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嬉皮已老,我不需要外物就能飞
(2009-10-16 10:41:27)
专访哈雷云南车主会名誉主席韩湘宁
他在大理、台北、纽约三个工作室之间随意跳接,用自己的生活的创作表达他主张的东西方自然融合的“世界主义”。
他退而不休,也随时可以在苍山洱海的怀抱中独处静思。
他自称大理才村老嬉皮,谁说七十岁就不能理朋克头、骑哈雷?
我喜欢敞篷的感觉,人体在高速度下与空气摩擦、与风结合的快感,间接产生了自由奔放的幻觉。
除了飞,人在陆地上能找到这种感觉的就是骑摩托车了。
年过七十也朋克
韩湘甯出生在重庆,成长于台湾,早年是台湾现代艺术社团“五月画会”的重要成员,与刘国松、庄喆,稍后“东方画会”的夏阳、肖勤等人同为台湾现代艺术思潮的始作俑者。他成名甚早,22岁作品便入选了巴西圣保罗双年展,而那些巨幅油画便是在被他称为“一个没有厕所的违章建筑”的台北家中完成的,堆满了整个屋子;1967年,28岁的他带著一批画册和自己的作品搭货轮经香港穿过太平洋到洛杉矶,再绕过巴拿马运河来到纽约闯世界。住在soho区,谋生计、看画展、拜访大师,清贫的日子被梦想填的满满当当。他的创作受到美国1960年代波谱艺术、1970年代摄影写实主义两大对今天的当代艺术影响深远的源头的极大影响,并投身其中成为摄影写实主义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他的作品曾被华盛顿赫希宏美术馆选入美国建国200周年移民艺术家特展,与贝律铭、白南准等一同接受了美国对亚裔艺术家之贡献的认可。
自“85美术新潮”运动起便为西南当代艺术“舵主”的“叶帅”叶永青2003年曾在昆明创库上河车间为韩湘甯办展并撰文《西方不亮东方亮》:“韩湘宁这个名字对于那个时代,对于华人艺术在西方艺术处境中意味著什么?”至于展览主题“西方不亮东方亮”的由来,据他说是从一只老古董电子游戏卡上偷来的。看到这些年一直在大陆四处游走,打算以古代山水天才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为蓝本在中国各地实施一套观念艺术计画的老韩俨然一派行吟诗人模样,顽童似的神采不遮掩,也藏不住,不知怎么的就联想起了游戏机里打遍天下的功夫小子。
事实上这个“功夫小子”已年过七十古稀,却不久前刚去理了个朋克头,再之前还保持了好几年的光头。2001年,他和朋友来大理采风,来了就不想走了,于是买了个院子住下,一住八年。起初只想每年在这里住3个月,躲过纽约气候最不适合他的季节;后来却发现通讯方便,10个月、11个月在这里都可以,余下时间回去逛逛纽约和台北的画廊。他的光头便是在大理剃的,说是刚来时跟几个朋友走过一家传统剃头店,一时兴起齐齐进去消费,出来就成了四个光头。剃头前不知自己头形,暴露后小城的朋友惊叹道“委员长”!这称呼太沉重,打个折扣就成了“校长”。今天在大理上街走,人们见到他自自然然地打招呼“校长好”!他也便自自然然地挥挥手。
大理才村老嬉皮
韩校长四年前看中洱海边才村码头一块宝地,自己设计、建起了一座扎在水边的三层楼大白房子,把他收集的一些老砖、石雕溶入了墙面。东临洱海、西观苍山;俯瞰碧水、仰观流云。起初只想作为画室,后来干脆连在古城的家也搬来了。院子里停著一辆雅马哈250,在洱海边或去古城走走便骑著车兜风;同好摩托车的朋友骑著挎子(长江750)来,他也要骑一骑怀念一下他曾经拥有的那一台;丽江玩哈雷的朋友有骑行活动都要叫著他,邀他骑他们的哈雷逛一逛。“可能他们一看到哈雷就会联想,还有我这个老嬉皮在跟他们做邻居。”
冬天他要穿黑色的摩托车服、大红的裤子,戴著墨镜骑车,不用扮已够酷。这种景象出现在巷子口会有黄牛经过、老人坐在大树下呼噜呼噜吸水烟筒的村子里很是奇特,韩湘宁却说自己算不得正统意义上的嬉皮士。虽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身在嬉皮文化暴风眼的纽约,但并未完全加入到运动中去。他一直专注于绘画,绘画就是他的生活,不会彻底自由自在去流浪。不过受其自由思想影响肯定是有的,入乡随俗也留个长头发。附近有个摩托车店,叫做American Dream Machine(美国梦幻机器),里面全是哈雷摩托,他经常跑去看;宝马摩托办艺术展,哪里搞个摩托车秀,他也要去看,靠想像来过瘾;买过一台义大利产的Vespa,他喜欢摩托车。
不过这并不妨碍云南的哈雷车主们封他做车主会的“名誉主席”,有活动都爱叫上他一起,或者开了车子来大理找他。就连他去年的婚礼,迎娶一位他笑说“从网上骗来的”比他小29岁的“大美女”露露,也是和朋友骑著哈雷去迎的亲。新娘子穿婚纱,哈雷摩托做伴娘,在雨中完成了这个仪式,这样年轻人爱干的戏剧化的事情对他来说也终于完成了一个“挺特别的”婚礼的心愿——他对大家吃吃饭、送送礼、拍拍婚纱照的形式很是排斥。
随遇而居是福气
“校长”说他回国后跑过很多地方,之所以选择大理,除了气候宜人,吸引他的是人文。不是指历史,而是现阶段对国际性的接受能力。现在他白天画画,晚上做些影像剪辑;夜里1、2点休息,早晨早起,拍了很多洱海的晨光,贴在博客里。
“大理这个地方,可以清静,也可以不寂寞,适合我这样退而不休的人。”他不是来归隐,自嘲“只要通上电,用上中国移动,打开电脑,隐士就做不成了”。他也不排斥热闹,但认为热闹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感觉,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该热闹的时候我不会很拘谨,有人开玩笑说,我是一个不需要外物就可以飞的人。”
自他来居住,许多天南地北的朋友都来探望,当年一起在纽约的艺术界朋友、台湾的故知、云南的新相识……不用出门,也常有人来找他喝茶聊天。他的白房子像是个大沙龙会馆,他说这是他这两年最大的作品。有心人士曾讽刺他和其他不以台湾为大本营的人是“逐水草而居”。他哈哈大笑:“这些写评论的人真是低估了我们艺术家。”干脆就为自己的房子命名为“而居”,“一个人能随遇而居,是一种福气。”
他与三毛有段情,你若不问,他便不说。他不想因三毛在国内的盛名而引起误解,这与在台湾不同。那时三毛还是18岁的小女孩,他22岁,友人介绍来跟他学画。三毛在《我的三位老师》一文中回忆他是“不用长围巾的小王子……他明朗又偶而情绪化的反应,使直觉得活著是那么的快乐又单纯。”而他则在1994年一份纽约报纸向他征文时写下一篇隐去三毛名字的小文《初恋》:“第一次见到她,一袭蓝色无袖连衣裙完全不同于她后来‘流浪远方’的打扮。如果有天我不幸得了老人痴呆症,那袭蓝色无袖的衣裙将是我少数惦记的事物。”后来两人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西班牙,各自漂泊。他有过两段婚姻,三毛也有自己的情感归宿,互不打扰。三十年后他得知她结束自己生命的消息,在侨居地的书店买回了她的声音,忍不住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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