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拆迁户”事件终于以调节告终，这样的方式也在预料之中。其实很多时候，“拆迁户”吴萍、杨武一直被媒体架的太高，自己又把梯子撤了，还把国旗插上屋顶，家里贴满宪法，以此姿态要挟政府。当然哪一级的政府也是不敢让红旗落地的。

上个星期，受重庆本地一家开发商之邀前往重庆看盘。自然要去参观一下这个“革命”圣地。那个项目就在九龙坡区的商业中心，与轻轨杨家坪站接驳，从天桥上的滚梯可以直接进入，地理位置相当优越。过街天桥上可以俯瞰那座孤楼，红色的国旗与白色的标语在重庆阴霾的天空下十分醒目。天桥上挤满了围观群众，分成几团热烈的讨论着，人群中心总是个无事的大爷或大妈，向看客们介绍情况，发表意见。很久没有看到人大伙在街上讨论和自己相关的事情，这至少是对物权法的一次广告。

陪同的开发商，也在附近的地块开发了名为龙湖天街的商业项目。当初他们也很想拿这个问题地块，而现在却暗中庆幸了，算是人品爆发因祸得福。

我后来又问了一下我们重庆的驻地记者，她说政府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已经明确了，就是妥善解决拆迁问题，同时又不能助长漫天要价的风气。房子是一定要拆的，法院已经判决了，不执行要法院作什么？

但是作为物权法刚刚颁布的首个案例（实施在今年的10月1日），拆迁户事件的解决方式又成为一个敏感问题。

刚刚结束的两会，通过《物权法》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有一天看新闻联播，头条就是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以及中央常委学习《物权法》，主讲的是物权法两个起草小组的组长：社科院的梁慧星和人民大学的王利明。这件事情放到央视7点新闻的头条，足见中央推行《物权法》的决心。

物权法的核心就是对共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以及界定物上所有权的各种权利与义务。就像民主制度的基础是需要民主的人，保护私有财产的基石也在于我们能否正确理解“私有财产”。

真正保护私有财产不是简单的高喊“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而是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确立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而不是我的财产我完全说了算。另一方面，当公共利益与私有财产发生冲突时，必须对有产者进行适当的救济，对于他的损失应给给于补偿，而不是剥夺他的私有财产。

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应该是宽泛的。

在本周的《经济观察报》发表了对江平的采访。引用其中一段，：“《物权法》规定，出于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私人财产，但是并没有具体列举哪些叫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也没有对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判定规定明确的程序。为什么没有具体列举呢？道理应该说还是很清楚的。因为公共利益需要还是商业利益需要，很难以非常条文化的形式区分。比如说，学校可能是社会公共利益需要，那么小区有个电影院是不是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啊？小区有个理发馆是不是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我们不能把社会公共利益需要解释得那么狭窄。盖个医院是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但现在医院也可能是营利性的医院啊，学校可能还有民办收费高的学校。市场经济条件下，哪个属于商业，哪个不属于商业，非常难以区分。现在对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一般是采取了比较宽泛的解释。”

法院裁定吴萍一家应该拆迁，就已认定该区域的商业改造和拆迁有利于公共利益。如果不服判决的话可以上诉，我们国家实行二审终审。法院是最高权威。

现在很多人开始在网上攻击江平，这位中国民法学的奠基人，物权法与民法典起草小组组长。在我的印象中，2003年底中国大饭店的一次地产年会上，江平第一个上演讲，说的就是私权利的保护，私有财产的保护。当时的物权法还在人大法工委的办公桌上不断修改，而开发商在各地四处圈地，野蛮拆迁的事情时有发生。

最后引用一段江老先生的话结尾：

“应该说，这个事件让全世界看了笑话。一种笑话是：这是政府逼老百姓非法搬迁，逼得人家只好这样了。另一种笑话是：你们政府是个软弱的政府，法院都决定要搬迁了，人家就是不搬，你们也毫无办法。这两种笑话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光彩的。
如果政府确实侵犯了公民权利，该怎么保护就怎么保护。如果政府决定拆迁，公民无理地拒绝拆迁，一旦法院做了决定，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不然的话，中国叫什么法治国家？侵犯老百姓利益是不对的，无政府主义也不对，民粹主义也不行。一个国家既要有自由，又要有秩序。给你的自由如果保障了，那你要尊重秩序；给你的自由没有保障，你也要依照法律的程序来要求保护。只能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法治国家要完善，应该体现出这个精神。”

物权法能否实施，公众、开发商与“拆迁户”的利益能否平等保护，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具有基本的法治精神——尊重程序，尊重法院。而不是只讲贫富不讲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