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南都的安排，所有新招的应届生都要熟悉报社操作流程，其中包括就印刷和发行。
      培训行将结束时，人力资源部组织我们参观了南方日报印刷厂，南方都市报花几个亿购置的德国印刷设备，并在报社办公大楼走了一遭，到各部门认了个门。
      随后，我们被依照暂住地分到临近的各发行站，体验发行。我与金正学住在中山大学校内，被一起分到客村那边的站。
      站长老周是北方人，但从他的言谈举止和外貌看来，已经俨然一个“广佬”。或许因为我们只是来体验的，老周对待我们在严格之外，还带着一些客气。其他发行员对我们则全然是客气，甚至有些“敬重”了。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是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是他们眼中的“知识分子”。
      体验的第一步就是送报和巡摊。所谓送报，就是早晨将报纸分送到固定线路上的各零售摊点；巡摊就是在早高峰过后，到各摊点巡查，将有余补不足，灵活调整各摊点报纸数量，同时将本报摆放到报摊最显眼的地方。一般来说，一条线路上的摊点在30个左右，由一位发行员负责，巡一遍要花2个多小时。我们被分配到各条线路上，跟着发行员们当起了学徒。
      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大家颇有些好奇，但让人痛苦的是，每天早晨4点多就要起床，赶到站里套报，并读报、提炼当天的主要新闻卖点。老周体谅大家，让我们轮班，每天两个人，体验一下就好了。
      带我的发行员是个长我几岁的小伙子，话不多，甚至有些腼腆。
      记得第一天跟他送报的时候，我们俩一前一后默默的骑着车，一路上他除了必要时崩出几个简单的词组，似乎就不想再说什么。我试图跟他找到一点共同话语，但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效果，只好作罢了。这让我很不自在，很想回去后跟老周要求换条线。
      一路上，很多摊点都还没有开门，他熟练地点好数，然后将报纸塞进一些角落，显然这是他与摊主约好了的。当自行车上的报纸都送完之后，时间还早，他带着我七转八拐，来到一家早点铺子，要了几个包子两杯豆浆，示意我坐下来吃早餐。我开始对这个寡言的人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结帐时，我抢着付钱，他还是默不吭声，只是用他有力的胳膊把我挡在一边，无论我怎么说，他都只是保持一个动作，一言不发。我扭不过他，只好作罢。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淳朴吧。
      慢慢地与大家混熟之后，我发现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都很淳朴。与他们的交谈没必要设防，他们也会很坦率的“知无不言”，包括问到他们的薪水。大部分人的薪水在我们看来都不高，但可以感受到他们很知足，而且一些人对自己的工作似乎有点引以为豪的感觉。
      他们做这份工作目的不尽相同：有的人是为了赡养老人抚养妻儿，有的人是因为家里有病号，有的则打算攒点钱后去进修或学点手艺。但他们的目的又是相同的——为了赚钱。
      赚钱并不是他们的全部。站里每天晚上要开一个小会，总结一天的工作，汇报和统计销售量，表扬当天表现突出者，通报报社近段在新闻、广告以及发行等方面的大事，并安排第二天的工作。有时候还开展一些文艺活动，比如学首歌、轮流表演节目等等，甚至是套报比赛。
      我们一天下来早已疲惫不堪，而发行员的工作强度比我们大很多：他们每天都要凌晨4点多赶到站里，套好报后，花两三个小时送报，休息一会，马上又要花几个小时巡摊。下午稍微空闲，就利用这点时间“站摊”（帮着摊主叫卖、促销报纸）或“扫楼”（即一栋栋高楼里一层挨一层、一家挨一家征订报纸）。这样直到各摊点收摊打烊的时候，再跑一遍线，到各家结帐、收退报，一并送回站里，参加例会，例会开完，往往已是深夜。
      有些工作他们可以不做，没有人强迫，没有硬性规定。但是少做一份，可能就少收入一份。
      有人说广州的铜臭味太浓，但是如果这种铜臭只是促使大家更加勤奋的工作、劳动，那浓又何妨呢？这些发行员们这么辛劳地讨生活，保障和拓展南都销售的同时又增加了收入，学到了很多东西，岂非一举多得？南都需要秉笔直书的文化人，也离不开这些淳朴辛劳的"体力劳动者"。
      正是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我对发行员们总带着几分敬意，从南都到新京，再到京华，一直如此。
      去年车展上碰到老周了。他现在也从新京出来了，在南方周末北京站工作。我习惯性地称他：“老大。”他依旧保持着当年那种激情，但分明带有几许沧桑……

 

      我现在只能从网上找到这些照片了。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