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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乌托邦与个人生活史(上)

(2006-08-22 10:10:47)
标签:

人面桃花

格非

乌托邦

分类: 小说论坛

革命、乌托邦与个人生活史

                        ——格非《人面桃花》的一种读解方式

 

谢有顺

 

 

 

  
    王国维在论到李后主的词时,用“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一说来形容,并称作为词人,李煜“不失其赤子之心”1。确实,以阅世经历而言,李煜是风流才子 “误作人主”,但以他词中的性情而言,他透过家国败亡所描述的人间之普遍悲苦,却达到了词的极高境界。“……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令》),这种旷世哀伤,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感慨万千。正如《红楼梦》,曹雪芹虽然写的是一个家族的兴衰,但里面的人生诸相,可说是写尽了世间的伤心和眼泪。因此,脂砚斋才说林黛玉是“泪尽而亡”,而曹雪芹则是“哭成此书”。李煜的词,通达的也是这样的境界——他们的文字里,都只有普世的哀伤和眼泪,没有丝毫仇恨和杀戮之气,这在中国文学史中是不多见的。
    由此我就想,中国文学其实自古以来都有“通而为一”的大境界,不过多数时候被过重的现世关怀所遮蔽了而已。“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设若眼界困于现世得失,或为世俗之心所累,文学的格局、气象势必越来越小,直至趋于庸常。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局似乎都与此相关。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普遍标榜个人写作,崇尚私人经验,并视此为写作的唯一通途——现在看来,“个人”和“经验”之中也有诸多可疑的地方,需要认真辨析,否则我们就很难判定这样的个人、如此的经验,它究竟要把人类带往何处。比如,“身体写作”本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但一些作家在竭力为身体正名、使身体在写作中恢复合法地位的同时,是否想过:如果把身体等同于生理性的自我,等同于性和欲望,写作会不会从一种思想专制走向另一种身体专制?——身体专制即肉体乌托邦。如同政治和革命是一种权力,能够阉割和取消身体,肉体乌托邦也同样是一种权力,会扭曲和简化身体。因此,文学找到了身体,并不等于解决了所有问题,因为它还需要辨析这个身体所接通的究竟是哪一条精神血脉。身体并非只是肉体,它也有自身的伦理性和丰富性,简化身体自身的丰富性,其实是对身体的践踏。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私人领域的自我就像我们的内脏器官,毫无殊异之处,“如果这个内部自我显现出来,我们将是千人一面。”2这话尖锐地指出了某种肉体崇拜思想可能有的局限性。由此反观当代文学,我们不难从一些所谓的“个人写作”中,看出“千人一面”的写作面貌。
    “个人经验”所面临的困境也一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作家习惯沉迷于观念和技术,以为这才能使自己的小说突破庸常、走向深刻。后来,这种写作时尚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作家意识到,结实的细节和场景,真切的生活经验,同样能够有效抵达一个时代的精神核心。我不否认,经验在文学写作中的全面崛起,强化了写作的真实感,并为文学如何更好地介入当代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源。但经验并不是当代生活的全部,也非写作唯一用力和扎根的地方——在复杂的当代生活面前,经验其实常常失效。一个作家,如果过分迷信经验的力量,过分夸大经验的准确性和概括性,他势必被经验所奴役。经验如果无法被存在所照亮,经验在写作中的价值就相当可疑:
  
    在一个传播和信息疯狂增长的时代,古老的叙事艺术正被新闻报道式的文体所代替。一方面,新闻事件、文化符号、欲望细节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个人生活的价值领域却在萎缩、甚至消失。任何的事件和行为,一进入现代传播中,被纳入的往往是公共价值的领域,以致无法再获得“个人的深度”(克尔凯戈儿语)。任何的个人经验只有被贴上巨大的历史标签或成为特殊的新闻事件之后,它才能被关注和获得意义——当下文学界,会有那么多的无谓争执和耸人听闻的炒作,正源于此。它看起来是在伸张自己的个人经验,其实是在抹杀个人经验,因为这个所谓的“个人经验”,带上的总是公共价值的烙印。从这个角度说,尽管现在的作家们都在强调“个人性”,但他们进入的恰恰是一个个性模糊、经验不断被公共化的写作时代。3
  
    “个人写作”背后活跃着的是“千人一面”的思维,“个人经验”领域面临着“公共价值”的改写——这就是当代文学中出现的重大悖论。真正的“个人”其实一直处于隐秘之中,因为这样的“个人”更多的只是经验的、表象的不同,支配作家写作的依然是某种社会公论,是某种思想的总体性,精神的个性却相当模糊。它的直接后果是缩减了文学的精神空间,也使写作变得日益表浅化。这个时候,重申王国维所说的“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赤子之心”等不凡见地,当有特别的价值。扩大作家的精神“眼界”,以从一种“千人一面”的写作思维里解放出来;唤醒作家的“赤子之心”,进而像李煜那样成为“以血书者”,抵达“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4的内在维度,以终止在经验表面滑行的写作境况——这些,对于解救当代文学的困局,可说是十分有益的提醒。毕竟,文学是一种心灵的事业,它在任何时候,都是人类隐秘的奢侈念想,也是人类了解自身存在境遇的一条细小管道,如台湾作家张大春先生所说,文学带给人的往往是“一片非常轻盈的迷惑”,它既不能帮助人解决人生问题,也不会减少这些问题,它的存在,或许只是“一个梦、一则幻想”而已。5假如文学不再集中描述存在的景象,也不再有效解释精神的处境,那么,人类就将失去某种做梦的权利,文学也将不再处于它自己的世界之中。
    我们不难在当下的文学境遇中,察觉到这是一个日益粗糙的写作狂欢时代:优雅的汉语正在失传,写作的难度日益消失,长篇小说的数量在剧增,缺乏基本艺术训练的写作者正在凭借媒体炒作获取利益——小说的品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恶化。写作平庸化的时代似乎已经来临。它的背后,显然昭示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巨大危机:当代作家正在丧失文学抱负。——“文学抱负”是秘鲁作家略萨喜欢用的词,他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一书中,把“文学抱负”和“反抗精神”一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但是,尽管这样的行动是幻想性质的,是通过主观、想像、非历史的方式进行的,可是最终会在现实世界里,即有血有肉的人们的生活里,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关于现实生活的这种怀疑态度,即文学存在的秘密理由——也是文学抱负存在的理由,决定了文学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特定时代的惟一的证据。”6假如一个作家丧失了“文学抱负”,那就意味着他在美学和精神上的探索都已停止——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理想,一旦将它降低成为获利的工具,或者把它变成一种毫无难度的语言废品,文学还有存在的理由吗?
    因此,我敬重那些有“文学抱负”的作家。他们未必是写得最好的,但他们的作品却总能一次又一次地唤醒我对文学的热望。长篇小说《人面桃花》7就是这样一部优秀之作。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先锋作家之一,格非自1995年发表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8至今,沉寂了近十年时间,到《人面桃花》,我认为他在写作上往前走了一大步。它至少在以下三方面显示出了格非不同凡响的价值:一是这部作品的语言优雅、精湛,达到了古典和现代的完美结合,并且是彻底中国化的——很难想像一个主要是在西方文学背景里成长起来的先锋作家,会企及这样一种语言高度;二是格非的写作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叙事自觉。《人面桃花》在叙事上的考究、细密,以及它在叙事风格上的探索姿态,为越来越粗糙的当代文学写作树立了一个醒目的界标;三是格非通过这部作品告诉我们,一个作家面对整体性的世界和历史发言,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为我知道,自己遇到的并非一个局部性的修辞问题,而是整体性的。也就是说,它涉及到我们对待生存、欲望、历史、知识、相对性、传统等一系列问题的基本态度和重新认识。我坚信,整体的问题不解决,局部的问题也无法解决。”9
    ——这些都对当代文学深具启发意义。长期以来,由于受消费文化的影响,小说写作正被一些作家简化为讲故事。以私人经验为内容,以故事为载体,这样的小说模式已成主流,但它所遗忘的恰恰是小说最重要的方面——语言探索,叙事自觉,建构作品的精神核心,等等。《人面桃花》改写了我对当代小说的固有看法。它那纯粹的文学性和精神性,让我重温了一个写作者的虔诚,也让我重新领会了语言和梦想的清脆质地。因此,我曾坦率表达我对格非及其《人面桃花》的阅读感受:
  
    格非的写作坚韧、优雅而纯粹。他的小说曾深度参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革命,他的叙事研究也曾丰富中国小说的美学肌理。他的写作既有鲜明的现代精神,又承续着古典小说传统中的灿烂和斑斓。他的叙事繁复精致,语言华美、典雅,散发着浓厚的书卷气息,这种话语风格所独具的准确和绚丽,既充分展现了汉语的伟大魅力,又及时唤醒了现代人对母语的复杂感情。他出版于二OO四年度的长篇小说《人面桃花》,作为这一话语理想的延伸,在重绘语言地图、解析世道人心、留存历史记忆上,都富于创造性的发现。他对这一发现的深刻表达,不仅达到了中国作家所能达到的新的艺术难度,还为求证人类的梦想及其幻灭这一普遍性的精神难题敞开了一条崭新的路径。10
  


    《人面桃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光绪二十七年春,罢官回籍的陆侃突然从普济消失,不知所终。其女陆秀米开始第一次正视她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几天后,革命党人张季元以养病为名来到了普济。在秀米的眼中,张季元就是这个神秘世界的象征:他查访一个六指木匠,联络地方革命党,购运枪支,准备起义;他去过日本横滨,与母亲的关系也令人生疑。而对于张季元来说,这个他暗中渴慕的美貌少女的存在使他对革命的信念产生了动摇。两人之间的情感于暗中滋生并迅速成长,但随着革命党的被剿灭,特别是张季元猝死而告终。
    秀米于出嫁途中遭遇土匪绑票,被劫至偏野小村花家舍的一处湖心小岛上。但同一时间,土匪云集花家舍亦在酝酿着一场重大事变。在岛上,秀米从一名尼姑韩六的口中得知了花家舍的所有秘密。她对父亲在普济建立桃花源的疯狂举动似有所悟,而阅读张季元留下来的一本日记,也使她了解了革命党人创立大同世界的真正动机。随着土匪头领们一个个神秘死亡,花家舍这个“人间仙境”于一夜间变成一片瓦砾,而暗中活动的革命党人六指木匠则控制了局面,并收编土匪于第二年发动起义,攻打府州梅城。起义失败后,秀米被送往日本。
    几年之后,陆秀米受革命党人指派从日本带着年幼的孩子返回普济,联络地方豪强,进行革命准备,并建立普济学堂。在当地人的眼中,秀米已经变成了与父亲一样的“疯子”。她的革命蓝图中混杂了父亲对于桃花源的梦想,张季元的“大同世界”,当然还有花家舍的土匪实践,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在清兵的一次围剿中,秀米被捕并押解至梅城,她的孩子也于乱中被杀。就在秀米被清廷处死的前夕,辛亥革命爆发。秀米被关押一年半后获释,回到普济。
    回到普济后的秀米发誓禁语,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哑巴……11
    ——尽管要对以上的故事进行叙事学分析,大有文章可做,但我更看重格非理解历史的方式,以及他所揭示出的现代中国的这种精神景象在今天有何种现实意义——因为当代作家身上普遍匮乏这种“眼界”和问题意识。中国小说沉迷于一己之经验太久了,它若要前进,显然需要转向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建构一个更具精神性的文学空间,诚如格非自己所说:“中国作家在经过了许多年‘怎么写’的训练之后,应重新考虑‘写什么’这一问题。”12是啊,二十世纪的中国发生了那么多伟大的事件,作家们如果无视它们的存在,也无法找到表达他们的途径,那绝对是一种无能,因为如何处理历史、现实、梦想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伟大文学的使命——《人面桃花》试图接续上的,正是这条伟大文学的血脉。
    《人面桃花》有很清晰的历史背景,也有准确的故事时间——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前后。但格非显然无意于简单地复现历史,他更多的是想通过一种真实的历史场景,书写世道人心,并表达他对尘世的悲悯和伤怀。小说以罢官回籍的陆侃离家出走、少女陆秀米初潮来临、革命党人张季元突然来到普济开头,这本身就是一个象喻:一切都是恍惚、慌乱、充满秘密和玄机的,俨然就是一片乱世的景象。少女秀米的生命刚刚觉醒,就得面对这些严峻的现实,可她又还没有参悟世事、洞悉人心的能力,只能带着疑问和不安观望着这个世界。谁会理会一个少女心中的疑问呢?“地上的花瓣、尘灰,午后慵倦的太阳不理她;海棠、梨树、墙壁上的青苔,蝴蝶和蜜蜂,门外绿得发青的杨柳细丝、摇曳着树枝的穿堂风都不理她。”13这是何等的感伤和落寞!另外,“秀米觉得这个村庄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神秘的,所有的神秘都对她缄口不语。她的好奇心,就像一匹小马驹,已经被喂养得膘肥体壮,不由她做主,就会撒蹄狂奔。”14秀米有时觉得自己是清醒的,但这何尝不是一个更大、更遥远的梦的一部分?尘世和梦幻,现实和记忆,本就交织在一起,难以分清,连父亲尚且“寂然一笑,满脸成灰”,连张季元都觉得“我们正在做的事,很有可能根本就是错的”,处身其中的少女秀米又如何能够把握自己的个人命运?
  
    她多次想到了死。如果必须一死,她也不愿意一丈白绫,一口水井,或者一瓶毒药了此一生,但除此之外她也想不出另外的死法。那应该怎么去死呢?“黄沙盖脸”是戏文中唱的,不知是怎样一种死法,每当她看到戏文中的杨延辉唱到“黄沙盖脸尸不全”的时候,就会激动得两腿发颤,涕泪交流,既然要死,就应当轰轰烈烈。昨天中午,她在上楼的时候,偶然瞥见从村中经过的官兵的马队,看到那些飞扬的骏马,漫天的沙尘,樱桃般的顶戴,火红的缨络以及亮闪闪的马刀,她都会如痴如醉,奇妙的舒畅之感顺着她的皮肤像潮水一样漫过头顶。她觉得自己的脑子里也有这样一匹骏马,它野性未驯,狂躁不安,只要她稍稍松开缰绳,它就会撒蹄狂奔,不知所至。15
  
    内心的躁动,思想的狂野,既是秀米动荡一生的开端,也在秀米的内心播下了诸多大胆、疯狂的种子。这颗无法驯服的心,充溢着一种内在的迷乱,如同她所处身的乱世,凄冷中充满喧嚣,茫然中尽是变数。这个时候,张季元的出现,进一步混乱了秀米的生活——张季元和秀米母亲的暧昧关系,以及他对秀米的情不自禁,使得本已像谜团一样的生活,又徒增了许多纷乱。在秀米眼中,张季元“皮肤白皙,颧骨很高,眼眶黑黑的,眼睛又深又细,透出女人一般的秀媚。虽说外表有点自命不凡,可细一看,却是神情阴冷,满脸的抑郁之气,似乎不像是活在这个世上的人”。16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把她带向了一条“疯狂”的不归路——秀米的一生,其实都是在追逐张季元的影子,因为在她的眼中,张季元就是那个遥远的梦想,这个梦想,能带她离开这个纷乱的尘世,能抚慰她迷茫的内心。
    后来,张季元为“革命”牺牲,留下一本日记,详细记载了他对秀米的爱意和性想像,读着日记中的文字,秀米越发觉得张季元是一个梦。甚至在她的梦中,也会不断出现张季元的脸,“忘却是无法挽回的,比冰坨更易融化的是一个人的脸,它是世间最脆弱的东西。”“当初,她第一眼看到张季元的时候,就觉得那张脸不属于这个尘世,而是一个胡思乱想的念头的一部分。渐渐地,这张脸变成了椅子靠背上的一方绿呢绒,变成了空寂庭院中闪烁的星斗,变成了天空浮云厚厚的鳞甲;变成了开满了花的桃树,露珠缀满了花瓣和梗叶,风儿一吹,花枝摇曳,花蕊轻颤,无休无止的忧伤堆积在她的内心。”17因此,与其说秀米爱上了张季元,不如说她爱上的是张季元那些“胡思乱想的念头”;她的忧伤也非因为张季元已经不在,而是随着他的离去,“不像是活在这个世上”、“不属于这个尘世”的脸所代表的梦也在消逝。
    一边是尘世的“喧嚣嘈杂”、“全然无趣”,一边是“如痴如醉”的梦想,这便是陆秀米和张季元之间隐秘关系的写照。而张季元这张“不属于这个尘世”的脸,过早地激发了秀米对尘世的伤怀和厌倦,她后来的命运,就这样深深地烙上了张季元的印痕。“只有在阅读张季元的日记时,秀米才觉得自己还活在这个世上。在普济的时候,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都蕴藏着无穷的奥秘,云遮雾罩让她看不透,也想不出个头绪。可如今她一旦知道了事情的底细,又觉得那些事是那样的无趣无味,让人厌腻。”18面对这样无趣、厌腻的人世,一般来说,有好几条路可走,一条路是逃离,秀米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梦到另一个梦,就是对尘世的一种逃离,如同小说中的翠莲,对逃跑上了瘾,陆侃问她,你打算跑到哪里去,她说,“不知道,先逃了再说。”大凡有梦想者,一遇到挫折,或对现实不满意,首先想到的就是逃离,就连孔子这样的入世圣人,也曾发牢骚,想逃离到一个纯朴的远方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道不行了,我就乘一个木筏子到海上去,这和另一些士人逃离到山林里去,是一样的意思。另一条路是作践自己,或者游戏人生。张季元死后,秀米常常想到他,有一次,她读着他的日记,“忽然又悲从中来。咬着被角呆呆地出神,随后无声地哭了起来,把枕头的两面都哭湿了。最后她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恶狠狠地在心里对自己说:嫁吧嫁吧,无论是谁,只要他愿意要,我就嫁给他,由着他去糟蹋便了。”19——“由着他去糟蹋便了”,这是一句多么寒冷的话!以致秀米在在小岛上遭五爷庆德糟蹋时,她不仅“放弃了抵抗”,事后也没有像普济的其他女人那样寻短见,因为“张季元早已经不在人世,时光也不能倒流”。
    失去了张季元的秀米,内心一片寂然。尘世已经无可眷恋,梦想却显得愈发清晰。可这个梦想,恰恰又是张季元生前给秀米制造的:
  
    看见秀米推门进来,张季元道,“这件宝物颇有些来历。你来听听它的声音。”说罢,他用手指轻轻地弹叩下壁。瓦釜发出了一阵琅佩相击之声,清丽无比,沁人心扉。秀米觉得自己的身体像一片羽毛,被风轻轻托起,越过山峦、溪水和江河飘向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怎么样?”张季元问他。
  随后,又用指甲弹了弹它的上沿,那瓦釜竟然发出当当的金石之声,有若峻谷古寺的钟磬之音,一圈一圈,像水面的涟漪,慢慢地漾开去,经久不息;又如山风入林,花树摇曳,青竹喧鸣,流水不息。她仿佛看见寺院旷寂,浮云相逐,一时间,竟然百虑皆忘,不知今夕何年。
    秀米听得呆了,过了半晌,心中暗想,这世上竟还有如此美妙的声响,好像在这尘世之外还另有一个洁净的所在。20

  
    瓦釜又名“忘忧釜”,它发出的声音如此美妙,让人想像在尘世之外还有另一个洁净的所在。这个所在,对罢官回家的陆侃来说,就是桃花源;对革命党人张季元来说,是天下大同;对土匪“总揽把”王观澄来说,是花家舍(它是王观澄按照世外桃源来设计的);对秀米来说,是普济学堂(它混杂着前面三者的乌托邦实践)。可以说,这些中国式的乌托邦,目的都是为了逃离乱世,救治人心。然而,就像爱情经常走向欲望一样,革命也常常走向它的反面,成为杀戮和灾难的缘起。《人面桃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既然一切的灾祸、混乱都由心生,那么,救治的良方也应从心发起。众多的革命蓝图、乌托邦实践之所以纷纷走向失败,有些甚至还酿成大祸,都因为在其中搀杂了太多个人的私心和欲望。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注重天道人心,意思就是说,“人心”和“天道”是可以通达于一的。中国小说为何专注于写人的性情?就在于作家们相信,人情之中也有天地清明、天道人心。鲁迅把《红楼梦》称之为“清代之人情小说的顶峰”,但在这人情的极处,又何尝不能见出“天道”之所在、“人心”之归宿?
    《人面桃花》不仅写了尘世的纷扰和无奈,更重要的是,它还写了尘世里的天道和人心。离开了天道人心作参照,革命可能会变成杀人游戏(张季元组织的反清“蜩蛄会”,不就准备颁布残酷的《十杀令》么),连土匪实践也会蒙上一层理想主义色彩(谁也不能否认土匪“总揽把”王观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说到底,脱离了天道人心,革命冲动和乌托邦实践距离疯狂也就一纸之隔而已。正因为此,康有为才说,“一切仁政,皆从不忍之心生”(《孟子微》),而托克维尔则说:“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了疯狂。”21

 

(未完,接下篇)

注释:

    1王国维:《人间词话》,19—20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
    2 转引自B.霍尼格:《提倡一种争胜性女性主义:汉娜·阿伦特和身份政治》,见王逢振主编:《性别政治》,163页,朱荣杰等人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3 谢有顺:《重回“孤独的个人”——写在2004年的小说随想》,《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4王国维:《人间词话》,22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
    5 张大春:《小说稗类》,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6—7页,赵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7 格非:《人面桃花》,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8 刊于《收获》1995年5期。
    9 格非语,见谢有顺:《我遇到的问题是整体性的——与格非谈〈人面桃花〉及写作问题》,《南方都市报》2004年6月28日。
    10 这是本人在格非的《人面桃花》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4年度杰出成就奖”时,为之撰写的“授奖词”,见《新京报》2005年4月9日。
    11 参见《南方都市报》2004年6月28日。
    12谢有顺:《我遇到的问题是整体性的——与格非谈〈人面桃花〉及写作问题》,《南方都市报》2004年6月28日。
    13格非:《人面桃花》,2页。
    14格非:《人面桃花》,50页。
    15格非:《人面桃花》,18—19页。
    16格非:《人面桃花》,15页。
    17格非:《人面桃花》,79—80页。
    18格非:《人面桃花》,105页。
    19格非:《人面桃花》,81页。
    20格非:《人面桃花》,68—69页。
    21 转引自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7页,佟德志、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未完,接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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