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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洛阳,晒豪华,风光过后是悲伤

(2018-11-30 12: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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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分类: 历史那边的洛阳城事

11.1.富庶而强大的隋朝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16年后,高洋夺权,东魏被北齐所替代。西魏延续23年后(公元557年)被宇文宽建立的北周所替代。又过25年,杨坚取代宇文衍建立了隋朝。大隋帝国从581年建国,到618年灭亡,共计37年。期间,604年隋炀帝巡视洛阳,605年营建洛阳,606年建都洛阳,共有两个皇帝,炀帝和其孙恭帝。617年瓦岗军围困洛阳。619年王世充在洛阳称帝建立郑国。621年李世民攻下洛阳。

大隋,除了那个名声不佳,甚至臭名昭著的隋炀帝,国人很少提及。毕竟其时间太短,亡国太速。实际上盛隋气象,不可设想。“当我们在赞叹盛唐文明时,谁又想到大隋的一时璀璨,竞非唐可比呢?隋之盛,始于洛阳,至洛阳终。”[1]大隋在中国历史的K线图上玩了一把过山车,洛阳——这支古城中著名的白马股也随着大隋的过山车坐了一次电梯。

东汉末年以后,中国就出现了分裂的趋势,经过三国波澜壮阔的较量,暂时形成了晋的统一。但随着晋“基本面”的恶化,尤其是“贾后乱政”、“八王之乱”等重大利空的出现,终于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大熊市。直到大隋的出现,中国的历史才继续在K线图上走牛,进而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这种盛唐的大牛市。而实际上,中国历史在北魏统一北方时,已经出现了拐点,已经透露出了曙光。东汉时期那些不良资产——土地制度、兵制、赋税制等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进入,尤其是经过人文简单的少数民族的“股改”,已具备了向上冲击,开创一种新气象的动能。但是大牛市必须经过充分的盘整与畜势,于是北魏又分裂成了东魏与西魏,继而又被北齐与北周替代,但是到了北周的外戚杨坚灭北齐代北周以后,中国历史上的大牛市不可阻挡地暴发了。

这种暴发,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国的文化中尤其是国家董事会中注入了冀州游牧民族的优良资产,是文化交汇与融和的结果。水贵活,茶贵新,酒贵陈。同样是饮料,却有着不同的属性。但其中水是最基本的元素。当下鲜活的社会似水,因此,应当贵活,贵流(动),贵新。而已有的被大浪淘沙筛选过的文化结晶或文化根基则是精华的积累,重在留存与保护,自然贵陈。文化就是如此。一种文化没有其它文化的交汇,没有其它文化的冲击,往往会成为一潭死水而失去活力。因此,中国历史上文化的演进往往同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息息相关。从黄帝征炎帝、与蚩尤的历史性的撞击,到所谓东夷、匈奴、鲜卑、羯、狄、羌,以及遍布中原的犬戎、苗蛮等等,中华文化就是包容与整合了这些文化基因的长处,才有了堪称灿烂的华夏文明。民族文化,失去了这种交融的能力,有成为死文化的趋势,尤如死水。

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整合了北方匈奴、西方羯族等民族而建立的国家。以后的北周、北齐也基本延续了这种融和。杨坚具有胡人的血统,李渊也同样。至于李世民,其母窦氏也具有胡人血统,[2]高宗李治母长孙氏,其祖先更是北魏拓跋时期的权贵。[3]而他们的操盘,也更注重任用与利用胡人,更具包容的能力。因此,这种历史的股改与重组,才创立了中国历史K线上的激动人心的走势。

牛市的形成在于分裂期间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文化的多样性,尤如植物的多样性,对一个地方文化生态的繁荣有着重大的影响。分裂期间多种文化的融和往往能导致一个昌盛的时代。但统一昌盛的时代,专制体制下的文化又往往被圈定范围,趋于一统,逐渐成为文化突围的障碍。春秋战国后的秦汉如此,魏晋南北朝后的隋唐也是如此。

隋的繁盛首先就在于统一。统一使得蛋糕忽然变大,更多的资源可以利用,因此,隋比起之前的北周、北齐和南方陈等国要强大的多。其次,隋的强盛还在于隋文帝的集权集利,导致中央政府前所未有的富足。与前汉刘邦时期建立的帝国不同,隋文帝接手的国家虽经几百年战乱,但在统一前后却是相对稳定。一方面没有剧烈的战争创伤要医治,如此后的初唐等。另一方面,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的改革已经经历了100多年,新的乡里地方管理制度逐渐体现出活力和效力。因此,隋文帝没有采取黄老的无为而治、休生养息,而是采取了挤压的办法,从生产力改善的自耕农手中聚财,[4]并严查地方官员的贪污。他曾密派人向官员纳贿,然后把接受贿赂的人处死,隋文帝的晚年忙于此事。[5]因此,西汉经过四个皇帝七十年休养生息所积蓄的财富造就的汉武盛世,隋代仅隋文帝一代十几年就做到了。[6]隋代的各个国库堆积如山,甚至窖藏也不能容纳。因此,有人说,隋的储备,可以用560年,直到唐建国20年后,即所谓的“贞观之治”的初年,隋的一些库藏还没有用完。[7]为首都洛阳储备的兴洛仓、回洛仓、含嘉仓等储量更是大得难以想象。李密占据洛口仓,放粮给百姓;有的人离开粮仓后,因拿不动,丢散在路上,从仓城到外城门,路上的米有几寸厚,被车马践踏;放粮吸引了各路盗贼及其家属有近百万人,没有容器,他们就用荆条编筐淘米,洛水两岸十里范围内,洛水为之变白。[8]不仅是粮食,其它货物及珍宝也非常丰富,有说李密攻打洛阳时,东都洛阳就曾用绢做井绳,用布做柴来烧火做饭。[9]这些描写是非常状态,可能有些夸张,然千年以后,我们仍能在含家仓里看到存储的谷物。在已知的2万平方米内分布着粮窖259座,估计全城有400多座。已发掘的6座中,口径最大的14.5米,深6米。在160号窖内,甚至还发现有25万多斤谷子,1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58.3%的有机物,说明其储藏技术还是“相当”的过关,其粮仓储藏的丰富也是可信的。[10]

俗话说,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国富与民富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民富国穷国家最终不能强盛,但国富民穷国家不仅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对其政权的稳定来说也是不利的。这个时候还竭泽而渔,用尽民力,国家只有走向灭亡的道路了。这一点,隋文帝的不孝之子隋炀帝杨广并不理解,最终将强盛的大隋葬送。


[1] 朱爱民,《中国历史的DNA》,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40.

[2] 《旧唐书·后妃传》载:窦氏父隋定州总管、神武公毅,其外祖母是周武帝姊襄阳长公主。

[3] 《旧唐书·列传十五》载:长孙无忌,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其先出自后魏献文帝第三兄。初为拓拔氏,……后更跋氏,为宗室之长,改姓长孙氏。……文德皇后即其妹也。

[4] 据近人推算,后汉、梁陈之制,一石相当于今0.1981石;北魏、北齐之制,一石相当于今0.3963石;北周武帝天和元年以后之制, 1石相当于今0.2105石;隋初1石相当于今0.5944石。与各朝租额进行粗略比较,即可以看出,隋初1丁租粟3石之额实际高于各朝。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77页。

[5] 《隋书·帝纪二·高祖杨坚下》,载:“又往往潜令人赂遗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无所宽贷。”

[6]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379页。

[7] 《旧唐书·列传二十四·马周传》载: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

[8] 《资治通鉴·卷一八六》载:密开洛口仓散米,无防守典当者,又无文券,取之者随意多少;或离仓之后,力不能致,委弃衢路,自仓城至郭门,米厚数寸,为车马所轥践;群盗来就食者并家属近百万口,无甕盎,织荆筐淘米,洛水两岸十里之间,望之皆如白沙。

[9]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载义宁元年四月:“东都城内乏粮,而布帛山积,至以绢为汲绠,然布以。”

[10] 《洛阳隋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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