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她的小说，俨然有着几许收藏家搜罗古玩佚品的况味。不消说，能够在同一期刊物里接连读到两篇高质量的新作，那感受是丰润和慰安的。当然有关她和她的许多文字，早已连同着古老忧伤的西北风，吹进我们熟稔的视域，是应当修达得宠辱不惊了。但真挚的惊异必须得到重叠的表述：马金莲实在不得了，她硬是在那样一块干裂得致命的苦土深层，用坚硬饱食的灵魂，开出了漉湿欲滴的朵朵莲花。

一种叫人心疼的清澈气质，是我读过《蝴蝶瓦片》和《古尔巴尼》（均载《关注》2009年第1期）后精炼出来的印象。它们保持了马金莲小说一贯的乡土叙事经验和苦难美学走向，并使我们越发坚信马金莲日渐独立的文学品格、丰沛如初的语言才华，以及对回族传统社区文化自新命题深切究索的巨大可能。

比较而言，《蝴蝶瓦片》所显影的骨骼与气象，可能更加令读者激动。它的卓特之处在于，以并不充沛的篇幅和并不繁复的事体，纷呈出惊人的情感重量、珍贵的思想家气质，甚至是史诗般的精神准备。我不能确定这是否是一次失真的抬举，但鲜烈的直觉判断告诉我，写作《蝴蝶瓦片》时的马金莲一定在有意将自己逼向一种极致的悲悯和忧患，并因此疼痛着、愁恐着，至少是伤戚难耐。她写得太细了，细得有些残忍，以至将一个村庄那么多朴陋而滞重的世相细节，全部灌注进一个六岁半女孩的眼睛。在孩童化的忠贞纪录中，每一起平凡的悲与欢，都聚结着西海固回民近乎全部的追索与困顿，隐忍与释放，躁动与沉静。

小刀这一形象，对于文本之内的女孩与文本之外的读者，无疑都最具控制力。在这样一篇叙事线条粗犷、意象色调浓郁的诗化小说中，小刀以其模棱奇异的造型、片段化的语言和行为表达，以及沉稳魔幻的悲剧命运，将作品直接引向一个空阔而幽深的精神通孔。从他的出场开始，作者便将他置放在一个貌似被动的狭小时空之内，甚至连孩子都险些忘却他的存在。从寥寥几笔、但刺激性极强的外貌描写来看，“枯瘦细长鸡爪一样蜷曲的手”、“胡子上挂满了饭渣、洋芋干后遗留的泥糊，还有一只死苍蝇”等等，都在强烈地昭示这样一个信息：小刀是极端弱势的，他所背负的文化符号，也是极端弱势，甚至是非健康状态的。这样的用笔，使得人物后面的一系列命途之谜的揭示，充满了反射的张力。事实上，作者在没有明确表达对小刀的好感之时，已经在部分寓体上做出了铺垫。譬如，小刀居住的“高房子”，他虽然为人所遗忘，但他的精神驻地是高远的，接近他、触摸他，仍需要人心的提升与攀援；又如他家的流水洞口，实则隐喻着一种理解与认同的通道，它很狭窄，普通人根本无法通行，只有六岁女孩这样天性纯洁的对象，方能抵达小刀的灵魂左岸，而故事的后来，“刀子老汉回来就发现了痕迹，叫几个年轻人帮他搬了块大石头堵上了”，也就决不单单是一种情节走向的需要，而是表达了作者对于孤寂的灵魂背影难以被注目的悲感与遗憾；再如，“随着他嘻嬉笑，那苍蝇就一抖一抖地飞。似乎尸体干透的它还在进行着飞翔的梦想”，同样为后文蝴蝶意象的出现，作了巧妙的预设，传达出一种残喘绝望的境遇之下仍然信守贞节理想的引航之声。可以肯定的是，小刀的病态只是一种形式的表象，而真正的象征意义在于人物对遥不可及的微茫希冀的信守。从始至终，他都在古怪地潜伏着，虔诚地守望着，达观地平衡着，归结起来，即是一派污浊之中的清澈，一种疲惫之下的坚持。故事的结局这样昭示，他等了八年的，并非女孩，而是一场美丽的雨，我想，不论读者将这次平静长久的期守，理解为人心的涤洗，允诺的实现，文明的更化，抑或信仰的清点，都是别具意味的。

解读当然可以进行得更细。小刀等待的雨，终归没能到来，他在遗憾中走向了生命的归真。然而作者以一种大悲悯的情怀，赋予了故事最为优雅和感人的遐想：小刀把美丽的梦做成了无数的鞋，无数的孩子穿上了它们，这似乎在提示我们，小刀的梦以一种死的形式，迎来了更多的新生，这正如作品所说，“一个人如果用他的心走路，多少路也走得过来的。比脚还走得远。”小刀就是用心走路的人，穿上童鞋的孩子们，也将用清澈的心去走路。这样的题旨，让人觉得慰悦和温暖，也让全文最为美丽、诗意和深刻的点睛之笔——蝴蝶瓦片的飞翔，进行得从容不迫。让我们对照如下的精致描写，再来回味作品的动人韵致：“剧烈的阳光下，蝴蝶的神情显得疲惫，慵懒，好像它一直沉浸在一个悠长美丽的梦里，踟蹰留恋着，舍不得离开。它还在保持着飞翔的姿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其实是很累的。刚才的碎裂声也没能惊醒它。”随后，小女孩“抡起胳膊”，将瓦片呼地一声扔了出去，蝴蝶飞了起来，她坚信“大旱的正午，找一片蝴蝶瓦片，扔进山下的尘埃里，就一定有一场大雨落下”，然后并不去追究，也不留恋，而是获得了如释重负的超拔。事实上，蝴蝶的最终振飞，正是借鉴了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化蝶”意象，让小刀这样一个符号化的人，和这样一种典型心理的寄寓载体，完成了灵魂意义的永恒超度。

让我觉得作品中的奇绝之笔、亦是充满思辨力度的情节，大抵有三处。一是关于开篇老阿訇在众人的诧异中敲梆子和“老得快要生锈”的刀子老汉到处游走不厌其烦弄出响动的形象，与小刀形成了类比与反差，他们并不是绝然的对立关系，而是有所调和，彼此渗透，共同构筑了现代精神对“古老忧伤的西北风”及其象征之下的西海固传统文化生态的严峻透视。二是女人们走近了小刀的陋室，帮他剃掉了“乱麻一样的头发”，“换了干净的衣裳”，还把整个屋子都清洁了一遍，人与物都干净了，小刀却死了，这不禁逼迫我们对于清洁概念的界定，做出新的反省。再有便是女孩最后偷取刀子老汉家的蝴蝶盖碗，并自称是她“苦苦寻找的东西”，这又似乎牵扯到一种理想与道德的考问，女孩只能以不健康的手段，完成清澈贞洁的终极价值的释放，个中深意何在，都留下了旷远虚茫的鸣响。

“没有人懂得庄稼的心事……我要弄清楚，庄稼是靠着什么往下活的。在这么旱的季节里，能憋着一口气不死，一定有一样我们没有发现的东西在支撑着它们。”我想，或许这种没有被普通人发觉和重视、却一直给予弱者以生命自信的东西，正是一种清澈的尊严。马金莲把这种尊严写进了小说，也写出了她自己身为一名回族作家的成色。毋庸置疑，在污浊与干燥成为群体化写作规范的时境之下，这种略显孤僻的尊严，应当成为我们对马金莲溺爱的基础，以及寄存于信仰文学基业一切期怀的源头。

(原载《关注》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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