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凯力：你让企业大公无私是不可能的，它们是要赚钱的，所以不能指望企业采纳公众的呼吁，只有通过竞争和优胜劣汰去逼迫它，或者通过政府监管的强制手段。另外，对于月租费也必须区分手机和座机，它们从本质上是不同的。这就像出租车与包月车的区别。出租车是按公里计费，你坐多远的车，交多少钱，你不坐的时候出租车会去拉别人。这就相当于手机的网络，手机的网络容量是你不用我用，我不用他用，它的网络资源是所有手机用户共享的，所以你用多少交多少费用。但包月车就是用户专用的，你不坐别人也不能用，所以你不能说里程少我就不给钱。座机与包月车是一样的，它的线路从电话局到你家里或单位，除了你别人用不了，交换机里面的号码对应一定的设备，也是你专用的。所以，市话与移动电话成本根本不同，座机是独占资源，手机是共享资源。所以我反对座机免月租费，但座机无论你是否打电话，成本都是一样的，所以座机不应该再收通话费。另一方面，手机应该只收通话费，月租费收得没有道理，目前通过套餐的方式在取消过程中。另外，漫游费确实应该免，成本接近于零，年底信息产业部会出新政策。

本报记者：有消息说，国资委今年第四季度重新启动电信重组计划。依你的观察，此次重组的目的是什么?会达到什么效果?

　　阚凯力：现在各种方案五花八门，无非就是把运营商摆来摆去。这就像伊索寓言里讲的，有家禽、家畜，猪、牛、马、鸡、鸭等，组建了个乐队，吹出的音乐不堪入耳。后来大家坐下来研究原因和解决办法，结果是调换座次搞“重组”，最后吹出的音乐更加不堪入耳。现在电信最根本的矛盾是纵向整合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运营商无论怎么重组都不解决根本问题。原来的电信产业结构是纵向整合，谁铺线架杆、有物理网，谁就可以搞应用。但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之内，电信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物理网的容量随着光通信普及，状况根本改变了。尤其是光缆一铺下去，容量太大了，任何一个运营商都用不了。所以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改革，实行网络与业务的分离。物理网应该是独立的，谁要用都可以用，这样就可以提高效率，也避免重复建设、节约投资。现在光缆很便宜，电信传输的成本已经逼近于零。网业分离后，它的容量和带宽就能发挥作用。现在这种格局，它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造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目前的电信重组不涉及产业结构，重新分堆，也就是说都是土豆，无非就是一堆还是几堆的问题，还是烂土豆，怎么折腾，都不会有好结果。

本报记者：如你所说，目前这种落后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的发展，你认为中国电信业会不会因此丧失很多机会?

　　阚凯力：任何事物都有发展过程，大江东去，长江也不是笔直的，不破不立，破坏旧的自然就会损耗掉一些人的利益，必然有曲折有斗争，这是必然的。最本质的要靠竞争。目前是竞争不充分。

本报记者：在你看来，这都是由于垄断造成的，那么打破垄断有没有时间表?

　　阚凯力：应该说现在是在打破的过程中吧，至少现在比2000年前强多了，这就是进步。所以我觉得看问题应该从两方面看，当我们沾沾自喜的时候，要往前看，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当我们悲观失望的时候，我们要往后看，成绩巨大。全世界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改革开放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中国，电信业也包括在内。20年前，不要说垄断，装个电话都很困难，90年代初很多人排队交5000块钱初装费，所以要肯定成绩。中国的电信业具有全世界电信业的通病，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垄断，甚至都是政府垄断经营。最近20年全世界都在进行改革，这是中国电信行业和全世界面临的共性问题。

　　另一方面，咱们国家还有自己的特殊性。以前是计划经济，现在向市场经济过度，这又是我们国家的特殊性。比如电信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上面有国资委，国资委的任务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国资委成立就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你怎么能够成立一个很重要的政府部门，专门让垄断公司多赚钱，那不是让他们攫取更多的垄断暴利吗?这就是中国特色。如果西方国家的垄断寡头串谋操纵市场，政府一旦发现，会严格处分的，至少是巨额的罚款。前年法国有3家移动运营商，抬高资费，被罚了几十亿欧元。但中国呢，运营商搞价格战，国资委都不高兴，说这是恶性的，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价格战制止不住怎么办?2004年年底，几个一把手轮换。但是西方垄断寡头的高层在一起打高尔夫或者喝杯咖啡，如果被媒体看到，至少都会遭到警告，抓到证据就会给予巨额罚款，甚至送进监狱。咱们国家国资委却经常召集大家开会，不去不行呢，这就是中国特色。

　　所以中国电信行业既有全世界的共性，也有自己的个性。有个过程，还得继续往前推进。

本报记者：很多时候，你提出的观点都会引起争论，是否统计过，被采纳的概率有多大?

　　阚凯力：首先，我的很多观点也不一定是我最早发明的，采纳没采纳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关系。2000年左右，一个信产部的高级领导跟我个别交换意见，他说的话我非常认同。他说“电信行业已经经过了10年的超高速发展，到了今天，电信行业下一步怎么发展，我们还真不知道，因为中国甚至全世界的电信行业无论是技术还是体制、政策一直都在经历剧烈的变化。所以，确实需要你们这些专家、学者、教授寻找真理，指出今后往哪儿发展，怎么发展。我是政府官员，一边是您这样的人找到的真理，一边是中国的现实情况，我的任务就是在中间找到0.618的黄金分割点。”我认为他的定位非常准确，我的任务是寻找真理，找到中国电信的方向;另一方面，我也得理解有一个过程，一步一步发展，象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没有失望，反而信心百倍。

　　别人叫我阚大炮，谁都敢骂，像电信2001年南北拆分，我在中央电视台和其它媒体上，发表很尖锐的看法，我当时对这个方案说了3句话，说它是“百害无一益”，“横拆还不如不拆”，第三句话叫“庸医杀人”。这话够狠的，部里的朋友劝我不要这样，凭着这句话，如果倒退十年，我就有好果子吃了，但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中央电视台涉及电信方面的问题照样请我做嘉宾。也可能我心直口快，没遮拦，帮助他们提高收视率吧。所以我还要感谢咱们国家目前的大环境，能让我们畅所欲言，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学者教授，敢于建言献策就是天职。

本报记者：现在做的事业是你理想中的事业吗，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期待?

　　阚凯力：是。我会继续推进中国电信体制改革接着往前走，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今年1月份我到日内瓦参加国际电联的研讨会，大家普遍认为运营商的寿命还有十年。目前产业结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矛盾，随着网络电话、IP电话、无线城市的推广，运营商就会逐渐消亡，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了。

　　本报记者：所谓中国运营商10年后消失，你觉得能实现吗?

　　阚凯力：我相信是真的，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100年前，在欧洲马车业是一个很大的产业，现在马车业已经消失了，但交通发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