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无声的中国发声
                      ——读《李可乐抗拆记》有感

谢有顺

    这些年来，中国小说正在失去面对基本现实、重大问题的能力。私人经验的泛滥，使小说叙事日益小事化、琐细化；消费文化的崛起，使小说热衷于讲述身体和欲望的故事，并臣服于它。那些尖锐、屈辱的生存真实、心灵苦难，已经很难引起作家的注意；文学正在从精神领域退场，正在丧失面向社会发声的自觉。从过去那种政治化的文学，过渡到今天这种私密化的文学，尽管面貌各异，但从精神的底子上看，其实都是一种无声的文学，因为这种文学，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绝口不谈主要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即使没有文学，人们也早已洞若观火。”
    什么是“主要的真实”？活着的意义、生命的自由、生之喜悦与死之悲哀，这些肯定是，但除此以外，三聚氰胺、贩卖智障人士、暴力拆迁也肯定是——只是，这些和民众密切相关的事件，没有几个作家会认为它们具有文学书写的价值。文学固然是人心的呢喃，但它也是现实的写照，如果缺了与现实短兵相接、直接较量的能力，文学就可能成为纯粹的游戏和梦呓，陷于死寂的状态。
    需要重新召唤一种发声的文学。它说出真相，洞察社会，也关怀人类内心的希冀和梦想，从而让一个时代“主要的真实”被审视，让卑微者被书写，助无力者前行。现实如此喧嚣，假若文学却一直处于无声和失语的状态，这是一种悲哀。所以，比起那些叙事看起来精致、文字气质却萎靡不堪的作品，这些年，我更愿意去阅读记者的深度报道，或者一些有真材实料的社会调查，它们至少告诉我，除了私人的经验，还有别人的生活，除了个体的悲欢，还有他者的痛苦。
    这些声音或许是微弱的，渺小的，但它一旦被众人所倾听，这个声音就可能改变世界。小声音去到天上就能成为大声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看重李承鹏的《李可乐抗拆记》一书所作的努力。一个善于在博客中直接说出观点、干预世事的意见领袖，何以青睐于小说这一文体？或许并不像一些人所说，李承鹏是因为看不惯中国小说的懦弱而挺身而出，而恰恰是他想借助于小说形象的影响力，承载比杂文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李可乐抗拆记》显然是一次写作的冒险，但它至少让我们看见，文学在面对“主要的真实”时，不仅可以发声，而且还能与现实进行深入的辩论。而完成这一辩论的，正是李承鹏所创造的李可乐、菜刀妹这些小人物。与菜刀妹的义气、勇敢比起来，李可乐开始只是一个软弱、圆滑的人，喜欢贪小便宜，他甚至不如妈妈桑高姐来得爽快。但暴力拆迁的荒谬、无理和血腥激起了他内心的烈火，也使他成了丁香街抗拆迁的核心，一个灵魂人物。他主动进入丁香街做“钉子户”，本意是为了赚钱买房留住女友，可现实把他逼向了绝境，甚至他为此还被无端送进精神病院——面对强权所带来的耻辱，小人物还能拿什么和他们对抗？唯有良知和智慧。
    在世俗世界挣扎久了之后，良知早已蒙尘，智慧也容易生锈，但现实的残酷教育了李可乐。这个揣着私心的外来“钉子户”，终于在一次次被骗和被打击之后，良知苏醒，智慧也觉悟了，他突然明白：任何个体的权益和命运，都不能奢望别人赠予，也不会从天而降，而只能自己去抗议、去争取。所以，接下来的一次次反拆迁斗争中，李可乐带领丁香街的百姓和拆迁队斗智斗勇，甚至还发明了一种反拆迁的绝妙方法——让大家的房产证集体消失，以致开发商即便拆迁成功，也无法和大家签约，无法获得开发这片土地的合法手续。所有这些，都不是小说家的虚构，而是当代中国的写实，每每读到这里，我就不禁感慨，生活远比文学精彩，甚至在中国，生活本身都成了一种传奇。
    暴力拆迁的不断上演只是传奇中国的一个侧面。《李可乐抗拆记》写出了这个侧面，这可以看做是对当代文学普遍存在的失语症的一个反讽，但我更关心的是，李承鹏所写的一个小人物的内心逆转的背后，潜藏着怎样的人性风暴？社会这个大熔炉，既可以烧毁一个人，也可以锻造一个人，它像一个人性实验室，会把一个人最内在的精神逼示出来——也正是这种绝境下的生存，使李可乐最终变成了菜刀妹的同道，重情义，富勇气，尽力背负着别人的重担，他们并不高尚，依旧卑微，但是残酷生活的磨砺，确实把他们变成了一个敢于在苦难中站出来生存的人。
    一个担负者，一个站出来生存的人，其实就是一个面对现实发声的人。这个声音，在《李可乐抗拆记》一书中，显然过于峻急、外露了一些，可是，在一个常感麻木并且无声的中国，这样的声音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今日的中国或许算不上是大争之世，但大争之世需要的血性、良知、觉悟、承担精神，却是改变现状必不可少的一味药。
    李承鹏以他的直接和凌厉，用暴力拆迁做引子，说出了当代中国的现状，也说出了当代中国的匮乏。他在《李可乐抗拆记》一书叙事上的粗疏和过度漫画化，有时会使阅读变得太具娱乐效果，但这并不能掩饰此书的风骨，尤其是在一个喧嚣和静默尖锐对立的年代，正视现实，说出真话，肯定比艺术修辞上的打磨、雕琢更重要，因为一句真话有时比一个世界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