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生平只佩服两个半画家：一、吴湖帆；二、溥心畬；半个乃谢稚柳，谓谢之花鸟，直入宋元人堂奥，较山水为胜。
这段关于张大千“只佩服两个半画家”的轶闻，在艺术史及文人掌故中流传甚广，非常生动地展现了张大千作为一位眼界极高、心气极傲的艺术家，其内心深处的评价标准与艺术价值观。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解读这段著名的“品评”：
一、背景与语境：张大千的“傲”与“眼”
张大千天赋异禀，博古通今，于传统中浸淫极深，又开拓出泼彩新境，其艺术成就与市场声望在二十世纪中国画坛罕有匹敌。因此，他极少公开推许同代画家。能被他称为“佩服”，必是在其最看重的某些核心领域达到了令他也折服的境界。这份名单，反映的是他心中“传统文人画正统精髓”的标尺。
二、具体解读：为何是这“两个半”？
吴湖帆（一）：“血战古人”的功力与“雅俗共赏”的格调
传统集大成者：吴湖帆出身苏州世家，家藏巨富，眼力极高。他在山水画上融汇“四王”、董其昌，上溯宋元，尤其对青绿设色有登峰造极的继承与发展，风格雍容华贵，笔墨清润秀逸。张大千佩服的，正是吴湖帆
“血战古人” 的深厚传统功力与集大成的能力。吴的画代表了传统文人画“雅正”一路的最高水准。
鉴定巨眼：吴湖帆是顶尖的书画鉴定家，张大千早年曾临仿古画，对鉴定眼力极为看重。吴在这方面的权威，无疑加重了他在张大千心中的分量。
溥心畬（二）：“天潢贵胄”的文心与“笔尖上的王朝”
正统文人气质：溥心畬身为旧王孙，其学问、诗书修养是融入血脉的。他的画，尤其是山水小品，带有一种清寂、高雅、含蓄的魏晋风致和宋元格调，这是单纯靠技法磨练难以企及的“书卷气”与“贵气”。张大千虽以豪迈洒脱见长，但对这种旧王孙的“文心”与“逸格”深为叹服。
山水画的“北派”标高：溥心畬与张大千曾并称“南张北溥”。张大千的佩服，也是对这位在北方画坛代表传统精深一路的对手（实为挚友）的最高认可。
谢稚柳（半个）：“亦师亦友”的全才与“花鸟”的极致
“半个”的微妙含义：这“半个”的评价最为有趣，也最见张大千的标准严苛与用语俏皮。这并非贬低，而是一种极高的、带有限定性的赞誉。
为何是“半个”：
山水未达其至高标准：在张大千看来，谢稚柳的山水画虽高古秀润，直追宋人，但或许在气魄、独创性上尚未达到让他完全“佩服”的巅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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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鸟“直入宋元堂奥”：张大千明确指出，谢稚柳的花鸟画达到了令他佩服的高度，认为其精工典雅、气韵生动，真正深入了宋元花鸟画的核心精髓。这说明在张大千心中，谢稚柳在花鸟这一单项上已臻化境。
特殊的亲密关系：谢稚柳是张大千的至交，也是其艺术上的知音与重要合作者（如共同鉴赏、游历）。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使得评价更加直接、坦诚，也带有一丝亲切的调侃。
三、名单之外的深意：张大千的艺术价值观
这份名单清晰地揭示了张大千最看重的画家品质：
对传统的极致深入与掌握：三人都是传统功力极其深厚的学者型画家。
“诗书画”一体的综合文化修养：吴、溥皆是如此，谢亦为大学者、大鉴定家。
值得注意的是名单的“缺失”：与他同时代、同样伟大的画家如齐白石（以天趣胜）、黄宾虹（以积墨胜）、徐悲鸿（以革新胜）、傅抱石（以磅礴胜）
等均未在其列。这并非否定这些大师的成就，而是说明张大千的“佩服”标准非常个人化、传统化——他更倾心于那种在传统文人画体系内达到完美与极致的类型。
四、总结
张大千的“两个半”之说，是一把钥匙：
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张大千本人艺术追求的核心：根植于最正统、最精深的文人画传统。
它是一张地图，标出了他心目中二十世纪中国画坛在“继承传统”这条脉络上的最高峰。
它是一段生动的文人话语，以其特有的夸张、精准与幽默，成为艺术史上的一段经典公案，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顶尖大师之间相互品评、角力的精神世界。
总之，这份名单是张大千个人审美王国里的“封神榜”，它因其极高的标准和鲜明的个人色彩，反而成为了解那个辉煌画坛时代风气与大师心性的珍贵切片。
心畬亦有不近人情事。王福庵弟子某，慕溥名，特为溥精刻三印，由荣宝斋主持人梁子衡介绍，踵门贻溥。溥略一瞻视，曰“正缺石头”，即将某印就砚石磨去之，子衡大窘，某潜身遁走。某次，吴仲垌以手集古人印拓一册贻溥，溥亦略一瞻视，随手交在座之陈巨来曰：“送给你。”巨来曰：“吴先生之精拓，不敢受领。”溥立向字纸簏中投之，吴亦为之大窘。
这两则关于溥心畬先生的轶事，极为传神，恰似两幅白描小品，寥寥数笔，便将这位“旧王孙”孤高倨傲、不谐流俗的性情刻画得入木三分。这类故事在民国艺林掌故中流传颇广，它们共同构成了理解溥心畬其人与那个时代文人交往中微妙规则的绝佳注脚。
我们不妨从几个层面来品味这两则故事的深意：
一、行为本身：极致的“不近人情”这两件事的冲击力在于其公开性、即时性与彻底性，毫无转圜余地。
对王福庵弟子：当面将对方精心镌刻、经人引荐呈上的印章磨去，并直言“正缺石头”。这不仅否定了对方的艺术（印刻），更近乎抹杀了对方作为“赠予者”的情意与人格，其羞辱性远胜于委婉拒绝。
对吴仲垌：将友人惠赠的心血之作（手拓印谱）随手转赠，继而弃入字纸篏。这不仅是轻视礼物，更是对馈赠行为本身的漠视，让赠送者陷入无比尴尬的境地。
二、性格与心理：旧王孙的“天潢贵胄”心态溥心畬这种近乎刻薄的行为，根植于他特殊的身份与心性：
血脉里的高傲：作为恭亲王奕訢之孙，真正的天潢贵胄，他的高傲是刻在骨子里的。这种高傲使他对世俗的人情世故、礼尚往来有一种天然的疏离与不屑。在他看来，许多常人的恭敬、馈赠，或许只是“俗套”，不值得他耗费心神去周全应对。
艺术上的极度自信与洁癖：溥心畬诗书画三绝，自视极高。他对艺术有自己绝对的标准。王福庵弟子的印章，或许在他眼中确实“不入法眼”，而他处理“不入眼”之物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物理清除”（磨掉）。这种审美上的极端洁癖，延伸到人情世故中，就成了“不近人情”。
“率性”与“任性”的一体两面：文人推崇“率性”，但溥心畬的“率性”常常越过界限，成为不顾及他人感受的“任性”。这并非单纯的粗鲁，而是一种基于极高身份和艺术自负的、对孩子般“真”的坚持——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懒得掩饰。
三、文化语境：文人交往中的“直”与“傲”在传统文人圈，尤其是顶尖高手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交往法则：
“直”有时是一种“真”的体现：相比于虚伪的客套，某些不留情面的直接反应，反而被视为性情中人、不虚伪的表现。张大千佩服他，或许也包含对这种“真”的欣赏。
“傲”需有资本支撑：溥心畬的“傲”，建立在他无可争议的学术修养（旧学功底）与艺术成就（“北溥”地位）之上。时人知其才，故能忍其狂。若换作常人，此举恐早已不容于圈子。
“窘”的必然性：故事中梁子衡、吴仲垌、某印人的“大窘”与“遁走”，是必然反应。这凸显了在溥心畬强大的个人气场与不按常理出牌的作风面前，通常的社会交往规则完全失效。
四、轶事背后的矛盾形象这些故事为我们拼凑出一个更复杂、更立体的溥心畬：
他是“落花啼鸟”的诗人，笔下世界清寂雅致。
他也是“磨印投簏”的狂生，行事乖张，令人难堪。
艺术上的“雅”与待人上的“狷”，在他身上奇特地共存。这正是传统文人人格中一种极端的典型：将精神的绝对自由与洁癖，凌驾于世俗的人际润滑之上。
结论：这两则轶事，绝非为了贬损溥心畬先生。相反，它们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一面，展现了他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与孤僻，这是其性格中的阴影。
另一面，却也从极端角度印证了他不慕流俗、不屈己从人的艺术独立人格。他的一切行为，似乎都在践行一种纯粹到近乎残酷的自我标准——对他认定的“非艺术”或“非知己”之物，绝不浪费丝毫情感与虚礼。
正是这种极致的矛盾性，让溥心畬的形象超越了单纯的画师，而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时代特征与文化深度的文人标本。理解他的“不近人情”，是我们理解那个新旧交替、大师个性极度张扬的时代，以及中国传统文人精神中那股狷介孤高之气的一扇重要窗口。
张大千生平只佩服两个半画家
张大千生平只佩服两个半画家：一、吴湖帆；二、溥心畬；半个乃谢稚柳，谓谢之花鸟，直入宋元人堂奥，较山水为胜。
这段关于张大千“只佩服两个半画家”的轶闻，在艺术史及文人掌故中流传甚广，非常生动地展现了张大千作为一位眼界极高、心气极傲的艺术家，其内心深处的评价标准与艺术价值观。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解读这段著名的“品评”：
一、背景与语境：张大千的“傲”与“眼”
张大千天赋异禀，博古通今，于传统中浸淫极深，又开拓出泼彩新境，其艺术成就与市场声望在二十世纪中国画坛罕有匹敌。因此，他极少公开推许同代画家。能被他称为“佩服”，必是在其最看重的某些核心领域达到了令他也折服的境界。这份名单，反映的是他心中“传统文人画正统精髓”的标尺。
二、具体解读：为何是这“两个半”？
吴湖帆（一）：“血战古人”的功力与“雅俗共赏”的格调
传统集大成者：吴湖帆出身苏州世家，家藏巨富，眼力极高。他在山水画上融汇“四王”、董其昌，上溯宋元，尤其对青绿设色有登峰造极的继承与发展，风格雍容华贵，笔墨清润秀逸。张大千佩服的，正是吴湖帆 “血战古人” 的深厚传统功力与集大成的能力。吴的画代表了传统文人画“雅正”一路的最高水准。
鉴定巨眼：吴湖帆是顶尖的书画鉴定家，张大千早年曾临仿古画，对鉴定眼力极为看重。吴在这方面的权威，无疑加重了他在张大千心中的分量。
溥心畬（二）：“天潢贵胄”的文心与“笔尖上的王朝”
正统文人气质：溥心畬身为旧王孙，其学问、诗书修养是融入血脉的。他的画，尤其是山水小品，带有一种清寂、高雅、含蓄的魏晋风致和宋元格调，这是单纯靠技法磨练难以企及的“书卷气”与“贵气”。张大千虽以豪迈洒脱见长，但对这种旧王孙的“文心”与“逸格”深为叹服。
山水画的“北派”标高：溥心畬与张大千曾并称“南张北溥”。张大千的佩服，也是对这位在北方画坛代表传统精深一路的对手（实为挚友）的最高认可。
谢稚柳（半个）：“亦师亦友”的全才与“花鸟”的极致
“半个”的微妙含义：这“半个”的评价最为有趣，也最见张大千的标准严苛与用语俏皮。这并非贬低，而是一种极高的、带有限定性的赞誉。
为何是“半个”：
山水未达其至高标准：在张大千看来，谢稚柳的山水画虽高古秀润，直追宋人，但或许在气魄、独创性上尚未达到让他完全“佩服”的巅峰境界。
特殊的亲密关系：谢稚柳是张大千的至交，也是其艺术上的知音与重要合作者（如共同鉴赏、游历）。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使得评价更加直接、坦诚，也带有一丝亲切的调侃。
三、名单之外的深意：张大千的艺术价值观
这份名单清晰地揭示了张大千最看重的画家品质：
对传统的极致深入与掌握：三人都是传统功力极其深厚的学者型画家。
“诗书画”一体的综合文化修养：吴、溥皆是如此，谢亦为大学者、大鉴定家。
值得注意的是名单的“缺失”：与他同时代、同样伟大的画家如齐白石（以天趣胜）、黄宾虹（以积墨胜）、徐悲鸿（以革新胜）、傅抱石（以磅礴胜） 等均未在其列。这并非否定这些大师的成就，而是说明张大千的“佩服”标准非常个人化、传统化——他更倾心于那种在传统文人画体系内达到完美与极致的类型。
四、总结
张大千的“两个半”之说，是一把钥匙：
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张大千本人艺术追求的核心：根植于最正统、最精深的文人画传统。
它是一张地图，标出了他心目中二十世纪中国画坛在“继承传统”这条脉络上的最高峰。
它是一段生动的文人话语，以其特有的夸张、精准与幽默，成为艺术史上的一段经典公案，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顶尖大师之间相互品评、角力的精神世界。
总之，这份名单是张大千个人审美王国里的“封神榜”，它因其极高的标准和鲜明的个人色彩，反而成为了解那个辉煌画坛时代风气与大师心性的珍贵切片。
心畬亦有不近人情事。王福庵弟子某，慕溥名，特为溥精刻三印，由荣宝斋主持人梁子衡介绍，踵门贻溥。溥略一瞻视，曰“正缺石头”，即将某印就砚石磨去之，子衡大窘，某潜身遁走。某次，吴仲垌以手集古人印拓一册贻溥，溥亦略一瞻视，随手交在座之陈巨来曰：“送给你。”巨来曰：“吴先生之精拓，不敢受领。”溥立向字纸簏中投之，吴亦为之大窘。
这两则关于溥心畬先生的轶事，极为传神，恰似两幅白描小品，寥寥数笔，便将这位“旧王孙”孤高倨傲、不谐流俗的性情刻画得入木三分。这类故事在民国艺林掌故中流传颇广，它们共同构成了理解溥心畬其人与那个时代文人交往中微妙规则的绝佳注脚。
我们不妨从几个层面来品味这两则故事的深意：
一、行为本身：极致的“不近人情”这两件事的冲击力在于其公开性、即时性与彻底性，毫无转圜余地。
对王福庵弟子：当面将对方精心镌刻、经人引荐呈上的印章磨去，并直言“正缺石头”。这不仅否定了对方的艺术（印刻），更近乎抹杀了对方作为“赠予者”的情意与人格，其羞辱性远胜于委婉拒绝。
对吴仲垌：将友人惠赠的心血之作（手拓印谱）随手转赠，继而弃入字纸篏。这不仅是轻视礼物，更是对馈赠行为本身的漠视，让赠送者陷入无比尴尬的境地。
二、性格与心理：旧王孙的“天潢贵胄”心态溥心畬这种近乎刻薄的行为，根植于他特殊的身份与心性：
血脉里的高傲：作为恭亲王奕訢之孙，真正的天潢贵胄，他的高傲是刻在骨子里的。这种高傲使他对世俗的人情世故、礼尚往来有一种天然的疏离与不屑。在他看来，许多常人的恭敬、馈赠，或许只是“俗套”，不值得他耗费心神去周全应对。
艺术上的极度自信与洁癖：溥心畬诗书画三绝，自视极高。他对艺术有自己绝对的标准。王福庵弟子的印章，或许在他眼中确实“不入法眼”，而他处理“不入眼”之物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物理清除”（磨掉）。这种审美上的极端洁癖，延伸到人情世故中，就成了“不近人情”。
“率性”与“任性”的一体两面：文人推崇“率性”，但溥心畬的“率性”常常越过界限，成为不顾及他人感受的“任性”。这并非单纯的粗鲁，而是一种基于极高身份和艺术自负的、对孩子般“真”的坚持——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懒得掩饰。
三、文化语境：文人交往中的“直”与“傲”在传统文人圈，尤其是顶尖高手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交往法则：
“直”有时是一种“真”的体现：相比于虚伪的客套，某些不留情面的直接反应，反而被视为性情中人、不虚伪的表现。张大千佩服他，或许也包含对这种“真”的欣赏。
“傲”需有资本支撑：溥心畬的“傲”，建立在他无可争议的学术修养（旧学功底）与艺术成就（“北溥”地位）之上。时人知其才，故能忍其狂。若换作常人，此举恐早已不容于圈子。
“窘”的必然性：故事中梁子衡、吴仲垌、某印人的“大窘”与“遁走”，是必然反应。这凸显了在溥心畬强大的个人气场与不按常理出牌的作风面前，通常的社会交往规则完全失效。
四、轶事背后的矛盾形象这些故事为我们拼凑出一个更复杂、更立体的溥心畬：
他是“落花啼鸟”的诗人，笔下世界清寂雅致。
他也是“磨印投簏”的狂生，行事乖张，令人难堪。
艺术上的“雅”与待人上的“狷”，在他身上奇特地共存。这正是传统文人人格中一种极端的典型：将精神的绝对自由与洁癖，凌驾于世俗的人际润滑之上。
结论：这两则轶事，绝非为了贬损溥心畬先生。相反，它们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一面，展现了他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与孤僻，这是其性格中的阴影。
另一面，却也从极端角度印证了他不慕流俗、不屈己从人的艺术独立人格。他的一切行为，似乎都在践行一种纯粹到近乎残酷的自我标准——对他认定的“非艺术”或“非知己”之物，绝不浪费丝毫情感与虚礼。
正是这种极致的矛盾性，让溥心畬的形象超越了单纯的画师，而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时代特征与文化深度的文人标本。理解他的“不近人情”，是我们理解那个新旧交替、大师个性极度张扬的时代，以及中国传统文人精神中那股狷介孤高之气的一扇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