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儒学概述

        一、儒家文化概述

道是先哲们研究总结的社会发展规律，既包括自然规律，也包括人文规律。本文所说的道基本都属于哲学范畴的道，与自然世界的道（规律）不同。从古至今，各种哲学宗教都是对各自理解的道的描述，目的是通过每个阶层、每个人对道的践行，构建起符合道的社会秩序（核心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构筑和维护准则，包括政府与百姓的关系、政府机构内部的关系、百姓家庭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内部的关系等，如：儒家的五伦），从而把人类社会建设成所描述的理想世界。

人类早期认识自然世界都是从人自身的视角，看待、理解世界的，所以，只能对自然的外在规律有所认识，如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周而复始等；因而在未深入掌握自然之道前，普遍都存在自身诠释的自然之道；而这种人为诠释，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在具备了初步的天地生成及系统的天人关系理念后，也必然反映出诠释者的伦理价值观，并倡导运用这种价值观于社会秩序构建，那么，这种人为诠释的自然之道，则可谓之伦理自然观；随着对自然探索的深入，人们逐步了解和掌握物质的内在规律，开始从物质的视角重新认识自然，进而形成物质自然观，本书谓之自然世界观。可与此同时，一方面，对自然探索越深入，越使人们认识到掌握改变自然的能力越大，其对自然误判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就越大，进而越愈发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必要性，故愈加尊重自然、警惧未知，从而使伦理自然观变得更加重要；另一方面，在以自然科学知识造福人类时，也逐步认识到社会伦理秩序既是科技发展能更好地造福人类的保障，又是促使科技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源泉，只有更加珍视伦理观，才能更好地造福人类，才是探索和掌握自然规律的意义所在；因此，才使得作为传统人伦秩序的规则信条（包括西方宗教和教会），受到了空前的尊重。这样，在进一步丰富了哲学之道内涵的同时（加入了对自然的认知规律，包括自然世界观），也逐步认识到，必须划分自然领域和人伦领域，人伦之道与自然之道不能同一，人类社会也只有从两个领域同时进行建设，才得以完整而区别于自然界（自然秩序的动物世界）。同时，人类自身的历程，也是沿着对自然的认识和对人性的认识这两条主线的不断变化，逐步发展形成的（这也是儒家的历史观。详见“十一、儒家认识论的特点”）。

欧洲经过血与火的中世纪的发现积累、文艺复兴的整合深化，随着各种工业化技术的持续积累，最终在18世纪发生工业革命，标志着工业文明的成型以及人类对自然内在规律认识的突破（详见详见十三（二）西方对自然物质认识产生飞跃的探源）。在自然的物质认识过程中，当科学最终战胜宗教之后，欧洲人也同时意识到，真实的物质自然世界，与心中的伦理自然世界，不能相互替代：自然界没有上帝，但心中必须有基督；自然界没有人伦信条，但人间不能失伦常。伦理自然观源于价值观，如儒家的天人一体论、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论等，属于人伦领域；物质自然的世界观源于对自然不断探索积累的自然科学，故会随着探索的深入而不断发展，属于自然领域。两个领域都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构成，人伦领域会借鉴自然领域的知识，但两个领域的秩序规则却完全不同（后将详述），自然科学是探索自然的武器，而人伦哲学是构建社会秩序的灵魂（自然科学所宗是自然规律，纷繁而多样，故其认识特点是不断深入探索于未知；人伦哲学则须主宗人性，因其原理恒定，故认识特点是不断反复于眼前与长远），因而并未象中世纪教会迫害科学那样，反过来荼毒教会，不仅彼此相安共处、各司其职，而且给予了宗教和教会前所未有的礼遇和尊重。本文所述的儒学之道同样是人伦领域的道，以孔孟儒学（秦汉儒学）为主流，并以西汉儒家的天人一体论作为儒学的伦理自然观。

德是人们在践行道过程中所应秉承的思行准则，德的小大是与道要求的层次相符性针对而言的；实践中，道又体现为运用规律性认识而形成的方法论（这是方法层次的道），而德则是要求每个人需具备的品质。德与道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一个人在思想方法和行为上都能符合道的要求、都是在推广贯彻道，那么就可以说他具备了这种道之下的德，其体现道的层次越深、与道的宗旨越相符，越是大德之人；在某种道之下的“德”，在另一种道之下可能就是“无德”。

再来清晰一下价值观与道、德的关系，对任何有价值的事物，人都有评价其价值的原则（即价值观），本书所说的价值观，专指社会价值观，即评价一个社会或国家好坏的准则，其核心内容包括相互关联的两项，第一是如何评价作为社会单元的人的价值（即人的价值观），即每个人应具备什么样的品质才是更有价值、更优秀的人（具备什么样的品质，与克服什么样的弱点，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第二是如何评价构建人与人之间社会秩序的价值（即秩序的价值观），即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更能促进社会发展的繁荣稳定，以形成综合能力更强，亦即更有价值、更良好的社会或国家，其起点在于什么是社会之本，其过程在行政秉持的纲纪（即道）。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及系统理念，就是所谓规律层次的道，也是产生价值观标准（德）的源头；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观就是所谓德（其中，对人的价值评价标准也就是思行操守的德）；而促进价值观普及的措施，以及构建和维护相关社会秩序的方法，就是方法层次的道，是依据规律层次之道，推行德的实施细则。在社会规律认识之下，立足德、道这两个核心基点，形成的对历史的评判原则就是这种价值观之下的历史观，对人生的评价原则就是这种价值观之下的人生观，对自然供养、灾害人类和人类索取、改造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评价原则就是这种价值观之下的伦理自然观（注意：伦理世界的自然观与自然领域的世界观完全是两码事），等等。本书重点阐述的道与德，也正是社会价值观的核心内容。简单概括，儒家之道，须与自然和谐共荣，方得物力奉人之长远；必求人人并育不害，才能更大限度地化斥为合而成稳定之强（规律）；进而解析出国之本在民、治之本在教，凡事须秉持中适而兼顾上下、彼此以求同道同理，朝廷以竞德选拔升黜官吏、以均利分配资源财富等（方法）。儒家之德，主要包括仁、义、礼、智四德（加信合为五常），以君王、为上者率先立德笃义，垂范引导下民为前提；道与德的核心都是在深察人性而明其育、害之长远的基础上，养其所育而抑其所害，促使人人并育不害。本章以下只是概括性简介，以后各章还将详述。需要说明：“道”的概念首先是先哲总结的社会发展规律，然后才是在实践中对以维护德为核心，来具体贯彻规律认识的方法和措施，包括针对各种事务和不同实践领域；但因本文只解析儒学，故下文中，无特别指明的“道”，都属于方法层次的道。

儒家文化-规律（道）：《汉书》揭示了儒家“用仁智而不恃力”之根源：“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说而从之。从之成群，是为君矣；归而往之，是为王矣”（《吕氏春秋》认为人所以能“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在于能群可聚而相助互利，遂以“利之出於群也”作为立君成邦之根：“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於群也，君道立也”）；不难看出，儒学规律层面的道可概括为“能群则强”（即根本性哲理）。但这种能群不能以力挟成，而是真心凝聚的结成，以力挟成的能群只是暂时的表象，不能形成智与力的稳定聚合，是以《吕氏春秋》进一步强调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的天下为公理念，并提出了“凡主之立也，生於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於公”、“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的邦君由立而治、而失的逻辑关系（公者，公道也；本质是人们普遍认同的兼顾统筹国民、人己、远近等各种利益之适当性，故能得人人广泛真诚地遵奉，如此，也才能称之为公）。故可以说，使民能群而成合力方可成邦立国是儒家治道体系的的逻辑基础，是以《大学》言“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能群的完善方向，是必求人人并育不害，才能更大限度地化斥为合而成稳定之强；同时，为了国力永续，还须与自然和谐共荣，方得物力奉人之长远。《春秋繁露》则解析了能群的秩序规划：“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则民如麋鹿，各从其欲，家自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虽有城郭，名曰虚邑。如此，其君枕块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丧而自亡，是谓自然之罚。自然之罚至，裹袭石室，分障险阻，犹不能逃之也。明主贤君必于其信，是故肃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禰，举显孝悌，表异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谷，开辟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雍庠序，修孝悌敬让，明以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则民如子弟，不敢自专，邦如父母，不待恩而爱，不须严而使，虽野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臥，莫之助而自强，莫之绥而自安，是谓自然之赏。自然之赏至，虽退让委国而去，百姓襁负其子随而君之，君亦不得离也。故以德为国者，甘於饴蜜，固於胶漆，是以圣贤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

可见，儒家对社会秩序规划（也是规律研究）的立足点是以天、地、人的和谐共处并积极奉人为基础，以构筑促使更多人凝心聚力而能群于稳定持久为核心的（故而注重并育不害和前后传承）。简单地解释一下：（天成之，首先在于立德，孝悌是仁德之始）尊重自然、祭天敬祖，褒举孝行显异之人，都是为了倡导、弘扬以孝悌，而以孝悌之道作为立身之本，这是立德的开始，是邦国所以生、所以立的根本（天之本）；既然立德以奉天，天子受命于天，所以立德而笃是天子之天职。重视物质财富的生产，躬耕亲蚕以率百姓从事物质生产而衣食富足，是邦民得以养的基础（地之本）；奉地而养民，则明确了生产资源财富的宗旨是养民，故须劝民进业而均衡其利。这里需说明，儒家的君王（君子）养民是社会角度而言的，即在整体的秩序构架下，农夫之进勤、工匠之任劳与法吏之务察、军兵之力战一样，都是社会分工的职责；而所谓的农工养君王（君子）的概念，则是单一分工角度（亦属个体角度）而言的。“礼乐”的实质是推行道、德的主动教化机制，通过制定礼乐、立辟雍庠序等措施和方式弘扬以孝悌（及延伸出的仁义礼智四德）为核心的思行准则之教化，从而普及所立之德、统一价值观，是万民愿为我邦之民的保障（人之本）；天子立德而垂范，是要通过礼乐制度，引导教化百姓跟从而统一价值观规范，进而凝聚民心，使国成其国；三本相护作用、相护依存，一旦有缺，就必然走向“民如麋鹿，各从其欲，家自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虽有城郭，名曰虚邑”，此危衰至亡之邦也。概括而言：天子敬祖崇孝、立德垂范以奉天，率民耒耕殖谷、均利养民以奉地，立教礼乐敬让、显孝拔德以奉人，谓之所以成邦国之道也。此立国成邦之道，也是君子（不仅是君王）的为人为政之道，故君子为人须主动奉三本而立其身，即立德修身（奉天）、进业敬事（奉地）、笃道率民（奉人）；立德之德的核心是敬天孝悌，进业的核心在勤智守义，笃道率民的核心在并育垂范，归纳起来，就是以五常价值观和中庸之道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下将详述）。人人以奉三本立其身，是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继而邦国强的根本保障；人人立身之本成，则全社会德立、业进、道笃，而谓邦国之道兴也。奉三本而立身，首先是对君王（君子）而言，然后才是在君王垂范、引领下的天下人的共同立身规范。所以，君子（君王）首先树德、修德以垂范天下是前提；使百姓乐进其业，从而物质富足使万民得养是基础；率先垂范并主动以并育不害之中适引导教化，使万民悟于德之化育而笃于道是核心。可以看出，儒家文化认为一个国家的根本是人民（而非其他资源，获得其他资源要在得民，即得民而得地），最重要的治国任务是君子立德、垂范并推广教化万民，以形成上下并育、同悦共笃而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而非其他建设，其他建设都是在社会秩序稳定作用下的水到渠成）；如此所追求的利益是最大、最稳定、最长远的利，即所谓“利者义之和也”（《吕氏春秋》亦云：“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都是说：做事起于义并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义的规范，无论对国、家、个人则都是最长远、最稳定、最大的利）。

儒家文化--德。仁、义、礼、智，谓之儒家四德，四德的核心是仁，即爱人，爱人则能群，能群则可凝聚更多人的心智，使智广、力大，故能见远、胜物、捍患、御灾而强大邦国（能群是人的社会属性，唯我是人的个体属性。能群才能见远，才可汇聚合力；唯我则必苛人，于是相冲内耗，然总有不明者，欲以唯我苛人而望成能群见远，此历代治之所悖、乱之所由的根源也）。

四德之发端皆人之贤性本原（即人性善端），仁之爱人首先要从爱亲始，爱亲不诚、不恒，焉有诚爱之人？焉成仁爱之性？故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由是提炼出孝悌，作为人伦之始、五伦之宗，也是万纲之本、推仁之始（孝亲为大而后推及他人）。这里注意，禽兽亦知爱子，然绝无孝父母、善兄弟者，故儒家以孝悌为百德之始，由此延展贯穿于人与生俱来的四端贤性本原，加以弘扬而稳定成仁、义、礼、智四德（四端人皆有之，但若成四德，则须后天培养）。孝是对生我者之敬爱（孝的三个层次：“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是孝的最基本要求；“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是对君子的一般要求；而“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孝的最高层次，故孟子曰：“养生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以当大事”），对自然为敬天（尤其作为天子，敬天爱民以承天命亦天子之孝也），在国为忠君，于家为尊亲尊师；唐太宗尝幸国子学而亲释《孝经》曰：“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国，忠于其君，战陈勇，朋友信，扬名显亲，此之谓孝”。悌者，善兄弟也，是对我之兄弟和以及人之兄弟的亲爱。孝悌之共性是仁，以此律己是义，上下内外有度、有别而出礼，爱而不阿不屈、不庇不纵、明求是非、思患而预防为智（“爱人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预防之”，故《春秋繁露》言“怨人不可迩，敌国不可狎，攘窃之国不可久亲，皆防患为民除患之意也”）。故曰：四德核心是仁，而孝悌贯穿四德，修仁德自孝悌始。历代“以孝治天下”者，不仅因孝自天性，更在于孝理是儒家修治之理的模型，即子奉亲之竭力，亲慈子之无私，皆真诚且互动成度，这是亲与子皆以人的社会性，即仁爱能群之性主导思行的结果（以天性之然，若子欲舍己奉亲，必被亲力阻、非亲所愿；同样，亲欲舍己惠子，亦必被子所阻、非子所愿，故必有使亲与子皆得其愿之度，遂有荀子孝当“从义”之论），既是仁义之始（德），也是中庸之始（道），故雍正帝有“孝子节妇，自有常经，伦常之地，皆合中庸”之谕。

 仁、义、礼、智四德：

仁者，爱人也，爱己非为仁，“仁者恻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陂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謂之仁”，远而愈贤、近而愈不肖，“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故曰仁者大远。仁之爱人，是基于并育不害，养其育而抑其害，故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责难於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孔子则认为养、抑之度在约于礼，故曰“克己复礼为仁”（与佛家、理学的恕恶之仁不同）。

义者，心之养也，“合我与宜”（我应坚持的公正合宜的德行）；“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是义应笃的内容，即分内之责的尽履和仁人之度的适当，故义者正己也，正人非为义，与仁相反，“仁大远，义大近”，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孔子谓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语樊迟曰：‘治身者，先难后获’。以此之谓治身之与治民，所先后者不同焉矣”。是故君子“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正人则是责人尽艺而爱人，但君子以自己先做到“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的正人之义为前提。这里注意，董仲舒仁义的人我之纪，非告子之仁内义外（所谓“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仁是性，义则是因性而求正理，两者皆有内外，内则诚悟而修，外则成德于治，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都是义的内涵。

礼者，出于恭敬与辞让之心，是待人接物于上下、内外、远近、大小、尊卑而能成其安然之度，也是仁义之修治于不同主体的恰当有别之度，所谓“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以德多为象”。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智者，明是非、辩真伪、识微见远也，尤其是对似是而非者能明辨、见远，而非求近利却不避远患的功利之才，“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其规是者，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行遂，其名荣，其身故利而无患，福及子孙，德加万民，汤武是也。其规非者，其所为不得，其所事不当，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绝世无复，残类灭宗亡国是也。故曰莫急于智。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早，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末，言之而无敢哗，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舍，前后不相悖，终始有类，思之而有复，及之而不可厌。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

儒家之德的特点：

儒家所要求的德，首先，“仁、义、礼、智”（四德）皆源于与生俱来的人性本身而非后天的品性（修性），即贤性之本，容易从内心唤起，行之使心安悦，更利于持久稳固。此所谓孟子云者：“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恭敬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故倡而民和之，动而民随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压其情之所憎者也”。

儒家文化--道。结合规律，如何推行和普及儒家之德，就是方法层面的道。《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道出了并育不害是儒家行德之道的总则，由此，提出了所谓中庸之道，以行仁起，而求人人并育不害之中适。所以，儒家之德非指百姓个体自修之德，而是能普及于天下国家，使人人具笃之德，其推行普及的重点是君王（及君子等为官治民者）修身而立的率先垂范，以及秉持并育不害的中适之笃。可见，儒家追求的治理目标是人人并育不害以恒凝心聚力之强，这是须立以仁为核心的四德（五常）作为价值观规范的根源，不仁焉得知人性育害之道而明并育不害之理？不以中适行之，焉得行仁之度？上已述及，仁者，爱人也；以仁律己是义；上下内外有度、有别而生礼；明求是非、思患而预防即为智；那么，如何把握爱人与爱己的度而使人人皆愿？如何别于上下无争而人人皆安？如何求上之是、下亦以为是？这就要把握行德之并育不害的中适之度，否则，难以上下同道同情同理，也就无法使上下的价值观统一。孔孟儒学提出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为宗旨，使人人之性都得以舒展化育而不彼此相伤相害为中适度，进而指出：仁者，爱人也，但以孝亲为先为大而后推及他人；义者，正己也，但以尊贤为先为大而后协德修守；要求行德之道按照“欲求诸己，先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方法，既不枉己也不伤人，而使人人之性得舒其正而受化育之全，故仁义之笃，在利家国天下，亦利身之大者、远者也；这样，才能使上下得以同道同情，方得以共同遵笃，继而才有德（价值观）之统一、人心之凝聚（详见“七、《中庸》析读”）。

综上不难得出，儒家立爱人之德，而以中适为度行之，因德合于人性、道凝聚众心，故而具备了成邦立国秩序的基础。而能稳定和强化秩序的核心，在上之率先垂范和国家教化引导。首先，君王（君子等为官治民者）要修德立身，以君德引导民德、以国家仁政促百姓仁义，民有不虞先察于己失，才能达到上下并育不害之中适而成同悦共笃；其次，要求士人要遵行更严格的思行规范（士人须遵循礼制的当为规范，而普通百姓只需遵守不当为的刑制规范），以及上对下的主动教化，以德养常，倡导教先法后、多德少刑，如此之谓率先垂范、以教促化。也就是说，君王及为官治民者（代表国家）在树立社会价值观规范中承担首要责任，这是德、道能够贯行（价值观得以统一）的前提。所以，人才选拔要竞其德，要以贤德居上为基本的伦常秩序，而君子竞德的内容就是率先笃定四德：不行仁，无以爱人，则难通并育不害之理，即便物质富足也不以养民为先、即便办学说教也无法劝民近仁，自然民无所化育，无所化育则上下争利、各从其欲，即便有国也是“虚邑”；不行义，无以正己，所行失偏而不纠，所教失当而不察，下效于上、国必祸乱；不行礼，无以教化百姓，无差劝惩、贵贱之别，则无以促进物生、道行，教不亟行、化难广成，难以尽快统一思想、凝聚人心；不行智，无以度定养育、抑害之适，无以察微、见远，见功之由起而不知呵护其成，见乱之由兆亦不知除灭于初始，养患至危、国必大伤。可见，仁、义、礼、智的四德缺一不可，四德合安于性则有信（仁义礼智皆必由信，方能成德），仁义礼智信即五常，以五常作为价值观用于待人接物、相处用事，则明于五伦秩序（孟子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五常之德为本，五伦秩序为本之所用），才能出现和谐、互助、互爱的社会秩序，从而保障“自然之赏”的到来，这也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最真切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