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重新做一个写作者

从《此时的事物》一书可以看出，谢有顺对这个时代的写作景观是失望的

文/朵渔　(诗人)

《此时的事物》，谢有顺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25.80元。

   他有不同一般的理解力

　　年初见到谢有顺(这是一种无奈的开头)，他说他准备停下来，读些书，特别是一些传统的中文经典。我觉得这正是他所需。他的知识储备其实已经足够，他所要做的只是停下来。他没有必要对什么都发表意见，忙于约稿，就像巴尔扎克那样生活在他的一大堆债务和咖啡壶上。但他还是不能停下来，只是慢了许多。这本《此时的事物》正是慢下来的结果，我们已经能够从中读出他近期的思索与收获，比如胸襟、情怀、仁慈、宽容、人情物意之美，比如内在的尊严、坚不可摧的道德人格等等。
　　第一次见到谢有顺是在一个诗歌的会议上，他和他的老师孙绍振一起出席。谢侃侃而谈，温和而敏锐，如他写的那些文章……不时会有笑声，他不笑，等着人笑。我觉得他是我们这一代里的先觉者，他的文字在一代人里亦可谓独步。想想看，直到读大学之前，除了田园和大山，他没有一本书可读，而一入大学即妙笔生花，如乃师所言，是“一个奇迹”。他有不同一般的理解力和陈述力，诚正，勤奋，贯注细节，眼光直接，用词恳切，没有那种少年成名者的作张作致的世故犬儒姿态。他的性格里似乎有一种谦恭忍让和敏锐独立的巧妙结合。他不是天才，但他能以自己的勤奋和耐性将自己的天赋释放出来。他以个体生命体验为依托，追求人类那高贵的精神和自由境界，能够阐释和理解其他大多数心灵。他以锐利的思想评论见长，认为最重要的品质是自由和创造，“精神”更是他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他的导师说“那个精神彼岸，是那样纯洁、崇高，风烟俱净”，有一种“吾道东矣”的感觉。
　　
　　批评也是一种写作

　　我有时不太理解，一个批评家，他如何为自己定位。他是一个评判者？一个导师？一个旁观者？一个作家？他有此能力吗？他值得信任吗？他有那么高明吗？他只是较为聪明吗？他预言了什么？他只是一个悖论贩子？他指引方向？——“如同伟大的河流为众多支流指出方向”……批评的“寄生性”，因其与文本、与现场有太过紧密的联系，会被取消，被遗忘，只剩下一些鸡零狗碎的概念和咒语，其对精神领域的贡献亦少得可怜。读读这三十年来的学报，哪些文章还能让人记忆深刻？垃圾啊，太多了。前两年与谢有顺有过一点交流，我们似乎对“批评作为一种写作”达成了某种共识。批评必须是一种“写作之上的写作”，一种“反写作”，也就是说，在写作的背面来写作，以取消其寄生性，超越于批评文本之上，重获其独立性，这种批评也才是有效的。读读《此时的事物》这本书里的第一篇文章，《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其独立性已然超越于批评文本之上，甚至单纯在“手艺”上亦毫不逊色。有人提出“重新做一个批评家”，“重新做一个读者”，我倒觉得应该“重新做一个写作者”，不要再跟在作家后面做一个喋喋不休的人。谢有顺有这种自觉，或者说雄心。他从巴赫金的“对话性”中使自己的作品获得独立的存在，在风格追求上，则是朴素和诚实，更重要的，有力。叔本华说，风格即心灵的观相术，一个人的风格显示了他的全部思想的形式上的本性。
　　谢有顺的清晰性让人印象深刻，“没有比写作令人无法理解的东西更容易的事了，与此相反，也没有比用人人都必然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深奥的思想更困难的事了。”(叔本华)他的文本力避晦涩、空洞，但又不故作惊人之语。他打破了风格上的折衷主义，也回避了“酷文体”的时代病。他没有学院里的臭毛病(“唉，他们如此博览群书，思想却贫乏得令人吃惊！”)，器小格卑，设限自守；他也严谨(我想起几年前他向我求证一条引文的出处)，只是没有那么八股。正如一则典故:流亡美国的阿多诺，在学会杂志上登论文，被要求写论文提要，阿多诺如烈火一样愤怒大叫:“我的文章和音乐一样构造精密。音乐能写提要吗？”
　　
　　多了一种仁慈之心

　　虽然这本《此时的事物》里多作赞赏之语，但看得出，谢有顺对这个时代的写作景观是失望的。他对那么多甚嚣尘上的争论不置一词，对那些现实生活里的道德伦理不再求全责备，吹毛求疵。他多了一份理解，多了一种仁慈之心。“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人人皆为世事所累，困于现世得失，限于其中，超乎其上者，岂不难也哉矣！看看那些小说家、文化人，一眼盯着市场，一眼盯着屏幕，手还没动，心已大乱……(尼采说，平庸的书和坏书之所以平庸和坏，正是因为它们试图讨好许多人，也确实讨好了许多人。)焦虑啊，有人焦虑得甚至十年不敢置一词，十年不敢磨一剑。但这有用吗？作家这个行当，真是期待不得。但谢有顺依然是乐观的，失望然后乐观，然后义无反顾地沉浸其中，“我们变得贫乏了……一种新的无教养”，他不像本雅明那样哀叹，承认自己的贫乏也就不意味着丢脸，他要以少为多，从头开始。《此时的事物》一书中对散文文体的梳理，即为一例。
　　如今这个时代，沉溺在文学世界里似乎是可耻的。文学的世界越来越小，而其边界却越来越模糊。这是一个无法自守的世界，让人易于虚幻也易于心乱的世界。“文学的世界就要被瓦解了。”这种哀叹声此起彼伏。大家都清楚，这个世界里没有大师，更没有天才，或者即使惊鸿一暼，也只是雪泥鸿爪，我们有所不识。他可能已经来到了我们中间，但因为不是一类，所以我们互相都认不出对方。这样很好，大家共同营造了一个其乐融融的世界，祥和，乐观，今朝有酒今朝醉，享受着没有对手的小小乐趣……依靠一种“小强填字”般的小聪明，拼贴，模仿，兼容，带着一些轻便的理论和一些花边式的小道消息进行表演。这样很好，上帝已死，百无禁忌……中文世界的这种浅薄童騃由来久矣，如吴亮所说，这是个不配被书写的时代，不配诞生天才，不配有好的读者，也不配有好的评论家，“这个时代只是一个注定要被忘记的过渡时期……”越是如此，我倒越觉得应该有评论家站出来，收拾残局，打破这个虚幻的局面……这应该是评论家拍案而起破口大骂的时代，一个表述异议、陈述主张、争辩价值、批判世态人心的时代。
　　
　　不妄置一词，不盲目吹捧

　　这是一个适于表演的时代。
　　但评论家们的表演似乎不妙，谢有顺有些异乎其类。自他出场，好评不断。“年轻”是围绕他的一个话题。“那么年轻，即有如此成就……”我也嫉妒啊。要说年轻，三十出头的苏珊·桑塔格已写出了她的名篇。年轻算什么呢？尼采说，“在26岁和30岁之间，对于才华横溢的人来说是真正的狂妄期；这是最初的成熟期，还留有一点强烈的酸味。”谢也不会在意这个。中国人是讲阅世的，我开头所说的“停一停”，也有这种意味。谢有顺对自己有着强烈的道德要求，你看他的书，绝不妄置一词，不盲目吹捧。“辞交取予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在道德操守上，他不会让自己便宜从事。在这本书里，他处理了太多的事物，仅体裁就包括诗歌、小说、散文，还有一些比如选集、评奖之类的文学事务。即如评奖而言，它所追求的道德伦理是“公允”，而评论家所追求的目标也许并非公允，而是某种程度的“不公”，“就像河流不对哪条鱼更大做决定一样……”(吴亮)书中的观念太杂了，如其所言，以期解决“更复杂的精神事务”，这不仅需要博大的眼光和宽豁的情怀，更需要前后一致的逻辑……
　　在这本书里，他讲宽容，讲仁慈，讲常识，讲理解，甚至宁愿如苏格拉底一般牺牲在自己的逻辑上，也不愿树立起充分的敌意。虽然并不缺乏思想交锋中的现实针对性，却很少一针见血地揭示我们时代及其文化的真实状况。宽容和理解对一个评论家算不算一种美德？他符不符合一个批评家的“批评伦理”？如果抛开世俗的道德不谈(如谢所言，以一种天才伦理代替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伦理)，宽容和理解会不会只是一种怯懦，最终导致一场毫无风险的表演？如今，批评陷入一种被围攻的状态中，是其不幸，也是其大幸，批评家早就应该树立起更多的敌人，然后自己孤身前往，做一个有力量的“孤独的个人”。尼采说，靠和敌人斗争而生活的人有兴趣让敌人生存下去。批评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靠和敌人斗争而生存的人，他必须积聚起自己的力量，从对手那里获取更大的反弹力。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力量，那又用什么来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在这里，我有一个偶像，别林斯基，拿来与谢有顺兄共勉。其人语多有失，貌不惊人，但他却成为他那个时代道德与文学的独裁者，在他那一代人中巍然耸立。此人瘦削，有肺病，过度严肃，不苟言笑……

附：
　　
　　批评的觉悟（谢有顺）
　　
　　梁漱溟说:“在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这话说得透彻。在今天这个时代，面对文学的喧嚣、批评的歧途，太容易迷失自己。多少人都拿自己没有办法，远离了本心，失去了本原，不仅细小的利益可以摇动他的信念，随波逐流者更是不在少数。写作的光芒正在黯淡，清明自觉的人日益减少。这是一种可悲悯的事实。我承认自己过去也常是昏昏然而不自觉的，所幸我还想往前，还想改变自己。我一直相信，世间万事原非定局，它是可以变的；人力虽然渺小，但也是可以增长和积蓄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写作诞生于“孤独的个人”的看法，同时，我也不轻视文学实践、文学影响力的价值。
　　这二者之间，应该是有一条贯通的路的。钱穆说，凡做学问，当能通到身世，尤贵能再从身世又通到学问。古人谓之“身世”，今人谓之“时代”。凡成一家言者，其学问无不具备时代性，无不能将其身世融入学问中。但今天的学问，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今天的文学，也几已成了“纸上的文学”。身世和时代正在消隐，所剩的，不过是些材料、名词、公共经验，以及下面那颗斤斤计较的心。我不是学问家，但也知道，做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进得去也出得来，要有心得，要有生命的感悟，要和自己有关，而不被知识所累。
　　因此，我的文学研究，总是在“生活世界”和“人心世界”这两个场域里用力，以对人类存在境遇的了解，对人类生命的同情为旨归。我追求清晰而温润的表达，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到达那个已被我们疏远了的生活世界和人心世界。好的文学，它所要追索的，永远是生活世界发生了什么，人心世界发生了什么；离开了这两个维度，文学就会变得空洞、轻飘，写作就会成为一种造假。“此心同，此理同”，文学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
　　文学是灵魂的叙事，人心的呢喃，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根本指向。
　　我渴望看到一种文学，能在“生活”中展开，同时又能深入“人心”——尽管这两方面都做得好的作品，在当代十分罕见，但我的研究，总是尽力握住这两条线索，使得我在阐释别人的时候，不忘张扬自己的心中所想，也不忘说出我对生活和人心的真实看法。
　　　(节选自《此时的事物·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