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时读书，喜欢把看到的令自己耳目一亮的文字用笔抄在本上，留待日后翻出来再看。久去久来，居然攒下了数目不小的一些笔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文字，有的渐渐进入我的血液中，有些，则渐渐被忘却了；有些道理越来越信服，有些则越来越不认同。
　　不管怎么样，它们都像雪地留下的足迹一样，记录着我每天的行进路程，其中的一些内容，是值得向朋友们推荐的。于是，抽个不太忙的中午，央妻子帮忙打印出来，帖上网来与大家分享。
　　这些文字，都出自国内合法公开出版的书和杂志，请编辑们手下留情。
　　
　　2008年8月9日 星期六 雨

　　要我们“不怕牺牲”也可以，但在“牺牲”之前，我们至少得问一问，这“牺牲”是不是值得？
　　要我们“克服困难”也没什么不对，但在“克服”之前，我们至少得弄明白：这些困难是哪来的？
　　我们只看到“苦难哲学”对人的激励作用，结果却是：抬出几个伤痕累累的英雄，放走一批罪恶滔天的元凶。
　　试想：如果我们的“舆论导向”几十年来不是执著于这种“坏事变好事”的混账逻辑，而是像小孩一样，“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甚至学一学梁山好汉“冤有头债有主”，也不至于是今天这样；尤其这种自虐式的宣传，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正义的追求，对罪恶的追究以及对制度建设持之以恒的批语与关注。

                                                              ——狄马
　　
　　2008年8月16日 星期六 晴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可以携手共进？
　　以自由市场经济主导的地方，基本规律是财富向少数人手里积聚，资本可以带来资本，利润可以带来利润，钱能生钱。
　　市场和民主偏爱不同族群，主导市场的却是少数族群，这个特征是自由市场最致命的缺陷。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财富的聚敛，经常是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而民主则是给大多数贫穷的人以政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市场和民主就成了矛盾体，带来的不是和谐与繁荣，而是仇恨与杀机。
　　现代人对话的基础：一是市场经济，二是民主政治，三是市民社会，四是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至少应该做到：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关键是政府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保障以上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这样，我们的自由市场带来的不平等才会有所缓和，民主政治带给多数人的政治权力才不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市民社会也才有稳定的环境来发展，有了基本的保障，才有个人尊严得以保障的条件。
　　                                  ——陈心想《不平等加剧伤害了谁？》
　　
　　2008年10月23日 星期日 晴

　　解决民生问题的最重要工具有三个：一是公共政策制定体制，政策的基本价值和政策导向必须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防止政策制定被特殊团体和部门利益所左右；二是政府责任体制，必须是以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政府机构与公务员绝对不能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占有、侵吞、挥霍稀有的公共资源，政府不能成为一个自我服务的机构；三是公共财政与预算体制，必须从根本上优先保证公共的物品的供给，为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提供公共财政支持。
　　公正合理社会的标志：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公平分配、法律和道德上的正义。
　　改革力量如果放弃了公正的旗帜，反改革的力量就会以正义者的形象登场，扮演维护公共的角色，并假借社会危机使改革夭折。
　　普鲁士的容克式改革导致了民族社会主义（纳粹）；伊朗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最终导致原教旨主义。
　　公平问题的本质是“公共权力”如何运用的问题，是一个政治民主和行政民主的问题。说到底，是如何公平的分配公共资源和公共价值的问题。
　　如果一个社会的公共权力变成了“特权”或“私权”，一些人可以没有监督和制约地运用公共资源，社会公正、稳定与和谐就是一句空话。对于国家和政府来说，要实现社会公正，前提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共精神，也就是摆脱利己主义而为公众利益着想。
　                                                         　——竹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