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70、80位未来的爸爸、妈妈，小蜜蜂一样，拥坐在光线昏暗的蜂巢教室里。

台上的王蜂是一位40多岁的北京妇女，短发、金丝眼镜，翠绿羊绒开衫，黑西裤，平底鞋。王蜂发出金石声，不时碰出一个美式单词来。原来，她出国过，还做过老外产科门诊。言谈中，混杂着古怪的北方女革命青年的志气高昂，与美帝国主义式的、荷尔蒙分泌过剩的天真精神：“心怀柔情”、“marvelous ”、“wonderful”、“伟大的母性精神”、“感恩”……

很多时候，她的种种没有消化掉的私人的情感在上课时变成了慷慨激扬的宣泄：“我爱看到孕妇，她们是多么幸福的人，我每次看到有个老外孕妇，她的神情都在告诉我，什么叫做爱，叫做心怀柔情”，“在座的母亲们，你们是多么美丽，多么幸福，要知道几十年前，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了我们的祖国颠沛流离……”

我疑惑，眼前明明是一个操北京话的传教士、道德演说专家。那个敦实的身材里跳动着一个异常饱满、易感的心；说到邓稼先，也不知道这位老科学家怎么跟怀孕扯上了关系，她突然哽咽住了，空气凝固下来，眼睛金鱼一样，在镜框后闪闪发亮。她哭了。她说，她这一辈子不能在任何场合不能提这个人名，一提必哭，立竿见影。这下，我和许多未来的爸爸、妈妈领教了。

我扯了扯在墙角睡觉的老妈赶紧收看，这出不能错过的电视剧大结局。老妈抬起她的眼镜，胡乱点了点头，认同道：“这个老师不错，讲的好。” 我奇了怪，她怎么个好法？ 老妈说：“有感情，有道理啊。”

晕倒。一个半小时的课程，这位传教士除了高调地谈了下联合国健康心理10项标准外，不过像念《圣经》般，有感情地说出了我们必须要做的常识：感恩、多读书、爱环保。没有实例，只有教条，连孕妇具体的心理变化状况的调节都没有讲。

在我眼中，这位北京老师跟我打小的各种老师没有大区别，唯一有区别的是，她太有感情，气流的迅疾高低，无疑来自胸腔更为深处的角落。她象讲述真理一样，讲平凡的道理，而其他老师不过是意识到生之无聊，混混教时费罢了。我的职业病犯了，想想报社老总看到她的演讲词，不知道要删除多少大而无当的个人感喟啊。

老妈的认同多少反拨了我对这位激进、空洞演讲人的态度。这是一个受正统教育长大的女人，要强、积极向上、“心怀柔情”。虽然我无法从她朴实的打扮中看到多少女性的明显特质，但言谈中对崇敬之人、景仰之物时，她还流露出一种少女盲目的热情。这种盲目中的偏激和单纯并存，因为缺少怀疑，倒有几分女性的动人。不像我这类人，习惯在讥讽中说风凉话，不冷不热，倒是真不招人喜欢。

毫无疑问，孕妇课堂上另外一个上海女人，更招我喜欢。两人年纪差不多，倒真真凸显出京沪文化差异。

上海老师喜欢讲段子，讲自己的生活，讲案例，她也是双语，不过是夹杂着上海话来。这种与人亲近的方式当然讨喜，生动、家常，落在实在处。时不时，上海女人抱着个假娃娃，拿个胎盘、子宫模型出来，耍花腔地在讲台上来来回回。

我在台下看戏，望着这个上海女人，皮肤未松弛，眼神生动镇定；大江大河拿捏过的神态，还在说明，她的热情不过是职业的世故。她爱讲笑话，讲讲孕妇出乖弄丑、自家怎么养小孩，要吃啥，要听啥，一切很世俗，字字句句掉在耳朵里，象落花生，沾点泥，却有着土地的清香。一个长成了40多年的大树，她有着一个稳定、不那么易感的心。

进门时，上海女人烫了卷发、紧身A字裙，肉色丝袜，斜挎了个LV包包。北京女老师在讲台上穿毛衣，她穿着护士的短袖长衫，露着胳膊和大腿，凹凸有致的身材，与北京女人倒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是个有故事的女人。上台像唱戏，一个有魅力的花旦，但一到下台取我们的病历卡时，表情散淡、有距离，一切公事公办的冷漠。她说自己年轻时，曾横渡长江，怀孕8个月还在坚持游泳、骑自行车。什么美国乐观主义精神、什么女革命青年的昂扬盲目，她可能都曾在心里起过微澜，不过到头来，或许最重要的是，她守住自己，认认真真做这份职业，踏踏实实保持好身材和好心态。她没有大道理，也没有大起伏的人生，不过一看她变幻的神情，你知道，这是个不容易对付的女人，亲近不过是台上的一种错觉。

这样的女人，很奇怪，不给我多少期望，因为知道她世故、能干、甚至漂亮；你会像看一株玉兰树那样，喜欢她的妖娆和挺拔。但可能却并不会太喜欢，你感觉这是种往里收缩的防守姿态，写着，“危险，生人勿近”。我能想象，人到中年后，一切看淡后，这是对人生有尊严的要求使然。她活得小情小调，自足，把少女的缺陷和任性收敛起来，在理性的背后，在女人的装扮后，你会隐隐感觉有个分岔的小径，神秘掺杂着一些梦想破损后的坚硬、冷漠的落叶或残泥。这些不轻易示人的残缺，在职业化的态度里，偶尔返照出，从少女到女人的阶段里，日渐消失的、可贵的纯真和真热情，以及种种不再敞开的可能性。

而北京女人，可能我看到中学、大学时代的自己，她不过是未成年自我的一个碎片而已。我今天不认同她，不表示，我曾经未尝不认同过。这种不曾长大的热情和幼稚，未曾跟随年纪、见识而拓宽的女性，长时间直溜在一种幻象中，她无法象上海女人那样实在感受到生活的挫败与小欣喜，她更容易感知精神上的感动和庞大的人与事。她们的心性和智慧没有见长，她们的天性更容易成为圣徒、跟随者、牺牲者，而无法成为其他。圣徒精神里，保留的或许还有几分信仰，因为这，她的几分不自知的愚昧和盲目里，还有几分认真、脆弱和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