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未来的预期体现在人类今天的活动中。不能只有对过去的认识，而应该看到未来，体现未来预期在资本市场中。人类金融活动史过去是依附于贸易史和殖民史的，最近一个世纪以来，金融活动影响人类的当前决策更加明显。

什么是资本市场代给历史的影响呢？市场本身是一套完整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而不仅仅是钱和资产的交易。用这套正确的激励约束机制去鼓励人们创造价值，并做 正确的决策。

美国20世纪的历史完全可以按照资本市场为主线来展开。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资本主义狂飚急进的年代，及其之后在“公司治理、货币发行”这两个制度的改进。

有关石油和新能源的问题，有关地产和环保的问题。

资本市场在前面给我们启示，如果资本市场对某项资产的定价是错误的，我们会犯一系列的错误，如果是正确 的，会鼓励我们去做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情。

关于人类本身进步的问题

因此，历史学需要博弈论（用过去指导现在）和金融学（用未来指导现在），否则就容易成为史料学和资鉴学。但是，归根到底我们谈论的是人的进步。人和制度之间的互动，最终要实现的是提升人性和建立保障人性的制度这两个根本的目标，这就是历史的使命。

历史使命论有两条总线，“人的目的”和“制度的作用”，两者相互依存，构成的历史的科学性。

人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仁”，仁者，人人也，使人成人，体现人性，理解人的意义，实现人的价值。

历史的使命就体现为：找到一种制度安排，使得人得以成为人。我们历朝历代的制度都是当时人们的探索，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制度安排，希望使得我们能够进入和谐的大同。

人的修身程度越高，这种理想的制度就越容易实现；所以，写历史应该看到人性的进步，《亚洲史》作者在这方面是有欠缺的。

中国对人修身的要求是很低的，绝对不要求人修炼成为反人性的动物，做出所谓大义灭亲的事情来。来看一个例子：

叶公对孔子说：吾党之直躬者，其父攘羊，其子证之；孔子回答道：吾党直躬者异于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

那种灭绝人性的修身是不能持久的，那种冀希望于每个人都修炼成为崇高的、特殊的、自觉的人，并不是中国古代圣贤所提倡的。他们认为：应该有一种制度安排，对人的要求很低，允许人人都发挥人性，这样的制度就能长久；如果一个制度对人的要求很高，人人都要灭绝人性，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机器，这样的制度在短期内可能很有效，但是，长期无法存在。这就是日本和德国法西斯灭亡的道路，从秦始皇开始，亚洲历史上所有残暴的政权寿命都很短。

总的来看，我们不能将个人修身和制度建设分割来看，人的发展是从“礼”到“乐”的过程，用“规范人”来“发展人”。一个人在一定的规范和约束下，逐步修身，从而自然而然的表达人，什么是自然呢？自是己也，然是如此，自己本来如此就是自然。从这段话来看，使人成人确实是修身的目的。

殖民地人民的自觉意识，去除自身的卑贱意识；封建国家人民的民主意识，都是使人成人的具体表现。

那些不符合人的发展的制度安排，就注定是失败的。历史是有使命的，找到一种制度安排，使得人的利益有保障，而且人的发展本身巩固了这种制度。

在这个过程中，矛盾永远解决不完吗？游泳池边的对白。

                                                                                                           ——周洛华《历史是有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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