准让谁去给一个作家做评论。只要寄给我个人的稿子,我都看,但是看得很慢。我的工作量很大,连校对都是由我自己做。我觉得做一本杂志就跟养一个孩子差不多,你要尽量做得完美。如果有个字错了,有个栏目设置有问题,我的心里都好大一阵子不太好受。做长了之后,你会做得很累。所以有很多场合我都喜欢静静地听,听过以后再想。因为有不少问题我也只是想到而已,只能跟大家私下交流,包括对作品的阅读,我都是粗阅读,不可能像批评家那样考虑得那么深入。为了扩大视野,我要读众多的作品,不可能细嚼慢咽,往往是囫囵吞枣。

黄:有人说《当代作家评论》变成了“当代作家表扬”,你怎么看待这种批评?针对这个问题,你是否计划作一些改进,尽量避免别人对《当代作家评论》的误读。

林:我一直在作这方面的努力。洪治纲对茅盾文学奖的批评比较到位,吴俊和李静对王安忆的批评也说到了点子上。我是打算提升杂志的批评力度,我们欢迎比较有分量的批评文章,但是你也不能让刊物去组织这种文章,这种文章可遇不可求,如果我先入为主地组织一些人写批评性的文章,说不定变成大批判了。我想好的批评家在揭露缺陷的时候也挺慎重,不能太草率。我一直认为批评文章应该是说理的,有发现的,可以指名道姓,可以对作品进行很严厉的批评,但是必须具有真正的批评品格,而不是搞人身攻击或者纯粹是以误读为前提的。如果是误读的,我个人决不愿意发这些东西。

黄:为了倡导敢于直言的批评品格,有没有考虑为这类文章专门设置一个栏目,或者一个不定期的栏目?

林:有。我们有一个“理论批评”栏目,理论批评文章都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批评文章有的时候不应该仅仅针对谁,如果刻意地和人过不去,甚至不断地纠缠,带着意气去批评哪个作品,我认为这是有违恕道的。

黄:你如何评价当前文学期刊的总体状况,你认为文学期刊尤其是批评期刊应如何应对当前面对的种种考验与挑战?

林:近几年来,办得有特色的文学期刊不多,众多的刊物大同小异。二〇〇四年我又做了一件事情,开办了一个“文本互动”栏目,每期发一个原创性的中篇,同期发评论文章,以期在文坛上引起一些关注,推动作家对文学形式的探索。这本身就是挑战,如果不做就不会有问题,而做的话肯定就得冒风险,但是我们还是决定试试看。

办杂志也应该探索,也得不断创新。《收获》、《钟山》、《花城》、《山花》、《作家》、《上海文学》都办得比较有特点,它们在总体风格上也比较成熟,但将它们都放在一起,个性特征还是不太明显。我们刊物也存在这个问题,跟《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小说评论》放在一起,把封面遮住,不是说大家一眼就能发现这就是《当代作家评论》。这几年我们在创作论、批评论、作家论等方面,应该说还是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有的时候重叠的比较多,这样无形中削弱了刊物的影响力。大家差别不太大,特征也就不明显。我不断琢磨的,就是想跟人家有一些区别。      

           (原载《香港文学》20056期、《作家》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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