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诗学研究新路径的开启
赵思运
马永波的《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关系的专著,不仅在内容上多有“发别人所未发”之灼见,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比其他同类研究更加臻于学理化。他从平行研究深入到影响研究,乃至于影响研究背后的发生学研究方法,开启了比较诗学研究新路径。
马永波在研究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等人对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接受时,既考虑到大的时代语境和传统民族文化的制约性因素,又比较充分地挖掘了他们每个人的自身微观因素,诸如他们的外文系或哲学系专业学养、性情气质,充分彰显出他们作为影响研究的载体与中介作用。王佐良的回忆西南联大学习时的情形,威廉·燕卜荪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中介因素。
在这本著作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马永波潜藏在影响研究背后的发生学因素:
关于九叶诗派对于艾略特的接受,马永波理清了从徐志摩到叶公超到辛笛、卞之琳等接受中介,为影响研究的发生,提供了发生学条件。
对于里尔克的接受,马永波考察了冯至的德国文学背景、精神上的亲近、“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的精神态度,这与里尔克的“在内心中坚忍承担一个时代的痛苦压力的内向性诗学”具有本然的亲和。从冯至到陈敬容、郑敏、袁可嘉,每个人的中介性因素,他都做了详尽的资料佐证。
奥登进入中国诗学语境的中介是杜运燮,马永波抓住了杜运燮的《我和英国诗》《在外国诗影响下写诗》两个文本资料,在发生学意义上找到了文化通约之处。他考察了奥登的战争诗歌以及他与中国的交往资料,然后再把个人因素和时代与社会语境结合起来,来考量奥登进入九叶诗派的诗学语境后是如何被中国经验化的。
马永波在比较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的时候,精准地提取出一些关于人生经验性的概念与关键词,诸如沟通九叶诗派与艾略特关系的“荒原意识”,沟通九叶诗派与里尔克关系的“重归存在整体”、沟通九叶诗派与奥登关系的“焦虑的时代”,等等,虽然论述的焦点在于文本比较,但是仍然可以看到马永波在影响研究上的深厚功力以及潜在的发生学因素,这些关键词正是为进一步的发生学研究,启开了巨大的研究空间。
2010.4.2.23:00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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