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宋朝矿冶税制

宋朝，是宋以后许多文人墨客向往的年代。这不仅仅因为宋朝少杀文人，而且，普通人可以通过科举，使得“朝为牧田郎，暮登天子堂”，狎妓纳妾，歌舞升平，好不快活。

五代是个乱世，拥兵自立的军阀们自然尚武，而五代之前晋、南北朝、隋、唐都是门第社会，参政队伍中都是门第家族的子弟，普通的文人墨客大都躲在深山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有到了宋代，文人的地位才高尚起来，而统治者也舍得花钱，让文人们披金戴银，奢靡富足。

当宋朝的诗人们端坐于高堂，写出我国文学宝库中瑰丽的宋词长卷时，他们正享受着皇帝赐予他们的金银玉器、水银朱砂。

而宋朝的金银器正是历史上制作最为精巧的时期，一如明清瓷器般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

金银器在宋朝开始走向世俗化、商业化，于是稍有经济能力的平民百姓终于也能够享用金银器了。这不仅得益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与宋朝矿冶业的发达不无干戈。

宋朝的矿产品有金、银、铜、铅、锡、水银、朱砂、矾等品类。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初全国“坑冶凡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二百有一”。治平年间 (1064～1067)，各州坑冶总数为271处。坑冶规模远远超过前朝，北宋时各种金属的年收入量，就铜、锡、铅这三种铸钱用的金属原料来说，大体上是逐渐上升的。从皇祐到元丰元年(1078)的近三十年内，铜的年收入量由 500多万斤增至1400多万斤（一度高达2100多万斤）；锡由30多万斤增至200多万斤(一度高达600多万斤)；铅由9万多斤增至900多万斤。

以元丰元年为例，铁矿分布于36个州，年总收入量 550多万斤。铜矿分布于22个州，年收入量1460多万斤。锡矿分布于10个州,年收入量230多万斤。铅矿分布于32个州,年收入量900多万斤。银矿分布于68州，年收入量为21万余两。金矿分布于25个州，年收入量 1万余两。汞矿 水银和朱砂的年收入量各3000余斤。产地分布于9个州。

矿冶业的规模空前扩大，带来了相关税收的极大增长。宋朝的矿税，都以实物缴纳，冶金则缴金为税，冶铅则缴铅为税。所征收的额度也没有固定的标准。金课以皇佑时收入最多，达一万五千余两，银课以天禧年间收入最多，达八十三万余两；铜课以元丰年间收入最多，达一千四百六十余万斤；铁课以治平年间收入最多，达八百二十四万余斤，铅课以元丰年间收入最多，达九百二十万斤；锡课也以元丰年间收入最多，达二百三十余万斤；水银年课在二、三千斤之间，朱砂天禧时，年课达五千斤。

对于北宋采矿业的盛大场景，被誉为“钟天地灵秀于一身，揽人间才华于掌股”的词人苏轼，面对“掘石炭”的热闹，欣然笔留下《石炭》诗歌一首：

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骭。湿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门无处换。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瑿万车炭。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为君铸作百链刀，要斩长鲸为万段。

由见北宋矿冶的兴盛，而北宋矿冶之所以兴盛。原因有三：

（一）发现了新矿区。如广东韶州岑水场铜矿和山东登、莱金矿。都是当时所发现的大矿。黄金的产地主要分布在江西、湖北、四川等省，其中以江西最多。宋代已能铸造大型铁器。

（二）冶炼技术有较大的发展。两宋时期，冶炼新技术俯拾皆是，如炼铜的胆铜法的应用、冶金的淘金法的改进、银矿的灰吹法和火爆法，都极大地促进了矿冶效率和出矿规模。以铜为例，湖南潭州永兴铜场、江西信州铅山铜场和饶州德兴铜场，都采用胆铜法作为冶炼技术，是当时全国著名的三大铜矿生产基地。

（三）王安石变法的推动。北宋中叶,朝廷出现严重的财政困难,国库入不敷出。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1021-1086)两度出任宰相,推动“王安石变法”,力图由改革财税法度入手,实现富国强兵。在矿冶税收制度上，王安石施行矿税抽分制。所谓矿税抽分制，是指北宋熙宁、元丰年间，对矿冶征课采取“二八抽分制”的办法，“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同时熙宁元年(1068年)又将天下坑冶“不发而负岁课者蠲之”，熙宁八年(1075年)取消派官监督矿场。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对矿冶业的经济政策，极大调动了坑户的生产积极性为加强对矿冶业的控制。

但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矿税抽分制被废止，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行官榷法，规定以元符、绍圣时矿课为额由百姓承买(即扑买)，然后申卖于官，并禁民间私相贸易。政和八年(1118年)，宋皇室令矿税仿照盐、铁的做法，不许民间私自贸易，所有矿产品均须中卖于官，坑户积极性倍受打击。倒是后被金人掳走的宋钦宗，以矿课扰民，重新整理矿政，尽罢扰民之举，但终归迁就于国运，北宋的灭亡已救不得日渐不振的矿冶业了。

尽管矿区面积日益扩大、矿冶技术不断成熟，但一个国家的矿业不仅仅靠产源、靠技术，也依赖于国家税赋的平衡。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北宋朝政日益崩坏，役法日益繁苛，税负数倍于前朝，百姓在税负面前破产了，生活潦倒，王公官僚在收取苛捐杂税后日渐腐化，不思进取，忘记了内有忧外忧患的危局。

政治和军事上的节节败退，导致在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丙寅日（3月20日），金太宗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贬为庶人，北宋宣告灭亡，宋室偏安于临安，史称南宋。

南宋的矿冶产量，从全国来看，绍兴年间(1131～1162年)矿场数虽多于北宋，但其产量却不如，乾道年间(1165～1173年)产量继续大幅度下跌。

宋室南渡后，对矿税的征收有分成税和定额税两种形式，分成制税率从北宋二八抽分提高到三七抽分，而在实际征税过程中往往超过。定额税制在某些地方实行，如福州长溪县(今霞浦县)，坑户皆纳定额税钱，“东山小乾铁砂坑，淳熙三年(1176年)佃户岁输钱二万二千五百五十文”。但不论是分成税还是定额税，均出现“承买者立额重，或旧有今无，而额不为损”的普遍现象。

总体来看，宋朝对矿课控制较松。宋初，矿山基本上是民间自营，政府只管收税。由于矿冶业兴盛，设置了一整套管理机构。重要矿区或冶铸中心设“监”和“务”，主管收税和征集。但是，这套机构到后来因为坑冶兴废无常，课额不足，而常有扰民之举，时常加收抽分，国家非但没有受益，反而人民的积极性日渐消沉。

而国政从惠政到弊政的转变，人民生产积极性从高涨到低沉，民族危机从危难到灭顶，恰恰体现宋朝政治急转直下的局面。当南宋统治者偏安于西子湖畔醉人的歌声时，蒙古人手握矿冶业制造出的兵器盔甲踏遍了亚欧土地，甚至从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的转变，中国人已经掌握了技术，但无奈变作天空一束束美丽的烟花，炼铅的产物飘零在空中时，有谁能够想到后来欧洲人用这样的技术制造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已久的天朝。或许，华夏民族后来的危难就在宋人的沉沦之中埋下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