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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背影·读《南渡北归》

(2019-07-15 05: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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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师

抗日战争

西南联大

史语所

ppl

——读岳南《南渡北归》一书有感

大师的背影·读《南渡北归》

 

 每天徒步出行,营造了边走边听的场景。三个多月坚持不懈地通过微信听书,将《南渡北归》这本恢弘史著从头听到了尾,这应该是我听过的书籍中最长的一部著作了。行走的途中时不时会有各种嘈杂的声音传来,但当你沉浸在上个世纪那段跌宕起伏的时代,跟随着那些大师多舛的命运前行时,一切似乎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唯有不时而至的一次次情绪波动让你气息难平,把自己拉回到这现实的世界之中。

 虽然已经入伏,但黄梅天还没有远离。这两天上海似乎泡在了雨水之中,淅淅沥沥下的没完没了。这样的天气,似乎最适合看书和写作。按照惯例,读完书之后总要写一些文字,但这部著作蕴含的信息量太大,很难在简短的文章中勾勒其全貌,看来只能就自己所熟悉的教育的话题随意写上一点了。

 一、本书的教育背景

 阅读本书,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以及那些闪发着熠熠光辉的大师们。其实在这些名家名校故事的背后,还是有叙事的教育背景和脉络的。

 大约在1928年左右,我国的教育基本上实现了从长期以来的传统的私塾式的教育向现代学校的全面转型,并且一系列学校制度也规范了起来。《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中学法》《中学规程》《小学法》《小学规程》等法律法规的相继颁布,从法制上保障了各级各类教育的有序进行。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科学的产生,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闲暇、自由、好奇心。而教师就是正式推动科学产生的重要力量,教师自己如果有了这样的教育和生活环境,才能够潜心助学和育人,以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目的。上述这些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使得当时的大学教授、学者、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等知识分子有了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也使他们形成了具有群体特征的生活习惯和情趣。没有了后顾之忧的这些知识分子,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所喜爱的事业之中,这是他们在当时能够在学术领域独领风采的缘由之一。

 当时国内最高级别的学术研究机构“中研,也是在1928年成立的,蔡元培任首任院长。在人文研究方面,“中研院”设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全盛时期的“中研院”人文组几乎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其中仅史语所就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的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史语所推崇的“新考据学”是当时学术界的主流研究法,在抗战前的十年间,史语所组织了15次河南安阳发掘和3次山东城子崖发掘,出土大量国宝,使公元前约1400年的殷代传闻变成了信史;编订整理了明清史料,校订了大量文籍,提高了史学标准;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取得了可观发展;在中国东部和西部进行了方言土语调查,采集了许多标本等。1932年,史语所获得法兰西学院授予的儒莲奖,标志着在考古、历史和语言学等领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承认。

 谈民国学术,无论如何都无法跳过“中研院”史语所。这个白手起家的研究所,所研究的领域几乎全是新的,而且每一项研究都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抗战爆发之后,史语所也可其他大学的师生一道,先是长沙、再到昆明,然后又是李庄板栗坳,在战争的炮火中颠沛流离,尽管环境艰苦,但依然没有中断对历史的研究与写作,新中国成立前夕,史语所的41位研究员中有20位赴台,两位赴美,其余的都留在了大陆。整个“中研院”的院士中,傅斯年、李济等9位去了台湾,赵元任、胡适等12位去了美国,其余50多位院士留在了大陆。

 这本书就是以“中研及史语所的成立为主线,通过对其主要成员生活和事业的勾勒,向我们全景展示这些大师们悲欢离合的人生的。

 二、逐渐远去的背影

 当我在聆听这本著作的时候,时常会联想到朱自清的《背影》一文。这些大师已经远离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可能都讲不出其中几个人的名字。但对我国学术界来说,这些逐渐远去的背影,是永远不会消失在学术的地平线之上的。

 让我们再来仰望一下几位大师的背影吧。

 王国维: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后世的叔本华、尼采等大师的思想理论,有独特的研究和深刻洞见。凭借“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求学治学精神,终成利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达到了“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奇境界。最惊世骇俗和令人钦佩的,是对出土甲骨文与传世金文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文研究,轰然撞开了迷蒙遁隐几千年的殷商王朝大门,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一下子向前延续了一千年。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他讲课时,吴宓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的冯友兰,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总是恭敬地陪着他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

 傅斯年:作为史语所的当家人,傅斯年在本书中篇墨很多,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类甲班就读,凭借其深厚的国学根基与聪颖头脑,连连夺魁。的性格特点是耿直、张扬,处事盛气凌人,如此性格成就了他“最稀有的天才”和“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关于历史学与语言学研究。他制定了三条标准:(1)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2)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3)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与历史学亦复如此。他将语言学和历史学提高到科学的高度,也最好的诠释和展望了东方学、中华文化在世界科学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胡适: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以倡导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他一生共获得过36个博士学位,且曾经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被国际学者公认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中国新文学、哲学、史学的开山之人。至今为止,仍是国际影响力第一人,欧美很多大学都有他的专门研究课程。摘录他的一段话和大家共勉: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候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点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董作宾:小时家境贫寒,14岁就帮父亲刻章,但未放弃学业。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成为研究生,后留校研究歌谣方言。在安阳甲骨文发现的热潮中,他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奔赴小屯考古挖掘现场。李济研究殷墟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和其他器物,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文。董作宾提出的“十项标准”和“五期断代说”,有凿破鸿蒙之功,具有的开创性意义。《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发表,是甲骨文研究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他使过去混沌一片的15万片甲骨,成为可以划分为五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资料,使殷代后期历史文化研究建立在较科学的基础上。

……

 本书罗列了一长串的大师名单,要将他们一个个罗列出来,或许也可以写成一本书了。这里仅选择了五位与史语所有紧密关系的大师,再次遥望他们高山仰止的背影,感谢他们为中华、为世界的学术文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三、闪耀的人性光辉

 战争是残酷的,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有时会更加惨烈,看看这些大师们所走过的路,就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梁思成和林徽因,这对被称为天作之合的伴侣,在那个艰难困苦的时代,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声望而获得比别人好很多的待遇。林徽因更是长期病卧于简陋的床板上,艰难地度过每一天的日子。但就是在这样困苦的环境里,他们依然潜心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抗战的后期,美军对日本的轰炸日益频繁,梁思成虽然对日本侵华之事非常愤慨,但还是向美国军方建议不要轰炸日本京都和奈良,因为这两座文化古城有大量国宝级的古建筑,这些古建筑不仅是日本人民的,也是世界人民的。在北平解放前夕,梁思成再次向人民解放军提供北平的重要文物的地形图,为保护北平的古建筑和文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叶企孙是我国物理界的一代宗师,是与陈寅恪齐名的大师。在抗战时期,他的一名学生熊大縝弃笔投戎,加入到吕正操的部队之中,在冀中一带与日本展开游击战。在没有任何地形掩护的情况下,开展游击战难度非常大,熊大縝在叶企孙的帮助下,研制出了烈性炸药,并由此制作的各类地雷、炸药包等,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很多人看过《地雷战》这部电影,能够制造出弹药、地雷这些武器的,就是像熊大縝这样一批怀着满腔报国热忱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以自己的科技知识作为武器,几乎扭转了战场的局势。可惜的是,熊大縝没过多久就被怀疑是特务而处死,给予熊大縝帮助的叶企孙后来也受到牵连。晚年的叶企孙,头发花白,弓着背,整个身子呈九十度直角状,穿着一双破棉鞋,踯躅街头,间或踽踽前行。有时来到一家店铺小摊,或买或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二个明显带有虫咬疤痕的小苹果,边走边津津有味地啃着,碰到教授模样或学生打扮的人,便伸出一只枯干的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这样的境况,真的让人唏嘘不已。

 读读吴宓给自己的评价吧:“吴宓,一介平民,一介书生,常人也;做学问,教书,写诗,均不过中等平平。然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的确,在那个大师辈出的时代里,他的背影或许常常被那些光芒万丈的背影所掩盖,但试问有谁敢如他一般,“痴”到在报上公开发表“吴宓苦爱毛彦文”这样的句子?有谁会像他一样,“憨”到拿张白纸也能从他手中骗走钱财?他的“痴”、他的“傻”,他的“憨”,说到底,其实是厚道,而厚道,不正好是做人的根本吗?

 

《南渡北归(增订版)》  岳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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