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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26 07:55:20)中国翻译家------梁立基（367）
梁立基，男，汉族，1927年出生，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西亚语，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2007年被中国翻译协会表彰为“资深翻译家”。
2006年8月17日庆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61周年之际，梁立基教授荣获印尼驻华大使苏德拉查颁发的“贡献奖”奖状，作为对他“为促进印尼和中国的友好与合作所建立的功勋”的感谢和表彰。这是印尼驻华使馆建馆以来第一次向中国人士颁发奖状。印尼驻华大使苏德拉查(SUDRAJAT)为梁教授等颁奖(后排左二为梁教授)9月8日，记者走访了梁立基教授。
一腔热忱：毅然投回祖国怀抱梁立基先生，1927年出生在印尼万隆。父亲梁尚琼是著名的爱国侨领，抗战期间，曾在印尼组织过多次募捐活动。从小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成长，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在梁立基的心里扎了根。9岁以后，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小小年纪的他每个周日也都会在当地为祖国募捐。
梁立基教授在家中接受访问
日本投降后，梁教授对祖国的前途充满憧憬，以为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但不久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内战的爆发，使他陷入了极度的迷茫。正当他对国内的腐败黑暗感到非常失望的时候，他偶然读到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书对他今后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延安的战斗生活和革命精神给他以极大的鼓舞，他从乱世中终于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和人生的目标。新中国成立之时，他正值高二。高中一毕业，他便参加了第一批印尼回国同学会。回国的路程是艰险的。美国方面的第七舰队侦察机暗中监视和阻止，国民党一方也在叫嚣威胁，甚至还遇到过强台风，好几次性命危在旦夕，但他们都凭着坚强的意志挺了下来。因为当时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振兴中华，报效祖国。回到祖国后，梁立基考上东北大学，研读化学专业。1951年的暑假，他参与了接待印尼归国华侨的大量工作。1951年正值中印尼建交，急需相关专业人才。由于工作出色又有印尼语的背景，梁立基在大二时转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尼语专业学习。从此便与中印尼文化交流深深地结下了缘。
从印尼-马来语言文化到东方文学研究1954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尼语专业毕业留校后，梁立基教授主要从事印尼语言的教学工作。七十年代，梁教授担任印度尼西亚语专业的负责人，当时虽然印尼与中国处于不正常的断交状态，但他坚信两国关系一定会由雨过天晴的一天，应该为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早作准备。所以他积极组建词典组，花费十年时间编写第一部大型词典《新印度尼西亚-汉语词典》，并于复交前夕（1989年）在国内出版。复交后，着眼于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需要，词典组又继续用六年多的时间编写更新、更全、更大的《印度尼西亚与汉语大词典》，并于2000年在雅加达出版，由印尼教育部长亲自主持首发式。除了教学工作，梁教授参与了许多重要的翻译工作，如1956年苏加诺总统访华时，是翻译组的成员。他还参加中共八大的翻译组工作、四卷《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等。2005年8月，由他编译的汉语-印尼语对照《唐诗一百首》在雅加达出版，并由印尼教育部长主持首发式。不久，他编译的《宋词一百首》也将问世。长期的翻译工作实践，使他越来越认识到，要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除了语言作为不可或缺的交际工具，还需要深入了解彼此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于是，除了语言，他开始选择印尼文学和两国文化交流作为研究方向，后来扩大到整个东方文学。在我国东方学泰斗季羡林教授的指导与带领下，他在东方文学研究领域里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80年代他参加主编我国第一部高等院校东方文学教程《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90年代，在由季羡林教授担任主编的、迄今为止我国最完整最权威的《东方文学史》（上下册）中，梁教授也参与并担任副主编之一。在由季羡林教授亲自制定并担任总主编的跨世纪工程——《东方文化集成》中，梁教授担任了《东南亚文化篇》的主编。由他主编的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2000年），以及《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上下册，2003年），也被列入《东方文化集成》的丛书里。
对于学术领路人季羡林教授，梁教授充满了感激，他说，“是季羡林教授教我学会处理好学术研究中‘博’与‘约’的关系，又是他在很多关键时刻给我指明学术研究的方向。”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来，梁教授还积极参与创建全国高等院校东方文学研究会的工作。1983年，该会正式成立时，他担任了副会长。二十多年来，梁教授和研究会为促进我国东方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民间大使：为两个故乡鞠躬尽瘁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奠定了梁教授学术生涯中独特的优势。他也抓住这两大优势，在学术上孜孜以求，并通过学术活动努力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以加深两国的相互了解。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为中国与印尼的友好合作与共同繁荣贡献出我的一生。”在两国关系友好的时候如此，两国关系破裂的最困难时刻，他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努力与希望，因为中国和印尼都是他的养育人、是他魂牵梦萦的两个故乡。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与印尼的文化和学术交流因两国断交而完全处于冻结状态。国内学者无法与印尼学者直接接触，对印尼的情况缺乏第一手资料。时任印尼语教研室主任的梁教授为此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去另辟蹊径。当时荷兰的莱顿大学是研究印尼文化的重要基地，有关印尼的资料保存得最为完整。梁教授认识该大学东南亚-大洋洲系的系主任德欧（A• Teeuw）教授，便设法邀请他到北大作短期讲学。在北大梁教授与德欧教授建立了亲密的友情，得到德欧教授充分的信任和尊重，于是答应每年提供一个进修名额给北大印尼语专业的教师，使青年教授有出国进修和提高的机会。在这期间，梁教授还不断设法与荷兰、法国、英国的学者接触，1956年亲赴法国巴黎、荷兰莱顿和英国伦敦进行有关印尼文学和东方文学的短期讲学，使80年代成为印尼语专业与西方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最频繁和最活跃的年代。中国与印尼断交十多年后，在80年代末，两国关系开始有所松动，首先商贸方面有了直接来往。1988年梁教授收到印度尼西亚语言建设与发展中心主任安东•慕里约诺教授的邀请，赴雅加达参加第五届印度尼西亚语言全国大会，并被指定为大会的报告人。这是两国断交以来，印尼第一次邀请中国学者到印尼参加重要的学术会议。在当时，这意味着被冻结了十多年的两国文化交流终于出现第一次突破。梁教授意识到，能参加这样重要的学术会议，预示着两国关系将会出现重大变化。所以会后，他立即着手为两国复交的到来做好语言工具方面的准备工作。1992年梁教授作为北大一方的联络员去雅加达直接拜访印尼大学校长苏尤迪教授并成功地邀请他正式访问北大，最后两校在北京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把编写词典作为两校的第一个合作项目。在复交初期，中国与印尼的文化交流还是受到很大的限制。这时，梁教授有更多的机会到马来西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语言文化方面是同一个源流的，都属于马来世界。1992年，梁教授作为第一位出现在马来西亚学术论坛上的中国学者参加了在吉隆坡召开的第一届“马来语言国际研讨会”，并被指定为大会报告人。1994年梁教授被马来族的最高学府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马国大）聘请为客座教授，在那里，他用马来语讲授有关中马文化交流的课题，并撰写了一部专著《光辉的历史篇章-15世纪马六甲王朝与明朝的关系》。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用马来文写的有关中马文化交流历史的学术专著。梁教授在马来西亚所进行的学术活动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史料，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来证明中马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并有过光辉的历史纪录，着重讲中国“和为贵”的传统文化在发展两国关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从而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加深彼此的友谊。梁教授在马来西亚的学术交流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受到马来学术界的好评，2004年中国-马来西亚建交30周年之际，梁教授获得了由马来西亚首相巴达维亲自颁发的“马来西亚-中国友好人物奖”。资料图片:马来西亚首相巴达维亲自为梁教授颁发“马来西亚-中国友好人物奖”编词典，翻译唐诗、宋词，担任客座教授，做特约通讯员……被称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民间大使的梁教授坦承，他这一生里所做的一切，都是致力于双方的学术文化交流，为友谊架设文化桥梁。
主要著作：《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
及其第2版和第3版的修订本
（主编）《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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