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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兰花开的季节(2007-01-12 20:40:57)
  分类:苍狼大地
  几年以前,有位编辑约我写一篇稿子《马兰花开的季节》。那位编辑刚刚做了一本以科尔沁草原为背景的小说,在策划的过程中,作者一直说他是蒙古人,但是在宣传的过程中,作者突然又说不是,而且一再嘱咐编辑,介绍他的时候说他是广州的专栏作家。那位编辑觉得自己帮人讲了编了一个谎言,很难平静。但是她还是被小说里那些关于马兰花的描写打动——“蓝幽幽的,一直开到天边,诡异,似乎有魔力”。于是她想另外做一本关于内蒙古的书,并请我帮忙写一篇《马兰花开的季节》。
  那本书我看过,为它做宣传的时候我犹豫了很久,因为它的字里行间缺少一种东西,起初我以为是热爱,但后来感觉不是,作者的热情还是很高的。从内容看,作者真的很熟悉科尔沁草原,可以不经脑子地记录下了六、七十年代草原的变迁过程。我曾经给他的书一个自以为很精彩的评价:蒙古人傻乎乎地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汉族人傻乎乎地不知道自己破坏了什么,而作者也傻乎乎地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至于作者为什么不同意说自己是蒙古人,我想他要么是个“伪民族”,就是汉族人装成少数民族的,要么是以自己的民族为耻的人。无论哪种情况,我当初都不应该参与这本书的宣传。
  我很想帮这个忙,但那时候我还没见过马兰花。我见过马兰,在种了老玉米的科尔沁草原边上。长挺的深绿的叶子,看着很有生命力的样子。但我去草原的季节不是它开花的季节。这件事就这样记在我心里,一直惦记着。
  我第一次见到马兰花,是在非典的北京,在我们小区后面的绿地上。那片绿地是今年新规划的,面积很大,据说有上千亩。按照一些新的园林思想,种了很多种不同的草木。其中有一大片马兰。正是开花的季节。
  每天中午我一个人插着耳机到草地上走,中午的时候,绿地上没什么人,静悄悄的,灿烂的阳光照着漾漾地青草,风吹着树沙沙地响,那是一个很透明的春天,北京的天空很久没有那样蓝过了,空气中没了汽油味,弥散着阳光晒过的青草味,那时久违的自然的味道。我从很深的草上踩过去,我知道那是踩不坏的。北京人往往不知道,他们总是踩别人踩过的地方,踩出一条小路,或者一片秃头。我的鞋子很快就湿了,裤脚也湿了,草根上有水,就像沼泽地。
一片蓝色的花,种在开阔的土地上,长得比别的草高,也硬,茂盛的一大片,走到附近就听见蜜蜂的大合唱。那种蓝把青色、灰色、紫色吸纳成它自己的因素,形成一种不可思议的颜色,花连成一大片,看久了就觉得幽幽地晃动起来,像中了迷药。我意识到那是马兰。
  非典过后,我们只有三个学生的蒙古语学习班又开始上课,我的同学卓拉和aduqin的基础都比我好,他们的父母都讲蒙话,但他们之前都只能稀里糊涂地听懂个把句子。三十岁上下的几个人聚在一起咿呀学语其实是很艰难也很渺茫的一件事。毕竟我们学了十几年英语,也不能把英语学成母语,可对卓拉他们两个人来说,蒙语本来是母语来着,把母语学成母语,听上去很像个悖论,但依然是个难以实现的梦想。
  课上的间歇我们聊起马兰花。卓拉刚好也看过那本书,很义愤地说:“这个作者怎么这样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不过他写的是真的,我们小时候就是那样,我们家后面就是一大片马兰花,蓝蓝的,有点那种——唉!就是一直开到天边上,真的是我们童年的记忆啊!”
  aduqin说:“那是草原退化的标志。”
  “啊?我刚说是我的童年记忆你怎么就说草原退化的标志?”卓拉不满意地说。
  “是那样,长那个就不行了。”我们的小老师哈斯肯定了这个说法。那点蓝色的幻想那么快就破灭了,我也说不上什么感觉。
  马兰再次闯进我的视线是在克什克腾旗的草原上,已经不是开花的季节。草原四处都是围栏。公路两边是筑路时翻起的黄沙,沙堆边是青色的马兰,围栏里虽然有好草,但一群一群的大牛正在围栏外边,啃食马兰缝隙里的嫩草。八月,草原已经入秋了,牧民在打草,拖拉机颠颠的从草地上开过去,搂起薄薄的一层草。那又细又软的草叶只长到小腿肚,不过据说,今年已经算长得好了。
  最初见到茂盛的马兰感觉真是好,硬挺的坚实的叶子,一丛一丛的长着,别的草都已被秋雨打得衰黄,只有马兰还这样硬生生地挺着。我以前看过许多汉族人赞美马兰的作品,说她抗风、耐寒,可以在干旱荒凉的土地上开出美丽的花。
  “草场啊,一长了马兰就完了,啥草也不长了,牛羊都不能吃。过两年就剩下沙子了。”我们的司机说。马兰和草场的关系再次被确认了,残酷而没留任何幻想的余地。
  南方的天边隆起一个个的巨大山包其实就是沙丘,沙丘上的绿色已经被撕开了,黄沙就在那里虎视眈眈。“草场退化得厉害,头十来年草还能长得比人高呢!”司机说。
  我们的司机是个汉族人,和很多当地的汉族人一样,他们在牧民中有亲戚,有朋友,但他们的想法和牧民不一样。他领我们去一个朋友家做客,指点给我们看种着青储的土地和民定居的小村子。村庄里的道路全是被撵起的黄沙,没法放出去的母牛和小牛在沙地上晒太阳。他一直劝那家的主人搞点民族特色的旅游业,不过我觉得那家的大叔更乐意和我喝酒。
  那户牧民姓赵,他家已经挺有钱的了,很大的房子,很不错的家具。我们喝酒的时候他的儿子正在摆弄拖拉机准备去打草。他们家的草场很远,已经不再游牧了,赵大叔居然在这片坐落在黄沙中的小村边还种上了一片树林。林间的植物品种很多,但并没有什么经济作物。我们的汉族司机一直在抱怨蒙古人没有经济头脑,要是种点苹果山楂什么的,每年也能卖点钱。但赵大叔的树林不是干那个的,他要长成一个生态群落,在那些大沙窝子前面,种出一个健康的,草木丛生的生态群落,为保护环境尽点杯水车薪的绵薄之力。
  我们走进林地,远方的沙丘被树木挡住了暂时看不见了,不同品种的树木、青草自然错落着,一条小河从林地的中心地带流过。赵大叔这片林地的位置起初让我有点不解,它并不是种在南边用来分割远方的大沙窝子和他们的小村庄的,它种在村子北边,事实上他把沙化的定居点和北方广阔的贡格尔草原分开了。这片树林已经能够自我繁衍,将来老人即使不管他,只要不砍不伐,它也会在那,这片林子不是用材林,也就没什么砍伐的必要,这也许也是保护吧。老人并没有向任何人说明他的用意,他只是默默的种了这片没有任何经济效益的树林。
  从赵大叔家出来,我又看到马兰,两条围栏中间是一条车轧出来的路,路的两边,长满了马兰。围栏在草原上的作用很明显,长距离的围栏像皮肤被割破留下的长长的刀口——两条围栏分别围住两边的草场,中间是一条沙化带。
马兰的生命力很强,叶子宽且长挺,围栏里细软的牧草被雨打了一夜已经黄了,但马兰却依旧保持着浓郁的绿色。不明其中道理的外地人会觉得这种草长得更好,我的旅伴一直在问司机,长马兰是不是总比变成沙子好一些。司机只是反复重复长了马兰草场就完了。
  那次旅行很短,草原从飞驰的车窗外消失后,就是层层叠叠的梯田,巨大的山丘上长着一层单薄的草皮,沙子从缝隙中露出来,“封山禁牧”四个字写在半山腰,每个字估计都有一辆汽车那么大,老远就能看见。这么薄的草皮这么陡的坡地,禁牧倒也没什么可说的,可就在它旁边的那座山的山顶,仅有的一块平地上,竟然有一片开垦的农田,远看就像一个没长多少头发的人被一个拙劣的剃头匠剃下了一块头皮。而我总是担心那块农田说不定那天随着沙山一起坍塌下来,在这种地方种地也挺有创意的,不知道一亩能收多少?
  我的旅伴问起办旅游业的事情,她一直为刚才在赵大叔家喝酒没给钱有点内疚。可我总觉得赵大叔是因为我和我带去的故乡文化衫才把他儿子从蒙古国捎来的好酒拿出来的。要说给钱,我还真不知道给多少才够。
  但有些事情如今我也很难判断对错。我在新疆的时候,在山里喝茶,哈萨克小牧民跟我们要茶钱,我们都觉得理所应当,而且挺便宜,只有我的哈萨克旅伴气得跳脚,说他们都学坏了。她说:“这个山就是我的家,我在我家喝茶为什么要给钱?”但我的朋友义愤填膺地发完脾气之后,又说,“我是不是太守旧了?可能他们也应该有商品观念吧?”
  不过我们的司机用意是很明显的,他想给赵大叔拉去点游客,好让他们感觉到办旅游业的好处。今天他有点栽了,所以不太高兴。借着旅游业的事情,他抱怨老蒙古思想守旧,他说:“唉!这怎么说也是老蒙古的地盘,其实这里的建设都是我们汉族人搞的,可是没用啊,到底还是老蒙古的地盘。”
  “建设?”我四周张望,除了一个又一个山顶上被剃头匠剃下的头皮,实在看不出这个地方有什么建设成果。可能山下那些红砖的房子和房前的向日葵也算吧,但这在北京郊区的话就啥也不算了。这些建设给当地的蒙古牧民带来哪些实惠吗?还是影响了牧民的生活?
  听司机说,赵大叔的生活也很坎坷,他有三个儿子。很多年前,他的家非常富有,有一大群马。这马被开着车的盗马贼偷走了,一下子就损失了二十多万。他的两个大儿子去了蒙古国,其中一个在那边成了家,有个儿子,但赵大叔还没见过孙子,却要退掉当初在国内给儿子定下的亲事,又花去好几万。他的小儿子,就是我们看到开打草机的青年,在一次斗殴中扎上了别人,判了一年刑,又陪了好几万。现在小儿子也成了家,有了一个宝贝女儿,难怪赵大爷整天那么宝贝那孩子。
  一路上我一直想着马兰花,我感觉到它有一种寓意,但我还没有抓到它。
长途汽车站,几个调皮的孩子打断了我的思绪。孩子们淘气,大人呵斥,挺好玩的,我就在那看着,没什么希奇的。忽然,一个女人的手机响了,拿起电话,她讲得都是蒙语,说了好一会儿,改用汉语叫她的孩子:“你爸爸跟你说话!”小孩接过手机讲了些报平安和撒娇的话,都是汉语,然后把电话还给妈妈,他们继续用蒙语说事情。
  我想起在赵大叔家,他是个受过教育的蒙古人,他读了故乡文化衫上那几行蒙文以后,有点紧张又有点惊喜地看着我,“民族情绪够强的呀?”但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地道的蒙古牧民。他的小孙女,心肝宝贝一样走到哪都抱着,但他一直在用汉语哄孩子。
  关于汉化,我担心很久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系不是民族系,虽然各民族同学聚在一起,教学和生活完全和民族没有任何关系。但那时我就发现,我们系的十几个朝鲜族同学里,只有一个不会朝语,其他人都是会说会写。而我们系的十个蒙古族同学里只有两个会说蒙语,另外有一个会写的,是中学时当外语学的。幸好后来认识了几个蒙文系的同学,不然我真的以为中国已经没有蒙古人了,就像没有了匈奴、鲜卑、契丹一样。
  当然后来我知道,那些中国史书上记载的游牧民族全民族汉化并不完全属实,中国的史书始终贯穿着强烈的汉本位思想。其实就像秦、汉、隋、唐是朝代交替一样,匈奴、鲜卑、契丹也同样是游牧民族不同时代的名称。也像汉族人选择了最强大的汉族王朝的“汉”作为民族的名称一样。蒙古族选择了最强大的时代所用的名称作为整个民族的名称。但是那些贵族和百姓的大规模汉化确实发生过,而且很多次。
  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那一幕又重现了,我的座位前后坐着一家人,两个孩子用汉语大声嘻闹,母亲显然蒙汉兼通,因为她除了要管孩子,还要照顾坐在她对面的婆婆。她的婆婆看上去并不老,最多五十多岁,我试图和她说几句话,发现她几乎完全不懂汉语。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直在讨论语言对于承传民族文化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它是不是必须的?是不是决定性的?在眼前这个场面里有一点显而易见,孩子们难道从来不和祖母说话吗?列车无聊地颠簸着,祖母烦闷地在一张长椅上躺下,孩子们自顾自地在后面吵闹,不知道自家的孩子和祖父母不能沟通是什么样的感觉。
  西方的社会学家做过大量研究,发现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在哺育幼宰这一行为方式上和很多动物不同,祖父母在其中充当着父母不可取代的角色。文化就在我身边断裂了,不仅仅是语言,如果孩子不再和祖母说话,那么古老的故事,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甚至爱都无从传递给他们。与此同时,他们会逐渐从冷淡到反感进而蔑视自己的祖母,最终排斥祖母的一切。
  从克旗回来,又回到城市里。整个秋天,朋友们聚在一起几乎每一次都提到那达慕。北京的那达慕这些年总是没人张罗,春天没有人张罗,夏天没有人张罗,到了秋天不断地有很多流言,说下周就要办了,下下周就要办了,一直拖到冬天。最后故乡网的朋友们决定自己举行一个那达慕。
  经过几周的准备,时间已经到了冬天,没有场地硬了,不能再摔跤,也没有借到布鲁比赛投掷,最终只能比赛篮球和羽毛球。由于没有传统项目,大家取消了那达慕这个名称,改为迎年新的聚会。
  那一次聚会真是难忘,那么多年轻的朋友聚在一起,做什么职业的都有,也有学生。平时走在人群里不见得特别的人,聚在一起就恢复了民族本色,歌手朋友为我们唱歌,乐手朋友为我们拉琴,弹键盘,居然还有一个男孩子演唱了一段呼麦。那孩子刚刚才学憋得满脸通红,还经常唱断,但是他那么年轻,能下功夫学习一门快要失传的传统技艺真是太难得了。
  大家吃着喝着,劝嗓子好的上台唱歌,久未见面的朋友互相问候,打听些近况,或者有上句没下句地聊天,喝高了也不知道。虽然只有主持人一个人穿了蒙古袍,但那一刻我们好像远离了窗外的城市,回到古老的故乡。就像草原上的蒙古人一样不管是什么原因聚在了一起,就一起欢歌宴饮,直到尽兴。真诚的,饱涨的热情燃烧在图图餐厅里。
  那时候我忽然觉得我一直以来的担心是多余的——谁说蒙古人汉化了?我们的民族文化活着,活得好好的呀!但那天的聚会上,主持人朋友说一句很伤感的话:“中国的蒙古族就要消失了,最后消失的是我们的草原。”
  我忽然想起在克旗车子开远时,回头看到的那片树林,贡格尔草原的草退化了,有的地方草连脚面都盖不住,但赵大爷那片林地间隙有成片的青草,能长到齐腰的高度。是否故乡的朋友也像赵大爷的林地一样——在大面积退化的草原上制造了一种假象?
  现在故乡的网友聚会已经发展成助学聚会,帮助那些贫困的仍然用蒙古语学习的孩子们。那些孩子是正在变成马兰的牧草,还是细小的马兰?我也不知道,但至少,他们并不是沙漠。
  不是只有草原会变成沙漠的,文化也会。我曾经认识一个电视台的导演,蒙古族人。照理说,电视台的导演算是文化人,可她不是。她长着鄂尔多斯人那样明亮的面孔,却像三十年代的上海太太那样把头发高高地盘起,并且用小资的着装包裹住她宽厚的肩膀。但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对她那么绝望。那天我们一起喝酒,她忽然拉住我的手问我:“你为什么会喜欢我们这个民族?很多人都不喜欢?他们都说我们这民族不好!”“我就是喜欢,不为什么。”我没别的话可说了,真的没了,我看着她混浊的眼睛,文化已经在她的眼睛里化作了沙漠。
  沙化的游牧人后裔其实是很悲哀的。北方的汉族人在创造力上总是逊于南方人,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我和一个山西大同来的女孩子合租过一所房子,她虽然知道她们那里人都是鲜卑族的后裔,却更喜欢别人说她像南方人。她虽然有柔长的秀发,修整过自己的眉眼,但她不会有南方女孩那样细腻的皮肤和天生乖巧的性情。她骨子里要强,为了不显得比别人差,努力装得很柔弱。生活在悖论里的她怎么做都是错的,进而变得胆怯而无所适从。
  五月的太阳很高了,北京的绿化带里,马兰花开了。蓝色的,幽幽的蓝,像蓝色的火焰,吐着长长的舌头。那花的叶子在城市的灌溉下肥厚得夸张,花朵也大得奔放,她叫兰花,是兰花的花型,却不似兰花的清秀。有意思,我想兰花在汉民族的精神世界里占有重要的位置,马兰虽不是那种风格,但竟然也是兰花。我终于想明白当初那本书缺少了什么——崇敬,对草原的古典文化和自然环境的敬意。那种敬意正是蒙古人世代相承的精神财富。
  北京的文化圈里有很多蒙古人,除却沙化的,也有不少仍然热爱着自己的民族的,有文人、音乐人、摄影师、画家也有演员、歌手、舞蹈家。那些脱离了原生态的艺术形式在北京卖起来也很艰难,但总算卖得动。就像马兰,留住形式的是花盆里养的,留住内气的是草原上长的。总之都市人都还是比较喜欢的,真正的牧草,都市人是难得喜欢的。
  北京的马兰花,不像草原上那样蓝幽幽的一直开到天边,也不是汉族人喜欢的花朵细小含蓄的空谷幽兰。绿化带里的马兰一大朵一大朵的,像伸长的蓝舌头,晃动在长挺的绿叶中间,透过阳光,它的美丽不再像一个神话而像一本志怪小说。那是草原变成沙漠之前的最后一站。
  或许整整一代年轻的蒙古人都是马兰,草原是先辈,沙漠就在身后——在火车上、长途车站那些嘻闹的孩子、赵大爷的小宝贝、学习班上的学友、还有故乡网的朋友……马兰花开了,开在草原上,开在北京的绿化带,蓝幽幽的,一直到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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