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2011年11月29日20版

似曾相识燕归来
                          ——关于当前旧体诗词创作的访谈

谢有顺  张 健
 

　　编者按：人们一谈起现当代诗歌，基本上指的都是新体诗。大部分现当代文学史中都找不见旧体诗词的章节，在论及一些多面手作家比如鲁迅的时候，文学史往往也只谈其杂文、小说、散文，绝少论其旧体诗创作，尽管鲁迅的旧体诗写得公认很出色。在中国文学史上一度璀璨夺目的旧体诗词，仿佛屋梁上熟悉的燕子，突然一天飞离了人们的视线。

　　现在，有人说这燕子飞回来了，有人说这燕子从未离开过。在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研究院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古体诗词创作学术论坛上，当前旧体诗词创作的成绩与不足，旧体诗词在新时代如何发展，新、旧体诗二者的关系等话题成为专家、学者、诗人们讨论的热点。

    记者：我国旧体诗的创作现状如何？旧体诗是否适于表现当代生活与当代情感？
    谢有顺（中山大学教授）：我并非谈这个话题的最佳人选，我对旧体诗写作的了解也并不全面。但据我有限的观察，旧体诗的创作人群很庞大，活跃的人也很多。更重要的是，旧体诗的作者，不像新诗作者那样，大多局限在文学界，而是遍布社会各界。他们在吟唱之时，自娱、自况的意味浓，在创作上所寄托的名利之心，普遍也比新诗界要淡泊得多。但他们似乎更渴望交流，不少的人，都是用手机写旧体诗，然后用短信的方式发给朋友们，收到的朋友也多以短信回应。用这种现代的技术形式写旧体诗词，已成当代一大文化景观，这对一种文化、语言的传承，对一种世道人心的观察与体悟，是大有益处的。只是，我所读到的当代人写的旧体诗，大多还是陷入了无病呻吟、为文而造情、“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套路之中，多半是用自己的舌头唱古人的歌。虽然不少人也掌握了一些旧体诗的技巧和用典，但多半也是文字游戏，陈词滥调，是一种根据旧体诗词规则进行重新组装的语言表演，所以，真正出彩的、有新意的创作，是极少的。尽管鲁迅说，好诗到唐朝就写完了，但我认为，一种旧的文学形式，有时也还是能够表达当代生活和当代情感的，重要的是作者如何处理当下这些复杂的经验，并为这些经验找寻到合适的语言和形式，由此建立起一种有新创造性的说话方式。

    记者：在当前的文化生活中，旧体诗创作发挥着什么作用？
    谢有顺：这是对一种传统的文化记忆的保护。语言只有在不断的使用中才能得以完整的留存下来，孟子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存下来的部分，化腐朽为神奇了，就会构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而格律诗在过去漫长的演进过程之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属于它自己的语言规则，它是汉语精粹化、结晶化的典范，了解它内部的秘密，并试着以它固有的经典形式来重新使用这种语言，这是对传统的温习，也是一种向古人致敬的方式。同时，旧体诗创作也是一种自我表达，尤其是对内心一些微妙情愫的捕捉和雕刻，无论是对创作者还是欣赏者而言，这样的语言训练都是一种良好的精神生活的表现，是有积极意义的。

    记者：从自身建设上来说，旧体诗当怎样发展？
    谢有顺：写作旧体诗的人，需要有一种进行文体大解放的勇气，才能出新。不能一味地强调旧体诗中保守性的一面，而是要想法克服这种艺术上的保守性，为新的生活和情感找寻新的语言出口。不要怕冒犯艺术规范，也不要刻意回避那些俗字俗语，要以自己的艺术勇气为旧体诗建立新风格。不要只求如何像古人，而是要求如何像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记者：当前的旧体诗创作，怎样推出精品力作？
    谢有顺：模仿古人是必须的，但模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创造。旧体诗创作最怕的是自我伪装，在袭用古人的语言形式的同时，也袭用了他们的用词、他们的情感模式——只要怀旧就一定要有“斜阳”，说送别就一定要用“杨柳”或“灞桥”，看似有古意，其实是滥用套话，毫无自己的个性和心灵体验。在现代社会写旧体诗，不能老有一种活在古代情境中的幻觉，要面对现实，面对真实的自我，同时也要在艺术上多借鉴翻译诗、新诗还有民歌等的资源，这样的创造才可能是现代的，新的。

    记者：当前的旧体诗创作存在什么弊病？
    谢有顺：今日的旧体诗创作中的毛病，我觉得和当年胡适、刘半农等人批判的毛病，几乎是一样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字：假。刘半农当年说起格律诗时，一针见血：“现在已成假诗世界”，“无非是不真二字，在那儿捣鬼”！今天，这样的“假”和“不真”，同样充斥旧体诗创作界，许多的规范，对他们不过是僵化的枷锁，许多的情绪发表，也不过是复制古人或者复制自己，尤其是一些唱和时代性话题的诗作，大词连篇，空洞无物，个我的色彩太少。这个弊病是很普遍的。

    记者：如何看待当前年轻人少作旧体诗的现象？
    谢有顺：一方面，这种旧的语言形式未必适合年轻人的表达，他们似乎更喜欢直接、直白的话语方式，而旧体诗的精细雕琢，对词语的反复选择等，这都是需要有耐心的，可今天的时代，多数人都丧失了精神意义上的耐心，都迷信速度，包括语言的速度，而旧体诗作为一种慢的艺术，或许不是追求快生活的年轻人的心灵盟友。另一方面，写作旧体诗规范很多，语言的抽象和浓缩度高，这必然要求写作者要有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也要有很好的语言天赋，才能在创作上有所作为。而文化和语言的修养是需要时间来积累的。

    记者：简要谈谈您心中的旧体诗与新诗的关系？相比于新诗，旧体诗有何利弊？
    谢有顺：这个问题，令我想起胡适当年在《谈新诗》一文中所说的话：“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这似乎从一个侧面也说出，旧体诗和新诗之间的关系，是无法完全割裂的。当下很多写作新诗的诗人，也开始回望中国传统的诗歌资源，也开始意识到之前几千年的诗歌记忆，对于新诗的写作是可以借鉴和参照的，一些语言遗产，也可以被创造性地应用到新诗的写作之中。这个回望传统的趋势，证明新诗开始亲近旧体诗，至少在精神血缘上不再有一种本能的抗拒。而旧体诗界对新诗的态度，似乎还比较僵化，总觉得新诗革命是失败的，至少，前几年在纪念中国新诗革命九十周年那段时间，不少人都出来表达过新诗革命已经失败了的这一论调，这显然是一种误读。新诗才走过不到一百年的路，这在诗歌发展史上是很短暂的，要求新诗这几十年的成就超过旧体诗数千年的积累，是苛责了。但新诗作为一种艺术冒险，无论在语言和灵魂上，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解放作用，它发展到今天，成就不可藐视。同时，它在面对一种新的生活和经验时，也有旧体诗不可比拟的优势。旧体诗束缚太多，个人在现代社会中所体验到的丰富性，十之八九是它所不能表达出来的，所以，它对自我常常处于失语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地想起新诗了。有时，新诗比旧体诗更自由，也更宽阔。

    采写：人民日报记者  张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