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学堂”讲座及观点摘要

         主题：《金庸小说与文学的乌托邦精神》

        嘉宾：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时间：4月17日（星期六）上午10:00—11:30
        地点：广州图书馆三楼报告厅（广州市中山四路42号，地铁是“农讲所”站C出口）

    金庸小说与文学的乌托邦精神（观点摘要）

主讲人：谢有顺

   载《信息时报》2010年4月25日C08版

    在中国，金庸小说的发行量是最大的，他的读者，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最多的。但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作家，该如何评价他，却一直存有争议。其实，文学界僵化地以雅俗的分界来贬斥金庸的小说，这是文学观念的一次大倒退——早在“五四”时期，胡适等先贤就打破了雅与俗的界限，并以承认小说这一俗文学的地位作为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今天居然还有人以金庸的小说是俗文学为由而排斥它，这种文学观念之陈旧，令人吃惊。
    金庸所创造的人物、武功，已大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说一个人像郭靖或韦小宝，就像说一个人像李逵或林黛玉一样，无须作任何解释，多数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也经常在报纸的标题里，形容谁是“神雕侠侣”，谁与谁“论剑”，等等，读者也一眼就知道这些典故后面的意思。在中国，除了四大名著和鲁迅的小说，只有金庸的小说能如此广泛地进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正因为此，北京大学的一批教授，像严家炎、钱理群、陈平原、孔庆东等人，推崇金庸的小说，才有学术上的依据。
    北大中文系为金庸正名，三联书店出版金庸作品集，金庸作品入选中学课本，可谓是正统文学界开始认可金庸的三个标志性事件。
    金庸的小说，并不是没有毛病。他这种为连载而写的小说过分强调娱乐性、大众性，从而出现情节类型化、雷同化等缺点，都是不奇怪的。金庸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但这些并不能掩盖金庸小说的成就，尤其是他在俗小说的雅化上所做的努力，很值得研究。比如，金庸的小说很感性地诠释了中国传统的儒道释文化，并通过塑造各种儒家侠、道家侠和佛家侠而解读了中国人的精神个性；他把武功上升到人生的境界，以无招胜有招、无名无欲、物我两忘来昭示武功和人生的至极；他小说中那种“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爱比恨更难宽恕的罪与罚思想，受难精神等，充满存在主义的哲学气质；甚至他小说中张扬女性的独立意识，还常让聪明的女性引导男性的成长（如黄蓉之于郭靖，赵敏之于张无忌等），又表明他的小说有反男权的意识——这些都是一般通俗小说所难以达到的高度。
    可以说，金庸的小说创造了一个“成人的童话”，也呼应了一种文学的乌托邦精神。首先，他写出了一种超越现实的可能性，使他笔下的“江湖”，成了现代人的精神避难所，也使那些在单一的现实中生活的读者，多经历了一种快意、忘我的纸上人生。其次，他召唤了一种英雄哲学，尤其是那些孤独的英雄，往往以个人之力化解江湖、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干戈，如箫峰一人以死化解宋辽之间的战火，张无忌一人在光明顶独自面对六大门派，这种英雄气概，正是乌托邦精神，它是对苍白、渺小的现实人生的一种弥补。再次，他还书写了一种令人向往的诗意人生。他的小说主人公，多数到最后都归隐于海岛、古墓或江湖的无名之地，这既是厌倦江湖之后的选择，也是一种实现个体价值、抒发个人性情的方式，它的背后，有着浓郁的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生的影子。
    从金庸的小说看文学与精神乌托邦的关系，我们就知道，文学也是一门学问——人生的学问、生命的学问。金庸把这种人生的学问充分通俗化，由此创造了一个后人难以超越的文学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