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活水

律己的时代，他者的尊严

——读张承志散文集《敬重与惜别》

石彦伟

对于读者来说，《敬重与惜别》（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出世，首先化验了一个意料之内的事实：我们的战士张承志没有老，他依旧迅跑在“以笔为旗”的道路上，从容地激烈着，宽容地决绝着，醇厚地美着。花甲之年对于一个作家，当然可以很合理地成为妥协、至少是缓步的理由，然而张承志分明用一介知识分子经久不衰的良知和脊梁，创造了一个思想加速度的奇迹。表面看，这本书只是他在自己的散文集目录后按序添加的一笔，可就是这一笔，世界听到了中国作家对他者尊严遒劲而嘹亮的长喊。2009年，当百余位中国作家受到隆重邀请，在法兰克福的殿堂里觥筹交错、游说朗诵，仿佛果真将中国文学推向了国际舞台的追光中之时，当不知道多少名中国作家遥望着瘦弱的赫塔·米勒，凭借一个女人对体制的抗议而意外地获得了中国人怎么也得不到的诺贝尔奖，再一次争议四起之时，张承志，只喜欢以一个后方隐士的形态，全美着一线战士的举意。

《敬重与惜别》是一本写日本的书，却绝不仅仅在写日本。从三笠公园到长崎的战史反思，到“武士道”与“士道”的精神对决，到“亚细亚主义”的深度诠注，到红叶束尾的情感惜别……孤寂冷竣的体验里，凝结着对天下大势的估计，沉淀着对公义、平等与国民精神的求解。最为令人震动的是，张承志在痛苦的比照和自省中，把自己逼向了一个矛盾的深处：他清醒地提出在这样一个“律己的时代”，中国尤应破除崇洋媚外的痼疾，清算盘踞体内的“大中华主义”情绪，在崛起中警惕对弱小民族的歧视，重新唤起一种可贵的“他者的尊严”。近百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只有鲁迅有过这样充满道义感的疾呼，可是今天的我们正在丧失这样一种忍痛接受批评的度量，只想听赞美、顺耳的声音。一部居心险恶的美国大片《2012》，几个镜头，几句吹捧，就换来了中国人廉价的喝彩和喜色，愈演愈烈的自我膨胀心态已经把中华民族的自省传统逼向了危机。偏偏这一年活跃在文化界的讽刺事件是，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曲解和仇视中，鲁迅竟然真的淡出了语文教科书。观望者永远只配观望，只有不安分的战士张承志，敬重地护好先生的衣钵，在疼痛中亮剑出鞘，独自承领着民族大义的拷问与重塑。一个朗然大度的民族，一定是在批评和多种参照下强健起来的。我们需要这样的朗然与大度，需要第二个张承志。

令人欣慰的是，《敬重与惜别》横空出世后，没有像以往的散文集那样仅仅供张承志的理想主义追随者去小范围追踪，强悍的思想辐射力穿透了小众的局蹐，激活了更多有识之士的痛感。回族知识分子在民间刊物《关注》（2009年第2期）上发起了关于本书的集中讨论，会晤到了张承志“大穆斯林”语境下信仰精神的高贵外延，即“跳出民族主义的陷阱，以代治者的身份来认真参悟真主之道”（赛炳文语），抵达和平的终点。有汉族知识分子认为该书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一向关注张承志的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旷新年则在《读书》（2009年第11期）中破解了该书的重要社会意义，认为其“以文字洞穿了时代的幽暗”，“与异端的权利、弱者的知识以及反抗的正义联系在一起”。较为意外的是，一向以消费主义、娱乐功能至上的新浪网，将如此一本严肃冷峻的书置放在中国好书榜（2009年半年榜）的第二位，评论家李敬泽对此评价道：“一百年来，中与日冤缠孽结，但中国人严肃而深入地探讨这一关系的书，据我所知，竟仅此一部。”

我的预感是，《敬重与惜别》将成为张承志“后心灵史时代”最重要的一部代表作。作家自己也曾说：“《心灵史》之后，它最有力。”一个理由是，无论是早期《清洁的精神》、《以笔为旗》对现实语境下灵魂、血性、气质的拷问和疾呼，还是近年来《谁是胜者》、《鲜花的废墟》、《聋子的耳朵》对传统和异己文明的寻索与抚慰，张承志在散文时代的思想表述似乎还缺乏一根贯连的绳索，缺乏一次集结式的爆发，而《敬重与惜别》尽管将视角安放在中日文化的基座上，却在纵向上凝聚着作者以往全部思想的精髓部分，对于“他者的尊严”这样一个长期涉猎的命题，也终于有了“集大成式”的酣畅透视。作品缜密的思维线条，扎实的学理功底，厚重的悲悯感，端庄的战斗性，使张承志的思想家气质得到空前的丰满。他隐忍了一种情感的喷泻，咀嚼着人类文明的苦核，飞越了思想的巅峰。

另一个理由是，评论界向以“三块大陆上的歌者”来评介张承志，人人皆知草原、新疆和回民的黄土高原，是他安身立命的精神陆地。事实上，在《鲜花的废墟》之后，这样的评价惯性已经显得滞后和局限，张承志早已不再满足本土的补给滋养，他要说出更有力的话，思考更有价值的命题，就必须获得更多的文明参照系，就必须站在普世价值观的立场上，为世界（而不仅仅是中国，更不仅仅是中国回族）的“人民”立言。由此，我们在近年接连发表的文章中看到了行者张承志在西班牙、拉美、日本等地迫切而深沉的行旅。事实上，这种国际化的表达已经喻示张承志登陆了崭新的文明诺曼底，如若说《鲜花的废墟》使西班牙成为他的第四块大陆，那么以《敬重与惜别》为标志，日本则当之无愧地成为张承志精神崛起的第五块大陆。不成熟的预言是，随着作家对拉美、伊朗、巴勒斯坦文明的持续关注，这些地域也终将以更加整饬和完善的思想样态呈现在张承志的著作中，成为他无穷无尽、无限可能的追索彼岸。

必须得到扩充的评判是，这本书，不仅因为它入木三分的内里，更因为作家在书外的生活现场所维护的高度一致的立场及由此衍生的声音和行为，而获得了读者深刻持久的敬重。书中说一套、书外做一套的作家太多了，口口声声标榜着正义与尊严，可是在正义与尊严要求他们发声时却守口如瓶、明哲保身的发言家太多了，然而张承志在做的事，是在“加沙事件”这一自二战以来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最残酷的种族屠杀面前，果断地放弃了保守多年的拒绝媒体的习惯，及时发声。文学圈的人都知道，古怪孤僻的张承志从没有兴趣参加文学的聚会，但在去年12月份的一次阿凡提系列作品研讨会上，他罕见地低调出席，却义正言辞地表达了对民间正义的诉求和对霸道强权的对立：“可能不久就会有新的阿凡提故事编出来，这个故事就是讽刺和嘲笑以色列的军事屠杀的，它的声音可能比我们使用的苍白悲愤的文学语言更有力度。我们没有枪，但我们可以表达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中西亚各民族无比辉煌的文明的一种支持。”发言时，笔者恰在现场，张承志对阿凡提这样一个轻松幽默的文学形象的另类诠释，令会场骤然降温，然而随即却是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家知道，只有张承志说出了其实沉潜在许多人心中、却迟迟未能表达出来、更未能转化为行动的“他者的尊严”；也只有他，用白磷弹灼烧般的痛苦和悲悯，照亮了文学的尊严。

另一个现象是，《敬重与惜别》面世后，连序文都从来没请别人作过（《心灵史》马烈孙序除外）的张承志，破天荒地接受了搜狐网新书发布会的专访。遗憾的是，媒体对这次重要的专访进行了无知且无耻的曲解，它们普遍抓取的新闻点竟出奇地雷同为：“我不打算再写小说了。”这是张承志对一位读者关于“是否还会写长篇”的回答，从不读书的记者们认为这是一计猛料，遂争相报道。事实上，稍微熟悉张承志创作的读者都知道，张承志继《心灵史》之后宣布放弃小说、专攻散文已经多年。“在这个公然追逐虚伪、两眼不辨黑白、沉溺于低级趣味的、被猴子指挥的世界里”（张承志《白磷弹》），作家的内心堆积了越来越多的真实，他只能写散文，而没有心情（而不是没有能力）再去虚构故事。同样弃别小说多年的先锋派小说家马原在这一年发表了颇为类似的感思：“研究越深入，离小说就遥远。”这难道仅仅是一种默契的巧合吗？“惜别”的背后，是否隐喻着更深层次的敬重？散文之于小说，哪一个更适合安放思想的真实，哪一个更有力量？这当然同样是本书带给读者的一种思考，但作为又一次身临现场的笔者来看，专访中被遮蔽的最核心的环节，仍然是张承志再三强调的“他者的尊严”命题，仅仅将本书视作探讨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和历史恩怨，显然是低估了本书的思想高度和社会属性。

可以强烈感受到，在“他者的尊严”面前，一切种族、民族、国别和信仰，都无法阻遏张承志思考与抒情。于是我们看到，当委内瑞拉与玻利维亚两国总统宣布与以色列断交这样一个不会引起茶杯前的政客过多关注的国际新闻发生后，张承志在一篇散文中亢奋地写道：“这个讯息，这声巨雷，突兀而且坚决，一下就把人的良知推到前线，使得人类的思想和能力、知识和常识、良心与正义，都突然地恢复了原貌。”“伟大的印第安人！他们不是穆斯林，但唯有他们，最勇敢地救援了巴勒斯坦。”这样的语句，让人们没有丝毫理由去质疑作家无上诚挚的义愤与激赏，没有丝毫理由再以“狭隘民族主义”、“宗教狂热分子”的卑鄙帽子去伤害如此瑰玮的灵魂；又或许，正是怀着一种对他者权利的维系和敬重，面对法国谷歌对中国作家极为傲慢的侵权行径，张承志愤然骂道：“该打它一棒子！”从文本到生活，就是这样一个曾经让人们感到敏感自尊得有些过头的张承志，已经怒不可遏地将剑锋更多地指向了无视他者（尤其是弱者）尊严的一切脸孔与论调。他找到了一种比人性、人本更加高贵而博大的人类立场。正是这种立场，成就了《敬重与惜别》，成就了今天在坡路上越跑越快的新颖的张承志，也成就了一个民族自净的及时的角度，以及抵抗强权、平衡体制的更多的可能。

《敬重与惜别》，让昨天清明，让今天疼痛，让明天感激。

2009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