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罪犯是如何走向成功的道路的——生命的意义1:引子(上篇)(2007-06-28 17: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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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本文是讲述《如何在三个学期内大学毕业——立即行动》一文中的作者,在第二次上大学之前的人生经历,以及从此引出的对人生意义思考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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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何存在?是否存在上帝,假如存在的话,它的本质如何?地球上所有的宗教信仰中,哪种才是最正确的?死后有灵魂吗?我们本质上是物质存在还是精神存在?
人们为解决这些问题已经奋斗了千年。他们为此争论不休。但这些问题让人们不知所措或掉了脑袋(原文lose
their
heads一语双关——译者注),至少底线在于,这是些非常实际的问题。
一路行驶
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方式会为我们在生命中所做的其它一切事情提供根本的背景。无论我们如何给自己的生命寄予价值,都必须考虑一下这些问题。
比方说你的生活已被目标、方案和行动有序地组织好了。你设定了一个目标,比如开展新的互联网业务。你把它分解成一个个方案,比如写出业务计划和开通你的网站。然后你把那些方案分解为行动,如去银行开户以及注册你的域名。非常清楚。
可当初为什么要开展这个业务呢?有何意义?为什么是这个目标而非其它目标?甚至为什么要设立目标呢?
这些决定了你设立或不设立什么目标的东西就是你的背景。背景就是你信仰和价值观的集合。所以假如金钱和自由的价值观是你背景的一部分,你可能就倾向于设定一个开展新业务的目标。但如果你有不同此类的价值观——一个不同的背景——你也可能根本就不会去定什么目标。
你背景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关于现实之本质的信仰集合,这包括你的宗教信仰、精神上和哲学上的信仰。你关于宇宙的全部信仰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的成果。背景决定了目标,目标决定了方案,方案决定了行动,行动决定了结果。
由于拥有某种背景,你可能在实际中无法达成某些成果,因为你从来不会设定那些能够产生这些成果的必需目标。
你的背景起的作用就如同过滤器。当你活在一种特定的背景中时,你就会失去接触那些在你背景之外的潜在目标、方案和行动的机会。例如,你的背景包括这样一个信仰:犯罪行为是十分恶劣的。那你就不太可能为成为犯罪组织的未来领导而努力。
走自己的路
这是一段很长的个人经历,但我认为你会觉得它很有趣。如果你有时间看的话,我要你去注意一下我的信仰(背景)是如何随着时间转变的,以及它们如何戏剧性地改变了我的成果。
我的半生都在寻找能给予我最佳生活的那种背景。当然,这是一种奇怪的追求,因为你一直处在一个背景中,却要去寻找其它背景。换句话说,“最佳生活”的定义其实也是背景的一部分,
所以我得找出一个既定义了这种关系,又提供了充实意义的背景。
这个追求刚开始时对我而言是个偶然,但最终我开始有意识地追求它。
光环
在我生命的前半段,即到17岁为止,我是天主教/基督教徒,曾经受洗并确认过的。我上了八年天主教语文小学,然后又上了四年天主教中学。当过几年童子军并获得了Ad
Altare
Dei奖。我每日祷告,并且接受一切被教导为真理的东西。每个礼拜天我都和家人一起去教堂。我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是基督徒,因此我对其它的信仰体系一无所知。我父亲年轻时是祭台助手,而他的哥哥(我的伯伯)是天主教牧师。我的一个表兄是耶稣基督校园十字军的成员。中学时我成了一名不严格的宗教隐退者,并开始为康复之家和残疾儿童幼儿园做社区服务。我曾以为自己一生都会是天主教徒。
亵渎神明的流言
但是,在我中学第三年行将结束之际,我经历了一次应该称之为顿悟的体验。就像是我大脑的一个新部位突然开启了,让我一下子进入了高度觉醒的状态。或许这只是成长过程的一个副作用。(我记得自己在七岁时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就像醍醐灌顶,一下子从混沌中清醒过来——译者)我开始公开质疑从儿时就根植于我心的那些信仰。我不再盲目接受那些教给我的东西。我要走到幕后,把所有的无意识连根拔除,再看看这些信仰是否真的对我有意义。我开始提出一大堆问题,却发现几乎没有人会诚实地探讨它们。多数人仅仅是让我走开或是变得自我防卫起来。但我只是强烈好奇,而非有什么敌意。我的家人是可探讨这一切的最近人选,而我确实也找到了几位思想开明的老师。我的中学(洛杉矶Loyola中学)是一所耶稣会士学校,而耶稣会士们都是自由主义者,就如牧师所说。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失望。我发现,尽管我的这些朋友和老师的教育程度都不错,人生经历也很丰富,却没几个人会公开地为他们的信仰问题操心。这确实唤起了我巨大的疑心。我想:“要是每个人都只是盲目地接受而从不发问,我为什么要信仰它呢?”过了几个月,怀疑越积越多,而我转变了更多的信念,从小被灌输的天主教思想变成自我的思考和判断。
最终我放弃了全部的背景,而在没有其它可行的背景的情况下,我成了一个无神论者。
我作为一个17岁的无神论者开始了在天主教中学的最后一年。噢,真是讽刺。最初我不确定该指望什么,但很快发现无神论的背景具有无法置信的威力。摆脱了我所有曾经的信仰后,我感觉自己智力提升了。我可以更加清晰地思考,而头脑似乎运转得更好了。我也感到比以往更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不再信仰上帝后,我就认为自己生命中的成果全靠自己。学习变得比以往更容易,即使我所上的是全校最具挑战性的课程,大多数都是跳级的课程。我在微积分课上是如此出色,以至于老师最后让我参加了跟班上其他人不一样的特殊测验。还有一次,我的跳级物理课老师在课前找我,让我教他如何解一道物理难题。我发现数学和科学课对我而言尤为容易,所以我开始寻找新的挑战自我的方式。所以我曾经试着把所有的作业都写在一张1×1平方英寸都纸上;或是用彩色粉笔写在放谷子都轴箱盖上;或是用彩色铅笔涂抹我都两极地图,把它变成了艺术品。人们觉得我很古怪,但我做这些只不过是为了让它们变得有趣些,因为问题本身已经毫无挑战性了。用彩色粉笔来做微积分才算是真正活过一回了呢。^_^
我对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并不保密,因此上宗教课时,我得回想起所有要考高分所必须的原始资料。尽管如此,每次有开放性问题的时候,我总会从无神论的角度来回答。我很感谢耶稣会士们开明地宽容了我的行为。我为此给予他们极大的信任。
我的家人对所有这些感到很不高兴,尤其是我订阅的《美国无神论》这份杂志开始邮寄过来之后(我善于早早地截取这个邮件)。但我在校的表现是如此之好,以至于他们很难抱怨我;他们不愿提及我的任何问题,即使这么做我会很开心。他们的确强迫我继续去教堂,我暂时容忍了,因为我知道无论如何,一年后就用不着再去了。但后来我开始参加一种不同的礼拜:中途溜出去散个步,等快结束时再溜回来。但一次事件让我的礼拜生涯提早结束了:我回来得太晚,家人们都已经坐在车上了,却看到我正走在街上呢。哎呀!他们丢下我开车走了。但我并没有步行两英里回家,而是在外面待了一整天,直到半夜才回去。除了婚礼和葬礼,那是我最后一次上教堂。
撇去这些冲突,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迄今为止仍是我最好的时光。我所有的课程都是优秀,有六所大学的计算机专业都愿意接受我:加州理工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半奖)、UC圣地亚哥(全奖)、UC伯克利、卡内基梅隆和Harvey
Mudd。
我选择了UC伯克利,因为当时其计算机科学是国内排名第一的。我对于自己能够从家里搬出来独处感到很开心。1989年秋天,我到了伯克利,并在新生宿舍住了下来。
然后事情就变得古怪起来。
叛徒
在伯克利的时候我的无神论背景更成熟了。身边不再围绕着天主教徒后,我认识了许多具有广泛多样信仰体系的有趣的家伙。很快我就结交了许多很有才华的新朋友,其中一些人会开放地讨论现实的本质。我想,我那天主教式抚养经历令我就像一个被压缩了的弹簧——一摆脱那个压着弹簧的环境,我立即就弹到了另一头。但我走得过头了,不但摆脱了以前的宗教信仰,连道德观念都弄丢了。我就像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The
Facts Concerning the Recent Carnival of Crime in
Connecticut》——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泯灭良心的人——里的那个家伙一样。
我开始信奉一切与我的教养本质上完全相反的东西。我完全丧失了对上学对兴趣,几乎不去上课。我一点也不关心拿学位的事儿。几乎每周我都要参加聚会,喝得酩酊大醉。有一次连续喝了14杯,醒来时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床上的。我问了朋友后,才在脑子里一点点拼凑起昨夜的情形。至今我还确信,我在21岁之前喝下的酒精比那以后到现在喝过的还多(我现在34岁)。
我甚至开始到商店里行窃——经常如此。我第一次干是因为从来没干过这事,我是天主教徒时从来不会如此。就好像这是一件值得记入备忘清单里的事情似的。但我很快就对这种刺激感上瘾了,然后次数越来越多,最后发展到一天偷好几回。
实际上我从来不是因为想要才偷,偷来的东西大部分都给了别人,或事后直接进了垃圾桶。在第一学期过了约一个月时,我被抓住了。四个月的留校查看。我只停了一个月的手,然后又开始干,但变得更小心了。留校查看期结束后的一周,我又被捕了,最终以4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为代价。我去服务了,但很快又开始偷窃。但我把手段改良了,让自己更难被抓住。一些千钧一发的时刻只是让我愈发自信。
我变得如此习惯这种行为,以至于在偷窃时心跳完全正常,毫不担心。所以我得玩点更刺激的。开始时我定下了一些小目标,像看看一次能在口袋里装多少大包装的糖块(13块),或尝试一天内是否能从学生商店里偷出所有的白葡萄酒(超过50瓶)。随后我把所有的糖块和白葡萄酒都给了同学。
我在学习方面表现不好,还被勒令试读。当你老是不在课堂上出现时就会有此惩罚。尽管如此,我得说我并不太在乎。
但事情在我遇到了另一个跟我一样道德败坏的学生后变得更糟。我们成了好朋友。我停止了(危险的)入店盗窃,然后跟他一起计划和实施双人盗窃,这样被抓住的风险要小得多。这办法一次又一次地奏效,而我们俩也开始用这法子来弄钱花。为了确保安全,不要在同一个地方一次又一次地被捕,我们把下手的范围扩大到了伯克利校外到半径几乎有100英里的地方,从旧金山到萨克拉门托到弗雷斯诺。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我们逐渐增加盗窃的价值,用美元来计算的话已经算是重大盗窃的范畴了(当时每次下手都超过了400美元)。我想我们最高的周末记录是偷了价值2400美元的东西。
不该那么做
后来我再次被捕,这次被判为重大盗窃罪。这可不妙。在这次被捕之前我已经知道,如果我被判为重大盗窃罪,再加上我的前科,我很可能会在监狱里待上两年。简直糟透了。
而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是,我是在萨克拉门托被捕的,那里离伯克利大约有两小时的车程。可我的同伴没法空等下去直到暴露他自己,于是就开车回去了。我呆坐在市看守所里等着身份确认。我从来不会带着身份信息去盗窃,而且把许多假名中的一个告诉了警察。他们当然不会相信我的鬼话,所以在他们用我的指纹确认我的身份时,我得在牢房里等着。
那时我才……19岁,在1991年的一个美好的星期天,坐在看守所里。想着今后的两年可能会失去自由。
锵!
那是现实在我周围崩塌的声音。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我被吓坏了,无法正常思考。也许是因为那橙色的衣服。除了无穷无尽的呆坐和思索,没有别的事可干。我开始再次自问那些重大的问题。我他妈的究竟在这里干什么?这真的是我吗?
但现在我的回答完全不同了。我认识到这个背景完全错了。对于得在监狱里度过未来两年的现实,我认了;但我也觉醒了,我必须有个永久的改变,这种生活该结束了。在监狱待两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但至少我吸取教训了。我还没找到全新的替代背景,但我已播下了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就是一个信念:无论事情看起来多么糟,将来它们也会变好的。我知道自己最终会改过自新并恢复从前的。等到我复原大概需要许多年的时间,但我清楚地知道,我会走下去的。这就是个人成长的观念植根于我的时刻,尽管当时我并没有这样叫它。它是这样一个观念:无论现在事情有多糟糕,我依然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并且将来活得更好。这就是当时我所有的想法,但对于应付当时的情况已经足够了。
三天后我被释放了。他们确认了我的身份,以盗窃重罪控告我。在告知开庭日期后就把我放了。那时正值黄昏,我先绕着萨克拉门托的州议会大厦和花园走了走,呼吸了一会新鲜空气,并为自己至少还有几个月的自由而高兴。监禁是极其无聊的,而我只是在市看守所里,而不是监狱。不幸的是,我有个紧急的问题要解决。我没有身份证明,身上只剩18美元。而还有120英里才能回到家。巧的是当时我找到了一辆去奥克兰的晚间巴士,票价只有16美元。我的(前)同伴把我从那儿用车拉回了家。
回到我的公寓时,我收到了一封UC伯克利的来信,信里声明我已被开除了。如果你的GPA是以小数点开头的话,结果就是如此。
被破坏了的框架
接下来等待开庭日期的几个月里,我陷入了些许恐惧中。我几乎不再做什么事,常常蒙头大睡、长时间地步行,还总玩视频游戏。当你想到就要坐牢的时候,设定目标暂时是件难事。
后来我请了一名律师,跟他见面讨论我的案子。在我开口之前他就说:“哦,我看了你的案子,由于这是你第一次犯事,我敢保证我们能把它降低成轻微盗窃,如果没人质疑我们的辩护,你最终只要做点社区服务就搞定了。我和地方法院检察官很熟,所以我肯定他会站在我们这边的。我坚决反对进行审讯,因为对你不利的证据太明显了,因为你是被当场抓住的。”第一次犯事?啊?我的大脑立即充斥了诸如此类的想法:“他怎么会认为这是我第一次犯事?他不知道我的前科吗?要是他认为这是第一次犯事,那法庭的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吗?我该纠正我律师的疏漏吗?”在几秒钟的思想斗争后,我决定最好还是保持沉默。这可能会事与愿违,但也可能产生我想要的结果。要是我说出了糟糕的真相,可就要面对一个愤怒的律师了。但这个提法实在太好了,我没法拒绝。重大盗窃罪是重罪,而轻微盗窃只是轻罪。我必须冒这个险。当然,冒险对我而言是如此熟悉。
几周之后我们上了法庭。我的计划是尽可能地保持沉默,只说不得不说的话。在法庭外我又看了一遍关于这个案子的背景资料。他们确实把我和我的真实身份对上了,但上面写的却是我的假名。没有前科记录。我能做出的最合理的猜测是他们太不小心,用我的假名而非真名来查找前科记录,即便这个案子要用真名来起诉我。人为错误?电脑错误?谁知道?不管怎样是个大错误。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走进法庭(一个变得越来越熟悉的地方)时,法庭的假定仍是:这是我第一次犯罪。然后按照这个程序来处理。没人质疑我的辩护,这样就能把犯罪程度降低到轻微犯罪,只需做6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我做这6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时就像做我梦寐以求的工作一样,因为知道这曾经可能是17520个小时。
我的头很晕。刚才发生了什么?接下来的两年又变成我的了。
一个罪犯是如何走向成功的道路的——生命的意义:引子(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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