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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麦/刘焱明:纪念我的父亲

(2006-02-16 0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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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麦/刘焱明

三更有梦

荞麦的博客

分类: 散文随笔
纪念我的父亲
 
刘焱明(荞麦)
在父亲棺前跪读的祭文

  2004年10月25日晚上9点15分,一个纯朴、厚道、与人为善、勤劳一生的老人,我们的父亲刘祥洲,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停止了呼吸,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70岁。
  四年前,母亲去世以后,父亲的身体就越来越差,慢慢行动不很方便,记忆力减退,耳朵也越来越聋。
  这两年,父亲常常卧床不起。今年以来,父亲看起来还有些老年痴呆。
  到7月初的时候,父亲快要不行了,10来天吃不下饭,只能喝点米汤、开水。其实父亲也没什么大病,只是因为一辈子的辛苦、操劳,呕心沥血,生命的灯油慢慢耗干了,灯火越来越黯淡,就要熄灭了。为此,我们在外忙碌、工作的儿女,纷纷赶回家中,赶着见父亲最后一面,准备给父亲送终。在请来专业木工师傅给父亲做好棺木以后,父亲的身体居然神奇地好转起来,我们做子女的也都很高兴,希望父亲能多活一些时间。养育我们的母亲已经走了,就剩下父亲了。就是父亲再痴呆、耳聋,就是父亲瘫痪了,不能说话不能动了,只要有父亲在我们身边,我们能看到他老人家,那也是莫大的欣慰。
  就这样,父亲继续陪伴了我们3个多月,还是不行了。几天前,五弟给我打来电话,说父亲现在要靠人喂着吃点东西了。父亲的一只手已经不能动弹,另一只手也没啥力气,不能自己拿碗筷了。
  10月25日晚上早些时候,我接到在武汉做工的五弟的电话,说父亲快不行了,让我们做好准备回家奔丧,说7月份我们曾经赶回家见过父亲,由于路途遥远,这次就等父亲落气以后再通知我们回去。我马上给老家打电话,接电话的妹妹说,父亲的一个眼睛已经闭上了,另一个眼睛也没啥光了,恐怕就要走了。不过几分钟吧,就马上接到妹妹打过来的电话,告诉我们父亲刚刚去世了。
  我的心一下沉重起来。想来生命是如此的无奈,纵然儿女们再孝道,纵然还有多么幸福的生活可以让他老人家来享受,但70来岁的父亲,我们可爱、可敬、可怜的父亲,终究还是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走了。回顾父亲的一生,一时都不知道说些什么。
  小时候,父亲是祖父的宝贝疙瘩。父亲生于1935年8月25日,当时祖父已经36岁了,之前还没儿没女,祖父自然就把父亲当成了宝贝。就是后来,父亲脚下也只有一个妹妹。一双儿女都是祖父的掌上明珠。但父亲从小就懂事,从不娇生惯养。在后来的几十年,父亲一直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人,好父亲,好丈夫。
  父亲是个文化人,是村里的秀才。父亲小时候读过几年书,再加上天资聪颖,因而在他同时代的村民中,算得上有学问的人,有文化的人。父亲的珠算很好,在不同时期多次搞过公社、大队和小队会计工作。如果不是祖父非要父亲离开他当时工作的八里镇粮店,父亲就是一名早期的国家干部,我们全家也就都是早年都稀罕的商品粮户口了。
  父亲是个热心人,乐于帮助别人。就我所见到的,就知道父亲曾经先后义务教会了四个年轻的村民的珠算,他们都是因为要担任村里的出纳或者会计来向我父亲学习的。我们小的时候,父亲还常常替村民写家信。在我长大上学以后,父亲就让我来代写书信,他在一边指点。
  父亲是个老好人,忠厚、老实,向来与人为善。父亲的为人处事,很受村民和周围乡村熟悉我父亲的民众的称道。我们家原来是富农成份,在文革中受到打击、批斗。即使如此,父亲也从未和谁结怨结仇,更没有和谁打过骂过。父亲的做人宗旨是:与人为善,宽大为怀,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吃亏是福。但父亲却是一个勤劳的做农活的好手,是一个既严厉又慈祥的好父亲,一个与我母亲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好丈夫,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从小,父亲就教我们要好好做人,让我们好好读书。在做人做事上,一直都严格要求我们。我们六个子女都能成为循规蹈矩的人,都能成为堂堂正正的有出息的人,是和父亲的教育和严格要求分不开的。
  如今,辛辛苦苦地把我们六个兄弟姊妹拉扯大的父母,为乡村建设和家庭建设辛苦操劳了一辈子的父母,都相继离开了我们。生老病死,人之常情,都是很无奈的事情。我们活着的人,只有好好工作和生活,好好做人,才是对父母最好的安慰和报答,才是对父母最好的悼念和纪念。父母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不能、都不会忘记的。
  在父亲的晚年,特别是今年父亲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的日子里,得到了五弟夫妇、特别是五弟媳的悉心照料,我们兄弟表示由衷的感谢。我本人工作在外,没能在身边照料父亲,有一种遗憾和内疚。我感谢在家的兄弟姊妹、兄嫂弟媳们对父亲的照料。在我父亲生前病重期间,左邻右舍的村里人,还有我们家的亲戚朋友,曾经来关心、探望过我父亲,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是我父亲生前给我留下的个人经历简介。从这里,可以看看我父亲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

我的补白

  1997年以前,父母都曾多次从乡下来到千里之外的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城,或者来帮我们带孩子,或者来这里过春节。我们接他们来,也是尽我们的一点孝心,毕竟城里的生活要比乡下好。父亲在我们这里住的时间更多些,曾经接送我们的孩子进出幼儿园,一直到父亲的这个外面的小孙子上了小学。在我们这里,父母留下了很多音容笑貌,我们珍藏了不少的父母和我们一起生活的照片,后来还制作成了卡拉OK光盘,作为永久的纪念。
  父母亲的经历,虽然我知道一些,但不是十分清楚。我就多次对父亲说,你把你的简介写下来,以后我们写悼词的时候,也方便一些啊。后来,父亲就真的写了,整整写了六张稿纸。父亲把他写的简介留在我们的书柜里面,七八年过去了,我居然从未看过。
  直到2004年7月8日,老家来电话说父亲病危,我才找出父亲的简介,带回家以便为父亲写悼词用,我这才通篇看了父亲的这个简介。在外面做事的儿女们都纷纷回到了家里,在请来专门的木工为父亲做好棺材以后,10来天没吃饭,只能喝点水和米汤不省人事的父亲,竟然奇迹般有所好转,可以吃点流食了。不过,目前的父亲,天天躺在床上,虽然看起来没什么病痛,但已经有些痴呆,也大小便失禁,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了。骨瘦如柴的父亲,看来再也支撑不了多久了。
  父亲逝世前夕,我抽空把父亲写的简介录入到了电脑,一方面作为纪念资料保存,另一方面就作为父亲逝世以后写悼词的材料。

父亲亲笔写的个人简介

  我生于1935年8月25日(农历7月27日)。我出生时父亲都36岁了,因为我当时无兄无姐,是长子,父母都把我当做掌上明珠,含在口里都怕化了。
  到1940年10月,父母才生养了一个女孩,我的妹妹,那时父母欢天喜地。可是好景不长,到1942年2月,我的生母就不幸病故,当时我7岁不到,妹妹还只有一岁多。我和妹妹年幼,生活都不能自理,父亲无奈,就娶了一个晚母。
  1944年春季,我开始上学念书。读了两年,晚母1946年春不幸逝世,11岁的我就失学了。父亲把农活认得真,我就在家里招护妹妹、做饭和放牛,以便让父亲做农活。
  我的家原来是很贫困的。由于我的祖父去世得早,父亲小时候还讨过饭;10岁的时候,牵瞎子算命;12岁时帮人家放牛。当时只能跟着人家吃点饭,并没有工钱。16岁时,到洪湖县峰口镇学做圆木匠手艺。学了三年,自己就能动手做。自己边做边销售,赚的钱就买了10多亩田。到1951年土地改革时,我家就被划为劳动富农成份。
  我地1949年解放。父亲想让我读书,就到孩子母亲的娘家,说了很多好话,把孩子的母亲要来,做饭和做其他家务事。那时我只有14岁,没有结婚,孩子的母亲在我家就等于旧社会的童养媳。于是1950年春,我又开始上学读书。1953年正月,我18岁的时候,与孩子的母亲结了婚。
  由于我家附近的学校是初小,父亲就把我送到隔家几里路的学校去读。1954年毕业,回家帮忙做事。
  1955年6月,我到隔家20多里路的八里区小镇粮店工作。工作不到两个月时间,父亲就去过5次要我回来。父亲说,一个月的工资18元钱,除去伙食费,剩余的钱买不到些什么,不如回家玩。当时,我就听了父亲的话,回家了。
  1956年农业合作化。农业社的社长,叫我到社办公室搞会计工作,在家里吃住。父亲同意让我去了。我在社里什么苦活和繁重的活都干。例如1959年遭受自然灾害,粮食紧张,社长和管委会的同志研究,把下面各小队收入的粮食,统一收到集体的仓库保管,社员吃粮按月到仓库领,我又被调去管粮食仓库,同时收、发粮食,并且还要兼搞财务帐。在收入麦子和稻谷时,还要到小队去领导打麦、打谷,名义上是领导社员做,实际是监督下面,怕小队偷盗和私分粮食。在收入粮食时,我白天领导社员做,夜晚把财务帐带到家里办。在那炎天暑热的夜晚,蚊子多咬人的情况下,每天也要坚持搞到十一二点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家里的阶级成分高,社长和管委会的同志,动员我离开会计工作,我就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
  因为我平时做事负责,不偷懒,生产队就让我种瓜、种菜。那时候,粮食不够吃,所种的瓜菜就是粮食的一部分。我种的瓜菜,可供全队100多人吃,甚至还有的人拿到集市上去卖,换点零用钱。
  1968年夏天,正是文革高潮时期。我家门被封,家被抄。我被抓到大队受教育,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被弄到牛屋里栖身。家里能做用具的木材和用具,以及衣服,被全部没收去了。那时要把我们的政治搞臭,经济搞垮。对某些人而言,意思就是要把我们家斩草除根。在那艰难的岁月里,真是度日如年。由于吃饭的人多,大小八九口人,孩子们又都还小,做事的劳力少,每年年终决算时,一年超支款几百元,属于“缺粮户”。不交缺粮款就不给粮食,甚至还要拆房屋。那时别人过年,我等于过劫。别人的超支款,可由集体的公益金补助。有的人过春节,上级还照顾现金。我家的缺粮款,在想尽一切办法的情况下,还要把过春节分的鱼、食油偷偷拿到集市上去变卖,以便抵账。如果让上级知道了,还要说我们不老实,丑化社会主义。
  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取消了阶级,我们家才又翻了身,在政治上平等,经济上改革开放,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劳动致富。生活上,才慢慢开始富裕了。 
  1979年,县里在我县北的七里坪山区修建水电站。那里距离集镇几十里路,是大山区,交通很不方便,也没有通汽车。民工吃的菜要到60里外的七里镇去买,往返需要三四天。中途吃饭、住宿所花的钱,比买菜的钱还多。于是,大队书记和管委会的同志,就派我到工地的大山上去开荒种菜。种菜是需要润水和施肥的。我就在山上开挖了十多口井,解决润水的困难;还挖了粪窖,解决施肥的问题。这样,吃菜就不用愁了。到农闲时,我们大队就上了100多人。这时候,大队就派我做炊事员和水利工地的会计。
   后来,兴建八里大桥,我也在工地做炊事员和会计。
  如今,大儿子做了两幢楼房,一幢平房;二儿子两幢两层的楼房;三儿子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还入了党;四儿和五儿也都做了宽敞的平房和楼房。这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现在,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早已成家,内孙、外孙共10人,整个大家庭20余人。大家和睦团结,过着幸福稳定的生活。这要感谢党的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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