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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的讲稿:大学人文教育的忧思(简略版)(2009-11-08 12:41:03)

来源:《南方都市报》2009年9月27日

大学人文教育的忧思

                        ——兼谈当代精神的精神成人

 

谢有顺

 

中国一直是重教育的大国


    在中国的历史上,教育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较完备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包括有着楷模意义的教育实践,其实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周公、孔子那里,就已经出现。钱穆说,“中国教育,实亦可谓是一种宗教事业。”这并不是夸大之词。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并没有创立起一个有全民影响力的宗教,在世俗生活中,扮演教化人心之职责的,就是教育。特别是儒家,一直在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具有人之为人的品格、精神,这种教育传统,贯穿着一种人品观——所谓君子和小人,雅人和俗人,都是事关人品,也事关一个人的人生意义。由是观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教育,确实具有一种宗教精神,它也传道,但不以来世或天国为旨归,而是希望在人世中实现理想,并以认识人生大道为最高目的。
    所以,中国以前的教育,并不重视学校和课程,而是重视老师是谁,重身教、行教。像孔子,虽然到处讲学授徒,其实他并没有一所固定的学校,唐人钱起作诗说,“更怜弟子宜春服,花里寻师到杏坛”,我想,“杏坛”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吧,但这并不妨碍孔子施教;王阳明以各处的衙门为自己讲学的场所,也不影响他传道授业。只要有名师,就会应者云集,至于教育的形式,倒在其次了。可见,中国人重师道过于重知识,师道存,则教育存,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
    其实,即便到了现代,这种思想也还是被大家所推崇的。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对大学下过一个著名定义:“大学者,非有大楼只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以大师作为大学的灵魂,表明大学应以人为中心的,而不是盲目地比硬件,比环境,或者比学术文章的数量。现今中国的教育越来越偏重于让学生学知识,学技能,局限于书本字面,轻师教、身教,同时为人师者,也失去了榜样的作用,甚至干出许多斯文扫地的事来,教育的面貌就开始呈现出一片乱象。
    这个乱象,大家都有所目睹,也有所耳闻了。当然造成这一乱象的原因,并不能全由教师来承担,事实上,体制的问题,历史积弊的问题,社会风习的问题,以及整个国家的价值迷茫的问题,等等,都在混乱大学的方向。关于这些乱象,大学内部有很多争论,媒体上也有许多报道,置身这些新闻当中,我越来越感到,现在的大学教育体制存在着致命的不足,大学教师这样的职业,也无什么光荣可言,而更像是失败主义者的象征。但凡对中国大学教育的前景怀有责任感的,我想,都会对教育的现状有一种焦虑和痛苦,甚至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人文教育是一种基本教育


    变革的诉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了。尤其是近年来,关于大学教育的变革,呼声最高的,就是今天要讲的人文教育,或者叫通识教育、通才教育,在英语世界,也叫自由教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大学不仅是学习专业知识的地方,而更应是培养人格、塑造精神、贯彻理想的地方。除了术业有专攻,学生也还需要接受人之为人的基本教育,以克服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精神缺失。因此,人文教育并非是什么艰深的教育内容,也非只针对文科的学生而言的,恰恰相反,它是对大学生所进行的共同教育、素质教育,是要普及一种基本的、常识性的经典阅读和文化情怀。
    如果一所大学,只重视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而遗忘了人文精神,用梁思成先生的话说,这就是“半个人的世界”。中国古人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只懂天文,不知人文,就不是“全人”,只是半个人而已,而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全人教育。人文教育、通识教育的提出,就是要把人塑造成全人、大人,而不是残缺的人。现在的大学,系与系之间的隔膜,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不相往来,非常严重。不说文科、理科之间,就是我们文、史、哲这种血缘亲密的学科,也少有联系。好像学历史的人,就无须知道尼采,学哲学的人,就不必知道白话文运动。这令我想起1925年清华大学设国学研究院之时,对于聘任导师所提出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求这个导师“通晓中国文化之全体”,而且还要求他对外国文化有相当的了解。所以,国学研究院只办了四年,却培养出了一大批文史方面的人才,这不能不说和王国维这几位导师的通才、通识有关。事实上,那时的名师,可谓多是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像朱光潜、冯至、汤用彤等人,既讲授西方哲学、美学,也讲中国古典文学,即便像弘一法师,出家前,也是音乐、绘画、篆刻、书法、戏剧,无一不精的。现在的境况,就大不如前了,不仅不太有这样的通才,而且现在的教育制度也不鼓励、起用这样的通才,即便同一个文学学科,古典和现当代文学之间,也是壁垒分明的,能够打通二者间联系的人,几乎没有。
    强调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就是为了强调人与人之间,在专业的不同之外,还有共同的东西,就是文明史中的经典和人类精神中那些永恒不变的价值。尤其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变化几乎是一切人所信仰的价值,人文教育是要提醒大学生,这个世界还有不变的东西,还有常温常新的价值——对每一个本科学生进行这种核心教育,能帮助他们在精神上建立起健全的视野,并由此接通一个人和过往文明之间的血脉。它对人类精神谱系的重建,对僵化的知识灌输的拒斥,以及把受教育者看作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体的思想,就是要还原教育以人为本的面貌。

 
大学的兴起关乎大国的兴起


    大学是培育人才的地方,它所培育出来的人才,其精神强度如何,知识的创新能力如何,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据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的研究,大学的兴衰,将直接关乎一个国家的兴衰。所谓大国,必须要有好的大学,没有一流的大学,大国梦是难以实现的。以历史上的情形看,哪里有一流的大学兴起,这些大学所在的国家就有可能成为一流的国家。西方的大学,最早是出现在意大利半岛上,大概是在公元1100年左右,大学一出现,意大利很快就出现了文艺复兴,最早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在意大利率先兴起。十三、十四世纪之后,英国也兴起了大学,开始工业革命。十九世纪之后,研究型大学开始在德国兴起,德国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国家。后来,这些办学理念传到了美国,美国出现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之后,国力和经济都迅猛发展,到现在,美国都还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中心,也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大学起源于京师大学堂,它也是北京大学的前身,而北京大学的创办,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它本身就是维新变法的产物,正如日本著名的东京大学的兴办,也是明治维新的产物一样。可见,大学的兴起,也改变了我们这些亚洲国家的面貌。
    中国正在高度发展的途中,要想在国力和影响力上有根本的提升,光卖中国制造的物质产品到世界各地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建设更多世界一流的大学,才能把中国的强国梦变得更更具内涵。
    谁都不否认,这些年来,中国大学的扩展速度是惊人的,但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是教育的质量,以及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才。人才教育不同于知识教育。知识教育更多侧重于为了让学生掌握一种技能,而人才教育呢,是指要培养既有技能,又有精神感召力和理想人格的人,也就是健全发展的人。现在看来,这样的人才,我们还非常缺。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有做事的能力,却未必有做人的魅力,有技能,但缺少价值信念,满足不了社会对一个大学生本该有的精神期待。
    为了更好地认清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现代大学形成的历史,以及大学理念的沿革和变化。
    公元1100年左右,大学先在意大利兴起,而后传播到法国、英国,之后再到德国和俄罗斯,后来又到了美国。从大学兴起到工业革命的初期,这个阶段的大学教育,其根本理念就是教化人。到了工业革命的火热时期,在德国,以柏林大学的洪堡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大学不仅是一个教育机构,它更应是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是洪堡的信徒,所以,他把好的大学应该是研究型大学这一理念带到了中国,并付诸实践,为中国的大学教育奠定了基本的方向。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美国开始处于强势,以美国为中心,出现了对大学新的理解:大学不仅是教育的机构、知识创新的场所,它还应是服务社会的机构。从教育机构到研究中心,从研究中心再到服务社会,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涵括了现代大学理念的演变过程。
    大学理念的这个变化,并不是后者否认前者,相反,好的大学,总是强调这三者的统一,既要教化人,也要做研究,更需要服务于社会,不可偏废。蔡元培还认为,理想的教育应该包括四点:第一是中国孔墨的精神,重视专门教育,也重视陶冶德性;第二是英国的绅士教育,即人格养成之教育;第三是德国和法国的专深教育,培养研究的能力;第四是美国式的服务社会的教育。这就是一种全面教育的观点,既吸纳了欧美之长,也没有忘记中国自身的教育思想,提倡培育“完全之人格”,主张美育和智育并重——这些见地和主张,至今依旧有借鉴意义。


当下大学面临的人文危机


    很长一段时间来,上述这种大学教育的精神传承出现了断裂和变异,遇见了危机。我把当下大学面临的人文危机,用五句话来概括。
    一、模仿主义使大学的知识体系趋于板结。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我国完全采用苏联的大学体制,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分专业,以最节约、经济、迅速的方式,把人变成专业人才、技术人才,投入到工作中去。应该说,建国初期,各条生产战线上都急需大量实用人才,这样的教育模式有其合理之处,但这种体制的弊端,现在已经开始显露出来,特别是专业的过度细分,限制了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也限制了他们的知识视野和精神视野。而近些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又争相模仿美国大学的制度,注重科系,注重学科,重视研究,以及文章发表的篇数、注释的格式等,而英国式的人文主义教育,强调古典文化修养和道德品性的训练这些方面,我们却没有学到。现在大力提倡的通识教育,其实也是模仿美国的。
    必须看到,有一些公共学科,是可以模仿的,比如经济学、管理学等,但文学、历史、哲学是有国情和国界的,必须遵照中国学生自身的现实来设计。脱离了具体的国情,违背了中国人的心灵逻辑,人文教育就会失去情理的基础,而难以说服接受者何以要这样而不是那样。中国现有的一些教育设计,如重英语过于重母语的学习风气,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却没有“中国哲学”课,都值得反思。一味地在形式上模仿别国,在思想上模仿别国,而不注重本土的“伟大著作”,这样的教育是没有出路的。
    二、实利主义使大学的精神面貌日益贫乏。今天的大学,实用主义、实利主义的思想已渗透到了学校的各个角落。你看现在学生报专业就知道,像国贸专业、经管专业,包括新闻专业,都是人满为患,以致再差的大学,都开设有这几个专业。学生进入大学校园之后,没过上几天安静的、清心读书的时光,大学搞得像商场、战场,每天都热火朝天。为什么要强调人文教育?就是要让学生们知道,这个世界既有物质的层面,也有精神的层面。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有无相生的——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只重有而忽视无的世界观就是残缺的。许多的时候,我们读书、上大学,并不仅仅是为了用,有时也需学一点无用之学。
    大家都很熟悉《论语》里的一个故事。孔子让自己的学生各言其志,有学生说要去做官,有学生说要去管理军队和政府,对这些志向,孔子都没有做太多的评论。他问曾点,你有什么志向。曾点说,暮春来临的时候,我要穿上春天的衣服,邀上一些少年、儿童,去沂河里游泳,在岸上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去。结果,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曾点的志向里,洋溢着一种清远之气,并有怡然自得的情怀,他提供了另外一种思维的向度,就是在实用、功利之外,人还可以有一种无用、自在的追求。这就好比我们读唐诗宋词,那些美妙的诗句,你说有什么用呢?不过是一点心绪,一点念想而已。但正是因为生活多了这点心绪和念想,才有了梦想和诗意的品质。现在我们国家不是说要振兴文化产业么,其实,文化产业最核心的原则就是无中生有。罗琳女士在家里写《哈利·波特》,耗费的资源微乎其微,不过是死一些脑细胞,再加一台电脑而已,但她所创作的《哈利·波特》,从小说到电影,利润据说已经达到了十六亿美元。十六亿美元这个利润数字,在东莞要多少工人、多少工厂、耗费多少资源才能达到呢?因此,不要小看无的价值,无会生有,无用之用有时也会有大用。
    三、科学主义使大学的人文传统长期受压。人文和科学,是现在大学里最重要的两个知识领域。当年胡适说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来到中国,可一个世纪来,民主的命运极为坎坷,科学的命运却风光无限。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科学是无所不能的,连我们做文科研究的人,都要求用科学的方法,但我至今不知,研究文学的科学方法是什么方法。文学是美的世界,是精神的呢喃,若不通过感受、体验,你怎么进入文学的世界?而感受和体验,是一种心灵叙事,它根本是不科学的。甚至,连我们的人生,也都是不科学的。科学讲究价值中立、不动声色,但我们在人生中,却常常意气用事、纵情声色。难道人生都要被科学所规范才有价值?若是人生中的热血和感情都被洗涤干净,只剩下纯理智,这样的人生真的有意思吗?
    事实上,我们以科学反对一种迷信时,正悄悄建立起了一种新的迷信,就是对科学的迷信。科学独大的局面,导致人文精神不断地退守,甚至被挤到了一个小角落,这未必是大学之幸。许多时候,科学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也可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无趣而单调。前几天是中国的七夕节,我想每个人都会收到一些祝福或幽默的短信,我也收到一个,说航天局正招聘嫦娥,请把你的照片和身世资料寄往航天局,还特别加了一个说明:自带兔子。是个中国人,都能明了这种幽默,关于嫦娥和兔子,这是很多中国人对于月宫的一种美好想象。但自从美国人上了月球,把国旗插到月亮上之后,理性就告诉我们,月亮上没有嫦娥和兔子,这是多么煞风景的事,“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样的意境,也荡然无存了。因此,感情、想象的世界,有时和科学、理智的世界是相对立的。文学作为感情的刻写、想象的传奇,它的动人之处,正在于它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幻想未来,更可以设想无穷的生活可能性。它不受物质和理性的约束。“飞流直下三千尺”,“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些诗句,若用科学主义的思想去理解的话,是夸张得离谱的;“人比黄花瘦”,就更像是作者的谎言了。但生活的丰富性,不正是因为感觉的多样和想象的无穷么?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样美好的想念,今后恐怕也难以再有了,3G电话一通,要想“不见君”都难啊。生活没了间距,没了想象的空间,什么“明月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杜甫),也不存在了,这是令人伤感的事情。这个世界过度推崇科学主义之后,感觉和想象的空间就大大缩减了。因此,我反对盲目的对科学的迷信,更反对科学主义对人文传统的压迫,毕竟,人的精神是立体的,必须全面培育一个人的精神,才能叫一个人从价值的废墟中站立起来,影响社会。人文教育、通识教育的提出,就是要把一直受压的人文传统重新解放出来,使学生在科学和人文中,重新找到一种平衡。
    四、庸俗主义使大学的师道尊严残存无几。庸俗主义是指一种价值观,一种缺乏超越指向、一切都以现实利益为旨归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已经渗透到了很多老师的心里,以致一些大学老师为了那么点蝇头小利可以干出许多荒唐事来。何以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如此严重?就在于这种价值的失范已经非常普遍。为了一个行政职位,几十上百个教授去竞争,为了争得一点利益或一个职称,匿名信、告状信满天飞,人的面目狰狞至此,情何以堪?一些大学的老师,成就并不高,但一到课堂上,就大讲自己的学术影响如何如何,甚至还让学生在网上发帖吹捧自己,他连“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这样的基本道理都不懂,如何为人师表?遗憾的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一坐在老师这个位置上,很多人是只知道教人如何,不知道自己该如何了。师道不存,人道亦不存也。
    五、滥情主义使大学的学生心理脆弱偏激。一种是父母对学生的滥情,要什么给什么,甚至超越家庭的能力,为其创造过于舒服的大学岁月。古人讲的家教、家风,是一种严格的教育,在今天却变成了一种纵容,一种无限度的溺爱。这样的滥情,使学生没有了应对困苦的能力,承受压力的指数大大地降低。另一种是老师对学生的滥情。为了在学生中有一种口碑,或者为了不让学生给你添麻烦,很多的老师,都宽纵学生逃课,打成绩也尽可能地满足学生的高分要求,即便知道学生交来的作业有抄袭的嫌疑,也不再较真,这样的滥情,使得学生不再有读好书该有的荣誉感。还有一种是学生之间的滥情。在学习过程中,同学之间失去了争辩的兴趣,更缺少为一个学术问题、一个思想观点争得脸红耳赤的激情。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关系过于甜蜜,失度的感情不受控制,在这样的感情氛围中,学生的心理防线必然日益脆弱、偏激。


想象人文教育的未来


    如何走出这种人文危机,我也提几点自己的意见。
    一、储备两种知识。照着丹麦哲学家基尔凯戈尔的观点,两种类型的知识,一种是关于世界的单纯知识,一种是关涉世界对于人必须有意义、人对于世界必须有意义的知识。前者关乎世界的常识,后者关乎人生的常识。大学的教育设计,不仅要引导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还要引导学生思索人生的价值,追问活着的意义,探究人为何要这样活并如何活出意义来等问题。惟有储备了这两种知识,一个人才能找到人之为人的价值坐标,才能建立起一种健全的精神视野。
    二、坚持德性优先。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德行为首。人文教育的目标,就是人格的养成,而人格的核心就是德性。何谓精神成人?主要是指一个人内在德性的壮大,最终,“德辉动于内”,“理(礼)发诸外”,使之成为有价值坚守、也有道义感召力的人。德性教育是真正的共同教育。何以古人说人人可以成尧舜,人人可以成佛,但不说人人可以成李白,人人可以成杜甫?这就表明,李白、杜甫之才,不可复制,但文人之德,却人人可学。德性是共通之人性,是可以通过教育来达到的,但才具上的差异,却可能永远无法抹平。文可以传世,德更能影响后世。
    三、实施全面教育。全面教育,就是在德性教育之外,也不忽视通识教育、专业教育。钱穆说,青年在学校要有四宝:知识,技能,品格,人生理想。他说的就是一个人的成人,既要有做人之道,也要懂做事之道,还要有一种自我认知、自我提升的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的21世纪教育委员会,也提出教育的四个知识维度:一是学习怎样去理解,二是学习怎样去实践,三是学习怎样与人相处,四是学习怎样成就自己。强调的也是全面教育。即便有偏才,也需以德养才,才能人尽其才。一个人可以才具平庸,但最好不做精神侏儒。
    四、培育理想精神。讲人文教育、精神成人,这本身就是一件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事。在这个实利时代,身体和性可以公开谈论,理想反而成了一种隐私,耻于被人言及。这是一种悲哀。今日的大学,迫于权力、社会和就业的压力,越来越丧失理想的精神,但我想,一种有未来眼光的教育,必然要从理想的重铸开始。当大学开始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理想人格,大学才能锻造有希望的人生,也才能寄寓一个民族的希望。
    事实上,我今天讲的主题,本身就是理想主义的。大力倡导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它究竟能对现有的教育缺失起到什么弥补作用,我心里并没有底,但我想,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总是对的。这个社会,哪怕再庸俗和势利,也总要有人去谈论理想、坚持理想,而只要有少数的人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溃败站住,他就是这个民族的中流砥柱。因此,我钦佩那些推行教育改革、并和过去的教育弊端作斗争的人,我相信,他们的工作不会徒劳,假以时日,人文教育的果效、德性培养的果效一定会在新一代学生身上显露出来。有人格教育、精神成人为基础的人才,才是未来中国可用的人才;有健全人才的输出,才是好大学的标志;而有好的大学兴起,中国的大国梦才会真正成为现实。让我们一起为之努力。

    (这是作者2009年8月29日在“岭南大讲堂·公众论坛”上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而成,有大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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