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缘由，乃游牧人逐水草而迁徙之习性也。游牧人擅弓箭、驭俊马、尚勇武、喜迁徙。若逢暴雪大寒而牲畜大死于饥寒，人众则困于饥馑瘟疫。唯迁徙而求生。而久享丰年，人丁兴而牲畜繁，则地狭不足以共处，水涸不足与畅饮，内战终兼并，外伐而掳掠，必不能免。当是之时，屠杀、奴役诸手段，致弱小游牧民族衰亡，使绿洲农耕民族降服。所谓资源之多寡，能决定力量之消长。力量之强弱，又决定资源之多寡。则可知矣。其中规则，无非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云云。

    就笔者稽古所知，初，中亚为欧罗巴人种居民崛起之地。限于资料，唯其东部，亦即西域地（塔里木盆地周边及天山以北地区），拙言叙之。

    春秋以降，欧罗巴人种东徙诸系，首屈塞种。战国之前，即据有西域地。又，其前锋所向，北有车师，南有月氏。其东缘与匈奴征战，东南隅与羌氐抗衡。

    月氏、乌孙，诚乃塞种、羌氐、匈奴等之融合民族，唯以塞种为主。且，乌孙亲匈奴，而月氏仇之。然月氏未能东进，大抵乃匈奴渐强焉（秦汉之际，月氏犹盛，冒顿曾入质之。时，秦、月氏、匈奴并为三强）。复。其不得东南，盖有二因。一则河西乃走廊地，拄孔道，乃周边诸强相互制衡，各恃强而缓冲之地。二则草原至此而尽，接壤农耕地区。游牧人往来掳掠实不鲜见，然久居则须改习农耕，弃其强从其弱，而大敌环伺，必至覆亡。

    蒙古人种西拓诸族，匈奴为首，又有羌、华夏等族。时匈奴强盛，逐月氏西走，车师归降，乌孙依附。逮及乌孙借势崛起，西据伊犁，击月氏入大夏（希腊——巴克特里亚）。其间，塞人屡败，累徙而西或南（西迁之众越葱岭，征罽宾，入印度。南迁之众至塔里木盆地，建尉头、疏勒、莎车、休循、于阗等国）。另，羌族出河湟（循阿尔金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北缘），居塔里木盆地南缘以至葱岭（帕米尔高原。建无雷、蒲犁、依耐、西夜等国）。

    于是，塞人、月氏、羌族等建城国或行国多，有“西域三十六国”之说，后渐为匈奴所控。故，秦汉之际，匈奴一统北方，东西万里，遏欧罗巴人东渐之势，此皆其功。

    之后，汉拓西疆，为张国臂掖，断匈奴右臂，乃成困笼制之，以消弭北患。故，渐蓄骑兵而执锐矛，稳筑长城而仗坚盾，但求稳妥以计长效，务实之策，亦农耕之国本使然。又，河西地，值时迥异中原。人众寡少，唯迁民以充实；农耕孱弱，唯屯田而给养。今所颂者，乃武帝一朝，河西已兼备农牧，而屏障中原。西域地，更远而异。使者厚馈资财，公主远嫁和亲，控交通、扼要冲、开屯田、教文化，稍有局面。然天山以北佳牧地，犹为他属。终两汉数百年，诸国分散而相争，匈奴东西能进退，皆乃汉之左臂不强，西域未固。几校尉，一都护，督而统之，纵得势之所趋，亦力有所不逮。倘生民百万众罗列之，胜兵十万骑虎踞之，皆为汉家资本，则西域早列郡县入汉舆图矣，不必两千年后，方建省置县，以为新疆。

    综之，汉出河西拓西域，击匈奴使西去。其居中亚而重振，大入中古欧洲而“上帝之鞭”横扫之，驱迫两百余年间多民族迁徙往西。此乃蒙古人种西拓之盛时。然，论及曩昔，汉朝之民当异于今所谓汉族，而崛起中亚之匈奴亦异于初时漠北匈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