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潘先生没有反抗的能力。

    潘先生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个人力量并不足以左右时局，把握自己的命运，他犹如水中的漂萍，随波逐流，因物赋形，时时有灭顶之虞，处处谨慎钻营，处于一种欲苟安而不得的无奈的生存状态之中。他并不想像当代民工一样挤火车，因为民工们挤不上火车，还可以回家种地，而潘先生挤不上火车也许就要遭受战火之灾了；他去上海并不是游玩，或者开始新生活，他去避祸；他并不心甘情愿回学校照常开学，并不情愿妻离子散，但他要独力谋生养家糊口，这是那些整天坐在书斋里等着月末出薪水的先生们所不能感受到的切肤之痛，所不能感受到的煎熬；他并不是故意要为杜大帅题辞歌功颂德，他只是推辞不了，也无谓推辞，不是张三写就是李四写，都一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况且潘先生“写到溥字，仿佛看到许多影片，拉夫开炮，烧房屋，淫妇人，菜色的男女，腐烂的死尸，在眼前一闪。”即便这样，在我们的一些红色理论家眼里，潘先生这样的一种无心之失也被牢牢地贴上了奴性的标签，真是冤枉呀；潘先生害怕战争，但他不得不要直面战争；他希望战争来得更彻底一些，但战争却像一位老妇人一样姗姗来迟，诱使他又重回学校，但就在他回到学校不久，战争却不期骤然而至，使他措手不及，电光火石之间，阴霾满天，死神就在每一个人头顶盘旋，潘先生也真的尝到了妻离子散的滋味了。现实是多么的无奈！命运就偏偏喜欢和无助的人们开一些残酷的玩笑，让他们饱受生活的煎熬，自己却躲在一边掩嘴窃笑，然后不顾而去。潘先生也尝试和冷酷的命运周旋，也尝试在无助的生活状态中挣扎求存，但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又有谁能遏抑它的惯性呢？潘先生和像潘先生一样的人们没有抗争的动力，没有抗争的资本，没有抗争的方向，他们要苟活于世，似乎就注定要随波逐流，在历史的漩涡里碰个遍体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