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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07年度长篇小说,答《南方周末》记者夏榆

(2008-02-05 00:08:28)
标签:

口语片段

2007年度

长篇小说

分类: 小说论坛

来源: 《南方周末》2008年2月14日

 

一切的问题都是写作者自身的问题

            ——答《南方周末》记者夏榆

 

    记者:请描述2007年你视野中的长篇小说创作潮流和态势。
  谢有顺:在中国,长篇小说繁盛好些年了。它的繁盛,表明一个靠中篇或短篇成名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并非好事。短篇主要是写语言,中篇主要靠小说结构和故事冲突,而长篇呢,它的核心词是人物的命运感。可是,在我看来,中国小说家还普遍缺乏对人物命运的深切感受,很多人只是满足于编故事而已,真正能写好长篇小说的人,很少。短篇小说的衰微是很可惜的,它意味着那些渺小的经验、断片式的视角正在遭受忽略、剿杀,尤其是在消费文化的怂恿下,一种空洞、盲目的尚大之风正在小说界蔓延,是个作家,就在写长篇小说,写作简直成了字数和印数的竞赛。故事要好看,场面要壮大,经验要公众化,要出书,要配合媒体的宣传——所有这些“时代”性的呼声,都是有利于长篇小说生产的,但同时也造成了长篇小说的粗糙和泛滥。
  2007年,这种状况还在持续。只是,我察觉到,有一些作家已经开始反思自己的写作,他们对盲目加入一种时代性的合唱越来越警惕,对那种心灵孤岛式的私人写作,也有了一种挣脱的愿望,这种隐秘的变化,我把它概括为是从“闺房写作”到“旷野写作”的一种精神流转。闺房写作指的是作家的观察尺度是有限的,内向的,细碎的,它书写的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人事和生活,代表的是一种私人的、自我的眼界;而旷野写作呢,是指在自我的尺度之外,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天空和大地,人不仅在闺房里生活,他还在大地上行走,需要接受天道人心的规约和审问。中国作家经过多年闺房生活的写作训练之后,现在或许到了重申旷野写作的价值的时候了;正如中国文学经过多年的“怎么写”的探索之后,“写什么”的问题近年又被重新提出来一样。从闺房写作到旷野写作的精神位移,其实是要中国作家反思:除了写身体的悲欢,我还关注灵魂的衰退吗?除了写私人经验,我还注视“他人的痛苦”吗?除了写欲望的细节,我还承认存在着一种欲望的升华机制吗?也就是说,一个小说家,在一己之私之外,还需要看到有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值得关注——假如没有这种健全的精神视野,他写出的小说终归是残缺的。写作气息上的这种变化,正在强有力地影响着2007年度长篇小说的写作。
  记者:哪些作家的表现是你认可的,哪些作品是你看重的?理由是什么?
  谢有顺:很多名作家的新作,其实了无新意,他们不过是凭一种惯性在写而已。惯性使作家的创造性日益衰败。也有例外,像杨显惠、筱敏这种比较边缘的成名作家,在2007年都发表和出版了很有历史感的作品,而如何处置真实的历史,是最能见出一个作家的写作家底的。相比之下,我更留意年轻一代的写作,他们身上或许生长着更多可能性。比如《发生在浦之上》,北北在小地方与大历史之间、在多种文体之间那种奔放的自由感,让人觉得好小说应该是野的,自在的;比如《道德颂》,盛可以用她的冷静和锋利,写出了道德和欲望在现代人身上的复杂境遇,强悍而有力;比如《风声》,麦家向我们证明,一种肯定性的写作,在今天依然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中国小说以否定性的写法写了多年卑微的人生,如何重新塑造一种英雄人格、肯定一种可以站立起来的庄严人生,这是一个新的写作课题;还有,《福寿春》(李师江)里生机勃勃的语言才华,《间歇性发作》(王棵)对于精神疑难的持续追问,《博情书》(鲁敏)里的个人感慨和抒情风格,以及《少年巴比伦》(路内)里的青春叙事、《姐妹》(吴尔芬)里的理想情怀,都值得我们重视。只是,我的阅读有限,无法提出更多的作品名单,但这些作品,体现出了一般青年作家不多见的耐心和从容;这些作家日渐走向沉着和宽广,可能正是中国小说的希望之所在。
    记者:2007年度出现的长篇小说,比如王朔的《我的千岁寒》《与我们的女儿谈话》、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张炜的《刺猬之歌》、格非的《山河入梦》、迟莉的《所以》、阎真的《因为女人》,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李佩甫的《等等灵魂》,林白的《致一九七五》,贾平凹的《高兴》,这些作家的作品你怎么评价?
  谢有顺:我感觉大多数作品都保持着基本水准,但这一代作家,写作多年了,都需要面临一个如何重新出发的问题。无论他们沉潜于历史(王安忆、格非、林白),还是强力地介入现实(刘震云、李佩甫、贾平凹),写法都不会失水准,只是,他们需要警惕一种历史总体性对自己的暗示,也要警惕一种把现实问题简化和幽默化的趋势。面对历史,有时需要作家出示一种笨拙的实证精神,光有天马行空的想象是不行的,这点,王安忆、格非、林白显然意识到了,所以他们都想还原一段历史,试图把历史叙事具体化、精确化,但是,务实有时也会使叙事失之琐碎和呆滞,在虚实之间,作家要获得一种巨大的平衡能力是不容易的。面对现实呢,像贾平凹这样的作家,跑去调查、了解拾垃圾者的生活,愿意花笨工夫去寻找新的写作材料,这值得敬佩,作家能多走出书斋总是好事。但中国的现实是多变的,错乱的,焦灼的,如何写出其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单一的视角显然是不够用了。可是,我发现,当一些作家无法写出现实的复杂性时,往往都会通过一种幽默的方式来简化这种现实——这样的写作路径,在当下非常普遍。有一些现实性的作品,实在是太幽默了,但幽默的下面,可能掩盖了许多沉重的问题。简化和幽默,有时也是一种逃避。说句实话,我认为中国社会现在真的是一点都不幽默,它在精神匮乏方面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作家无视这些是难以赢得尊敬的。因此,我本能地拒斥一切过于幽默而简单的东西,我认为它和中国现实的沉重是不相称的。
  记者:2007年的文学表现有你不满意或者遗憾的地方吗?
  谢有顺:那就太多了。这些遗憾归结起来,可以用英国女作家维吉妮亚·伍尔芙的一句话来表达:“我们同时代的作家们所以使我们感到苦恼,乃是因为他们不再坚持信念。”没有信念,就无法诞生一种贵重的人格,甚至无法逃避哪怕是渺小利益的袭击,这很可悲。而我是越来越看重写作者的人格力量的。一切的写作问题,其实都是写作者自身的问题;在一个破败的人身上,是无法建立起任何值得信任的写作的。

                          采访:《南方周末》记者  夏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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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zt/whzt/zj2007/200802150008.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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