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是一个涵义极为丰富的概念，刘世生、朱瑞青在《文体学概论》中梳理的定义就有二十多种，归结起来看，这主要是由不同界定者各自依据的理论基础以及不同的研究目的所致。这也意味着，如何看待文体，是和如何研究文体密切相关的。如果说传统文体观念带有更多规范性质的话，现代文体学尽管流派众多，学说各异，受现代语言学的影响，则形成了系统地从语言特征以及语言成分的各种关系中看待和研究文体的新观念，并进而影响到特定文体学批评模式的建立。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学说主要有三种：一是“文体作为选择”（style as choice），这包括对意义和语言形式的选择；二是“文体作为变异”（style as deviation），即语言在常规基础上产生的意义和形式变化；三是“文体作为突出”（style as foregrounding），或者称为前景化，指特定的语言成分在其它部分或者说是背景的衬托下得到突出或者强调。
    文体作为选择  “选择说”就是把文体特征视为对“不同表达方式的选择”。这种观念源远流长，英国诗人兼文艺理论家柯勒律治谈到文体时指出：“文体只能是清晰而确切地传达意蕴的艺术，不问这个意蕴是什么，作为文体的一个标准就是它能不能在不伤害意蕴的情况下用另外的语言去加以复述。”所谓意蕴，就是指文体效果，这段话是说，为了表达某一种意蕴，只能有唯一的表达方式，否则就达不到既定的文体效果。莫泊桑、福楼拜、别林斯基以及托尔斯泰等都有类似的说法。现代文体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如特拉格特和普莱特认为：“说话者或者作者在语言所能够提供的种种可能之中总是选择使用某些结构，而不选另外哪些结构，这一倾向性的结果就产生了文体”，在她们看来，语言就是可供选择的结构，而文体则是某一语境下做出选择的特征。“文体作为选择”，包括对形式和意义的选择，影响选择的因素有很多，语境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1）语言形式的选择。作者在写作的时候都会不断地进行语言选择，没有选择，就没有文体。对语言的选择有时候是在语言系统内进行的，有时候又会超出语言系统，形成新颖的表达方式。如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绿”比起他原来用过的“到”、“过”、“入”、“满”都好，就是因为他选择了一种超出语言系统的形容词用作动词的用法，生动形象。语言系统在语音、词汇、句法等各个层面提供了许多选择，不同的选择铸就了不同的文体风格。如福克纳和海明威同为文体大家，却风格迥异。福克纳常常使用南方口语，有时喜欢采用“华丽的词藻——矫饰的语言、强烈的抑扬顿挫以及精巧的想象”，句子往往比较长，结构复杂，有时候一句话可以占到一两页；而海明威则继承了马克•吐温的传统，擅长使用生活用语，句子多为简单句和复合句，形成了所谓“冰山风格”。

（2）意义的选择。文体作为选择还包括对意义或者说是内容的选择。还是上述两位作家，海明威题材广泛，从欧洲到美洲，从斗牛、战争、打猎到钓鱼，无所不含；福克纳则扎根于美国南方那片“邮票般大小的土地”，立足于他的家乡，刻画乡土风情。形式选择和意义选择是很难分开的，同样的意思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运用不同方式来表达，不同表达方式对内容有多大的影响，文体学家们对此有很大争议：持二元论者认为，形式和内容是可以分开的，同样的内容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持一元论者认为，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的，语言选择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其自身就具有意义。无论一元论还是二元论，文体的选择都是有意义的，只是有意义的方式不同，文体学所要关注的就是文体的选择和意义的关系。

（3）语境对选择的影响。选择文体并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它至少部分要受语境的限制，文体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下才有意义。语境不同，文体选择也会不同。在文学作品中，对文体选择有影响的主要是文本内的情景语境、现实语境以及历史文化语境。
    总起来看，“选择”说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对作者在语言形式和意义方面的选择，来比较系统地认知作品的整体意义和风格，但是如何在文本阅读中直接确定哪些是选择、以及确定哪些选择是有意义的，还是存在着界定上的困难，并要受到主观因素的制约。
    文体作为变异  变异说是目前一种非常流行的文体观，认为文体就是对常规的偏离。常规的内涵比较广泛，包括了标准、正常以及典型等，相对于此，变异就是非标准、非正常或非典型等。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往往要努力形成自己的风格，这就需要他在语言表达上与众不同。因此在分析作品的时候，就要分析作品中的语言变异，变异的总和就是作品的独特风格。比如，美国现代诗人卡明斯（e. e. cummings）就极力追求新奇的表现手段，无视语法、标点、大小写等等，就连自己的名字都用小写，以形成自己的风格。再比如，我们通常理解的小说文体大都是以故事的完整叙述作为核心，当代小说家则充分发挥语言的实验性打破这种常规，从而创造出辞典式小说、日记体小说等新的小说形式。
    变异有多种方式，文体学家利奇曾把诗歌语言中出现的变异进行了细致、科学的分类，共分为八种：词汇变异、语音变异、书写变异、语义变异、方言变异、语域变异以及历史时代变异。这些类型的变异在其他文学语篇中同样可以看到。在利奇分类的基础上，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统一分类标准，对某些语言层面加以必要的增补删减，最后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分类方法：

（1）语音变异是指诗歌语言在重读、押韵、平仄等方面的非常规变化；

（2）书写变异有两种情况：一是发音变异在书写上的体现，二是在排版、标点以及打印等方面的变异。

（3）词汇变异主要是指新造词，在文学作品中主要是为特定语境来服务；

（4）方言变异是指为了取得某些效果（如幽默、藐视、淳朴或原生等）而使用方言；

（5）历史时代变异，语言是随历史时代变化的，作家有时候会使用古语（文言）来取得一定效果；

（6）语法变异主要有表层变异和深层变异，表层变异指某一常规语法形式反复使用而达到非常规的程度，深层变异是指违背语法规则；

（7）语域变异，语域是按照语言使用所能实现的功能来定义的，不同语域的语言结合使用，往往能形成新的表现形式；

（8）语义变异较为常见，是指不合常理的意义表达；

（9）语篇变异，语篇是指一系列大于句子的语言，这一层面的变异往往涉及衔接与连贯、信息结构、话轮转换等；

（10）语用变异，语用主要关心语言在使用中的情况，语言使用中经常会有违背会话原则、关联、礼貌以及面子的情况，从而构成变异。
    变异说之所以一度非常流行，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抓住一个语篇的特征，区别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不同，引导我们去发现文本中的变异，从而对其所起的功能效果进行分析，具有很好的操作性。但同时变异说也存在局限，其关键就在于如何区分常规和变异的界限。变异是相对常规而言的，但变异用得多了也会成为常规，从而造成区分的困难。另外，分析变异相对较为容易，但是否所有的变异都具有文体功能则需要深入思考。同时，变异还容易导致文体学家片面关注高度偏离的语言的倾向，而对不够偏离的作家作品有所忽视。
    文体作为突出/前景化（foregrounding） “突出”也称“前景化”，是文体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来自绘画艺术术语，本指人们在感受（视觉艺术）的过程中把立体与其背景相区别。应用于文体学研究，指语篇中的某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更能引起读者的注意，能在读者心中产生显著效果。“前景化”有两个重要手段：变异和平行，分别由穆卡洛夫斯基和雅各布森提出，后由利奇和韩礼德等文体学家予以发展。

（1）穆卡洛夫斯基继承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自动化”等思想，注意区分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区别，他认为，人们日常的标准语言可以看作诗歌语言的背景，诗歌语言就是对标准语言“常规”有意的违背（变异），通过这种方式，就能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前景化”了的诗歌语言上来。

（2）雅各布森从他的语言交际功能模式入手，认为诗的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之处，就在于诗的语言只集中于信息自身，不指向外在的人和事，不起传达作用，从而具有诗意功能。语言实现“诗意功能”依据的是 “等价原则”，这是指诗句在横向的组合（即语词先后序列的构成）中出现了等价的（纵向的选择关系构成，如相似的或相反的、同义的或反义的）语词。例如诗歌的押韵、音步、反复、排比等成分中，都有等价因素，都受等价原则支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言语交流中正常的毗邻原则（组合），诗歌语言因此不同于一般的标准语言。

（3）20世纪60年代，文体学家利奇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前景化理论，他区分了两种前景化：组合前景化和聚合前景化，两者分别通过平行和变异来实现，变异的情况是作者在语言系统所允许的范围之外选择，平行则是作者重复原来做出过的选择，两者相反相成，在文学语言结构中都起关键作用。利奇还指出，变异和平行是一个“度”的问题，对于文学作品的描述，只有在与其他变体进行比较后才是有意义的。1970年，他提出了前景化的连贯概念，认为，要取得一定的文学效果，文本中的变异和平行必须是连贯的，如果仅仅是一个偶然的个体变异或平行，那么对于解释整个文章意义是微乎其微的。

（4）文体学家韩礼德对于“前景化”理论也作了发展，他区分了两个概念：前景化与显著。所谓“显著”，指的是“具有显著效果的语言现象”。“显著”有两种：一种是否定显著，指与其他语言或者社会接受的常规相违背的突出，他称之为“失协”；一种是肯定显著，指那些仅仅在统计频率上出现与人们预期有出入的现象，他称之为“失衡”。这两个概念大体相当于变异和平行。韩礼德还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显著都是前景化，只有“有动因的显著”才是前景化，也就是说，一个显著特征只有与语篇的整体意义相关时才是前景化的。归结起来看，要运用前景化理论对文学文体展开分析，可以从变异和平行两个角度入手，找出其语音、语相、词汇、句法及语篇等各个层次上的变异和平行，对其与文学解释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更好的理解语言的运用和选择，欣赏前景化带给文本的美学效果，并为文学解释提供有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