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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儒董子与德州

(2019-04-08 19:00:56)
分类: 齐鲁旅游==资料(辑集)

大儒董子与德州
夏传玉

 

在德州街头,如果随便问一下市民“德州历史最著名的人物是谁”,十有八九会说是董子(董仲舒)。由此可见,董仲舒对德州的影响之大,当地人普遍把他作为同乡。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提出了“独尊儒术”、“天人感应”和“大统一”等思想,成为继孔子、孟子之后儒家思想集大成者,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

然而,让董仲舒先生生前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后世竟会为他的出生地而你争我抢、争论不休。


1、“董子故里”之争

董仲舒出生于汉元帝元年(前179)华北平原一户大地主家庭中。历史记载,他自幼聪明异于常人,“少治春秋”,汉景帝时为“博士”,汉武帝先后任“江都相”、“胶西相”等职,著作有《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士不遇赋》等。虽然所任官职不高,但他廉洁勤政、正直做事,他亲历四朝,最终因敢于直言劝谏,获罪入狱。他一生经历了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董仲舒在陋巷穷居中去逝,享年约75岁,后葬于西安城胭脂坡(又称“下马陵”)。


争名人,似乎已成为一种常态;名人不争,似乎就不太正常。目前,加入争夺“董子故里”的地方,主要有河北景县和枣强县、山东德州市德城区等地。各地为占据有力地位,引经据典,挖掘资料,各寻论据。在对外宣传中,山东省德州市、河北省景县、枣强县等地都称是董仲舒的故里。目前,德州市德城区有“广川街道办事处”“广川大道”“董子园景区”“董子文化街”等;景县有“广川镇”“董仲舒路”“董子文化园”“董子墓”等;枣强县有“董仲舒艺术碑廊”等,各地都在极力发掘“董仲舒文化”,以图“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董仲舒出生地,最早记载见于司马迁《史记》:“董仲舒,广川人也。”司马迁(约前145-前86)与董仲舒生活在同一时代,并且两者当时均为名人,相互间有没有交往,不好说,也无法考证,但彼此间相互了解、知晓,应该是不争的史实。从这一点出发,司马迁对董仲舒故里的记载应是清楚的、准确的,不会出现差错。从时间来看,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时,司马迁12岁,正在夏阳耕读;董仲舒去逝时,司马迁42岁,已是太史令;司马迁《史记》成书于公元前90年,这时董仲舒去逝仅14年。

“董仲舒,广川人也”这一记载,在之后的《汉书》等历史著作、明清和民国《德州志》、《德县志》等中记载的也都采用《史记》的这一说法。可以说,董仲舒出生于“广川”这一史实,史学界是认可的和无争议的。因此,从理论上讲,只要找出哪里是“广川”,哪里就是董仲舒故里,这个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

回到西汉,当时的“广川”,既有广川国,也有广川县。司马迁说的是广川国还广川县呢?这就成为史学界、社会界争论的焦点所在。西汉王朝分封了许多小的诸侯国,诸侯国下又有若干县。笔者认为,《史记》“广川”这一地域概念,应解释为诸侯国、而诸侯国下属的县,更为准确一些。就象介绍一个人为“某某省人”,具体了就是“某某省某某县人”,再具体了就是“某某省某某县某某乡某某村人”。

确定了“广川”这个地理概念范畴,还要确定这一概念历史上有没有发生变更。由于历史原因,自西汉以来,地处山东省、河北省交界的德州、衡水、沧州、聊城一带,行政区划变化不断。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西汉到二十世纪末,这一带较大的区划调整至少有三十次以上,小的调整不计其数。西汉时,广川国管辖着许多县,地域辽阔。广川县地域也很大,既包括现在德州市平原县、武城县、德城区部分地域,也包括河北省枣强县、景县、故城县等地的部分地域。因此,以上几个地方都可以说是“董仲舒故里”。李鸿章主修的《畿辅通志》中也说,德州、枣强、景州三处郡名皆曰广川,祠祀董子。

由于历史记载“不详”,各地争夺“故里”自然都有各自的理由、根据。景县的理由之一是境内现有广川镇,就是古广川县所在地,并证明董仲舒就诞生在境内大董故庄村。枣强县的理由之一是建于明朝万历36年的董仲舒石像,这座石像座落在境内旧县村。明代嘉靖《枣强县志》载:“汉世,枣强广川,离合废置,本为一也”。据此考证董仲舒诞生之地就在枣强县旧县村。德城区的理由之一是史书、志书记载以及“董子读书台”等历史文化遗存,经考证属西汉广川县,主张董仲舒为德城区人。后世的历史书籍记载也不尽相同。有的记载董仲舒故里是德州市德城区的(《山东通志》等),有的记载为河北省枣强县的(《辞海》、《中国哲学简编》等),有的记载为河北景县的(《中国古代史》等),等等。

总之,董仲舒故里属古“广川”,本身就是比较大的地域概念,并且经历数千年行政区划和地理地貌、人文社会变化,具体属于哪个具体的区域、哪个具体的县、哪个村,是其出生地,考证起来确实很难。因此,作为山东的德城区、河北省的枣强县景县等地,都应是董子的出生地,都可算作故里。各地应抛弃狭隘的地域思想,加强横向联谊,整合现有资源,集思广益,共同将董子文化研究推向深入。


2、德州“董子故里”探微

其实,德州在这方面还是有许多工作可做的,应有更大作为。

一是历代帝王将相和达官显贵多把董仲舒与德州相联系。历代特别是元明清三代,许多文人墨客多在德州留有诗作,以纪念董仲舒。明朝陈凤梧在《董子书院》中写道:“古碑长表读书台,祠下秋风点绿苔。道谊两言传世教,天人三策致君才。传从洙泗源流远,派启西京治化培。后学瞻依真有幸,肯将功利自相摧。”康熙、乾隆皇帝南巡驻跸德州时,留下了歌咏德州的诗歌共79首之多,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乾隆皇帝在《驻跸德州题董子祠》写道:“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宣至席前陈。始终只有江都相,善治春秋学行醇。”在题《繁露台》诗中说:“天人三策对贤良,已见春秋大义彰;那更高台演繁露,转思董子失之详。”在《又为董子台题咏》中说:“故里千秋疑信猜,城楼耸处久称台。都传繁露春秋演,谁识竹林与玉杯。”这些诗都把董仲舒与德州紧紧联系在一起。

二是历史遗存例证。据记载,在元朝以前德州(时称陵州)已存在纪念董仲舒的建筑物。明朝正统六年(1441年)知州韦景元修学堂时,掘地得到刻有“董子读书台”的石碑,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历史文物,于是重建“董子读书台”以示纪念。史料记载,自明代到清代先后七次重修、扩建“董子读书台”、“繁露书院”。可惜由于旧运河改道等原因,有许多珍贵的遗迹大都消失。

三是历史记载佐证。从明代至清代的《德州志》均把董仲舒列为德州圣贤之首。清代田雯对“广川”进行过专门的考证,他在《长河志籍考》中说:“德州者,汉信都国(郡)之广川也,夫汉县广川者大矣,有城郭焉,有效垌也。百里之内正值其地。或即董子下帷处,按国考碣,正相符契矣。”《山东通志》(卷九)记载:“德州本广川地,乃董子故里也。”明朝的古德州城的西门,就称为“广川门”。明清历代德州地方志书都把董仲舒作为故里最著名的人来尊崇。

四是民间风俗依据。德州人一直把董仲舒作为本地大儒来敬仰,民间有一个传统,那就是老百姓都称董仲舒为“董子”,与孔子、孟子、庄子等圣人相并称,以示至上尊敬。这一点应该是德州独有的,没有第二位名人享有如此尊崇地位,这有时会令外地人不十分理解,但这确实体现出了德州人对这位圣人的尊崇。明朝人杨士奇专门作《董子祠记》说:“仲舒,广川人,孝景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举贤良对策,天子悦之,以为江都相,后相胶西王,史称其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广川,今德州,余尝过之,访舒故迹。”同时,在民间,特别是运河沿岸流传着许多有关董子的传说,亟待收集整理,否则随着城市化发展和高寿老人的离逝,这一资源也将不复存在。

3、德州“董子读书台”溯源


董仲舒在全国各地遗迹或董子祠等纪念建筑物很多,据笔者了解,在山东德州、江苏扬州、陕西西安、河北枣强和景县等地都有存在。在德州,最著名的应是“董子读书台”。这一建筑可谓家喻户晓,是董仲舒曾经读书学习的地方。这也是证明董仲舒与德州联系的最重要证据。

那么,德州“董子读书台”建于何时、今安在?

据记载,这一建筑至少明朝以前已存在,始建于何年已不详,可惜今天已不复存在了。现在的董子读书台景区,位于原址东约10KM的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是2007年重建的,规模比原有建筑更为宏大,占地面积700多亩,依河而建,气势雄伟,与周围仿古建筑相映成趣,被评为AAAA级旅游景区,与商贸旅游开发融为一体,更显人气十足,成为德州重要的旅游景点。

董子读书台仅存在于历史书中记载,但缺乏有力的实物证据,这是德州历史的缺憾。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董子读书台”的历史渊源。

《德县志》载:明朝正统六年(1441年)知州韦景元修学堂时,掘地得到刻有“董子读书台”的石碑,于是就在旧德州城广川门(即州城西门)外运河边的洄泷坝附近重建董子读书台。之后,在董子读书台周围形成庞大建筑群。明成化九年(1473),知州王缙及分督庾事户部主事毕孝,在读书台后营建祠堂八楹,将董仲舒与其他德州乡贤合祀,建立董子祠,名曰“聚贤祠”。明弘治八年(1495),山东参政林先甫来德州巡视时,扩修董子祠,重筑读书台。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知州马明瑞将读书台和董子祠一并移至旧城西门之外、古运河东岸的一块高地上,并创建了“醇儒书院”,专事收藏、研究各种经书和董子的著作。康熙四十八年(1709)山东督粮道朱廷桢对书院重加修葺,又筑亭植柳,因董子读书台旁有一小湖“柳湖”,将醇儒学院改称“柳湖书院”。在柳湖书院旁边,当地著名诗人田雯之弟田香城又出资修建了“数帆亭”。至此,董子读书台附近祠堂、书院、楼台亭阁一应俱全,风景秀丽,文风浓郁,左俯古城,右傍运河,蔚然壮观,成为德州文化昌盛的标志。一时州学兴盛,雅士云集,名噪四方,一批批德州学子从这里走上中国政治和文学舞台。据统计,明清全盛时,德州共涌现进士124名。“时延文士校艺其中,亦一时盛事。”(乾隆《德州志》)


德州古运河是将董子祠、读书台与书院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进出京城学子举人、骚人墨客集聚于此,每每登台游赏,驻足留恋,凭吊董子,吟诗题赋,雅聚其间。明朝嘉靖年间,宰相严蒿南巡途经德州时,专门到董子读书台祭祀,作诗曰:“董生读书处,寂寞临高台;独有贤良策,人称王佑才。”他还为德州题写了“九达天衢”横匾(原匾堙没,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重修牌坊,横匾由朱启钤重写)。清人田致《陵州四时词》写道:“柳湖西畔御河隈,芦荻萧萧两岸苔。酒户词场多少客,登高齐上读书台。”

原董子读书台面积不十分大。据记载,原董子读书台占地面积约3亩地,正门为1间,左右厢房共6间,北部是正殿3间,位于高约3米的台阶之上,为砖木结构,廊柱灰瓦,庄重质朴,雕琢精美华丽。院内古木众多,有槐、柏,环境幽雅。至清末、民国初年,建筑因经年失修,成为一片瓦砾废墟。建国后,因城市建设需要,原有仅残存的土台和废墟也被拆除了。

4、各地“名人争夺”辩析


其实,与“董子故里”争论相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并不少见。近年来,为了提高地方知名度、提升本地文化品牌,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抢名人的现象。如,安徽涡阳和河南洛邑在抢老子,浙江的萧山、诸暨和绍兴在抢西施,山东临沂、河南南阳和湖北襄阳在抢诸葛亮,河北唐县、隆尧、山西临汾在争尧帝,河北隆尧、太原、陇西在争李渊,等等。

历史名人是文化资源,也是旅游资源。只要对名人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必然会带来经济效益,这也是各地争夺名人的根本原因所在。各地争夺历史名人的措施多样,有的成立名人研究会等机构,邀请专家、学者召开研讨会、论证会;有的编辑会刊、出版文集,组织名人发表文章,大造舆论,先入为主;有的不惜投资大兴土木,修建所谓古迹,以期既成事实。

名人之争本无可厚非,但应立足弘扬传统文化。历史名人争论,一方面,体现了各地对文化建设的渴求和重视,有利于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掘,有利于活跃学术气氛。另一方面,名人之争也暴露出许多问题。由于历史久远、行政区划变迁、记载不详、资料失实等原因,探求真相不易,致使目前有些地方的相关工作出现了有失严肃性和科学性的问题,染上铜臭味和功利主义思想。有的地方在无史料、无实物、无遗迹可考证的情况下,捕风捉影,或重修庙宇,或搞人造古迹,或建人文景观,不仅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还造成人们对历史认识的思想混乱。

名人之争,应本着实事求是、注重史料考据、出土文物考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传统文化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屏弃“铜臭味”、“地域性”和“功利至上”,真正成为一种提高文化品位和扩大社会影响的有益之举,促进文化、社会和经济效益同步提高。

五、缺位的董子研究

作为“古广川”所在地的德州,一直把董仲舒作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来尊崇和仰视,这是一片亟待研究开发利用的历史文化资源。仅从其儒家思想主张来看,他是继孔子、孟子之后,儒家思想的第三位“巨人”,人们游学“三孔”“两孟”,却鲜有人提出要游学“一董”的。他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他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他发挥了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他提倡孝道,提出“三纲五常”为人处世标准,等等。这些主张在当时都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中央集权统治,利于加强君权统治,有利于改善百姓生活条件,甚至有些思想直到今天还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德州作为因运河而兴盛的城市,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运河文化,具有相当大的研究和发挥空间,但相关研究滞后。一方面,从目前情况看,德州对运河文化特别是历史文化名人董仲舒的研究严重滞后,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应加强宏观引导,确保地域文化文化研究向正确方向发展。在这一场“董子故里”争论中,德州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总体感觉尚处在“失语状态”,研究人员少、深度研究的重量级专著少,在全国相关研究中发声少。应当看到,近些年来由于德州运河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相对滞后,在全国运河文化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存在“边缘化”危险。特别是对儒家思想重要人物董仲舒的研究缺乏宏观化、体系化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版一部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相关理论研究著作,这些都造成了德州在董仲舒研究中影响“式微”、缺乏“话语权”。

另一方面,从域外看,对董仲舒文化研究向纵深推进。特别是近年来河北省出版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如王永祥著《董仲舒评传》等,河北衡水市办起了《董仲舒研究》刊物、成立专门的董仲舒研究中心等。话语权缺失,这也造成了许多工具书、甚至包括百度等网站,都将董仲舒故里列为或景县或枣强,而列为德州的却很少。


再一方面,从研究态度看,敢于对学术瑕疵发声不够。学术研究往往带有主观色彩,必须坚持对历史负责,敢于澄清历史史实,敢于发出地方文化研究者的声音。目前,对一些显然存在着明显瑕疵的“研究者观点”,地域文化研究者不能抱着事不关己、与我无关的思想,听之任之,而应该敢于站出来据理力争、旁征博引,引导向正确方向发展,防止出现有些错误观点以讹传讹。举例来说,由山东社会科学院齐鲁文化研究丛书《山东运河文化研究》(李泉、王云著,齐鲁书社出版),该书说“德州的名称明朝初年才有的”。此说明显与历史相悖(笔者曾专文进行辨析)。该书出版20多年来,德州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竟然没有提出异议,太不应该了。明朝自明太祖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人建立的封建王朝,至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灭亡,存在276年。按此说,德州名称由来的历史只有353--629年。其实,历史记载非常清楚,德州之名起源于隋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距今已有1435年历史,与前者相差至少800年。就算从唐武德4年(621年)复置德州算起,也有1390多年,与前说也相差至少760多年。此外,该书对德州在中国运河文化研究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也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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