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出于东方

石彦伟

    这阵地已几近荒芜了。除却公家的几篇应景文章，真正出自性灵的日志，多月没有再生。我怀疑我已丧失了书写的能力，身处在文学的地心却恰恰离文学越来越远，这心境是苍凉的。无疑，季羡林并不突然的别离，浓郁了这炎夏中的一抹苍凉。我的心，隐隐地悲切起来了。我从不习惯为名人的离世而流俗应景地写什么、悲什么，甚至，在前些日子迈克尔·杰克逊——这个注定在全世界青史留名的穆斯林艺术家归真时，也没有任何的悲戚与更多的关注。在我看来，杰克逊的死，是一件欣慰的事。他在走之前已经皈依伊斯兰，他的泅渡多年的苦痛孤独之心，终归是静谧了下来。他若生如夏花之绚烂，便生在安拉的喜悦中；他若死如秋叶之精美，也便死在安拉的喜悦中。他的歌声，已穿越时空，幻变成一种力量，辐射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里，他的有限的生，改变了一个或几个时代的音乐流向，他已完结了他应该爆破的世界性的意义。

    但季羡林不一样。他孤独一世，纵然耄耋之龄，临走时依然有大的抱负未能在世间流行。他是一个有着大胸襟的人，然而他的胸襟诞生在一个狭隘的母怀中，世人对他经常仰望，对他的学说也是万般尊崇，但是，只有季羡林自己知道，他的一切高远的理想与清洁的期怀，永远不属于这个卑琐暴躁的时代。他的听众众多，然而他没有知音。听者再多，却没有人有能力将他的构想变成现实，去推动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的进化与繁衍。该狭小的依旧狭小，该丑陋的永远丑陋。他终归没能像迈克尔·杰克逊一样，改变一个世界，至少改变世界的一个局部。因而我说，他生亦孤独，死亦孤独。他是一个不幸的伟人，是一首没有人真正破译的母语诗，是没有人疼的孩子。

    一个伟人，注定是一个痛苦的人。他理解痛苦和隐藏痛苦的能力有多大，他的痛苦就有多大。季羡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留给世人的影象，永远是慈眉善目的微笑，永远是兼收并蓄的包容，然而，他选择了将一个民族，将几个民族，甚至将整个东方作为关怀的彼岸，他就必然要承领和这个彼岸的历史与文明一般重量的痛苦。这种痛苦的本质在于，它的曾经太美，而它的现实太丑。季羡林在临终前，正在酝酿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这就是“大国学”的概念。老人家认为，“大国学”包括全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财富，特别是藏族文化、伊斯兰文化，还应包括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的文化成果。这是一个世纪老人穷尽毕生最终淬炼的理想，然而他还未来得及将其形成体系，完整、庄严地表达出来，就遗憾地归于沉默。还会有来者继续这个不合时宜但注定泽被万世的题目么？结论大概是悲观的。我预言这个国度的吃惯了快餐的民众，会在这个盛夏过去后，迅速地遗忘、至少是淡忘他——而我，定要苛求自己，应该对这个曾经并没有给我太多影响的人，从此更多地关注与求教。我坚信，他头颅中的大宇宙，注定将在一个很遥远的未来实现一次伟大的爆破——那时，中华民族将重新变成一个真正高贵的、宽容的、强盛的民族，也只有在那个时候，季羡林这个名字存在的意义，才会真正得到足够的评判与纪念。

　　怀着这样的一些思忖，我决意去北大百年大讲堂，郑重地送送他。

    七月十四日，是季羡林灵堂开设的第二日。毕业生离校的日子，处处充满别愁。往日新鲜喧闹的大讲堂，此时一派素色，肃穆庄严。我身着专门选好的白体恤，深吸了一口气，才加入了吊唁者的队伍。人并不多，但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虔诚。我领了白花，戴在胸前，缓缓走进了灵堂。前行的人们陆续在签名簿上签下名字，而我强烈地觉得只签一个没有意义的名字，实在不足以表达心中的内容，便请求服务人员，能不能让我写几个字。在我的心里，季羡林没有那么多纷乱复杂的头衔，我只想朴朴实实地把他看成一个用心治学、用心写作的人。读初二那年，我买了他的散文集，第一次知道了季羡林的名字。那时我只知道他是作家，而现在依旧唯愿如此。近日，作家网上发表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李冰纪念季老的散文，我很感动。在那次珍贵的拜访中，季老给中国的文学界留下了两道“题目”：一是，“现在是大时代，大时代应该出大作品，这是历史的必然”；二是，“中国是诗歌大国，但是我们现在的诗歌没有找到它的形式”。我读后更加伤叹，也更加震惊。一个挺拔的巨人，怀着多么伟岸的襟怀，可他俯瞰到的却是一群蝇营狗苟的侏儒众生，在用功利的粪便玷污着文学的高洁，这和他毕生所著的学术和文化一样，与现实构成极不相称的反讽，继而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悲哀。

    工作人员同意了我这毛孩子的申请，让我把想说的话写在旁边的一张大纸上。我忽然间如芒在背，觉得任何语言在此刻都显得苍白无助，蓦地，我似乎顿悟到什么，于是提笔写下：

    “大美，出于东方，而归于东方。”

    落款是：中国作家协会，石彦伟。

    写下这个出身，我隐隐地感到一些不安。希望季老原谅，我标明这个作协后辈的身份，只是单纯地想表达和季老灵魂深处作为一介文人的正值而高贵的默契。我想，季羡林，本来就是一个传播美、表达美的人，之所以说他是大美的化身，是因为他所关注和倡导的是一种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存。众所周知，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以及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这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文化观，焕发了东方文明之美的宽宏与醇厚，更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有力反驳。在季羡林的心中，装载着对多元文化的真正尊重与礼敬，而绝无任何排斥异己的狭隘，这就是我多次谈到的大胸襟。

    吊唁者两两一组，走到老人的大幅画像前，深深鞠躬。老人穿着朴质的蓝色中山装，带着灰色绒线小帽，凝重地望着我们。很快，轮到我上前祭拜了。我自幼所受的本民族家教和成年后接受的宗教教育是，穆斯林应该有穆斯林的仪礼，对人只能抚胸致意，不能鞠躬行礼——真主是唯一应受崇拜和鞠躬的对象。我现在依旧认同这个理念的初旨，但不能容忍它的机械和古板。在一位如此尊敬伊斯兰文明、如此包容大气的一位大师面前，一切宗教的教条礼数，都显得脆弱和可笑。我义无反顾地疏放了教门的禁忌，以汉人的礼俗，并以一个穆斯林的名义，向季羡林老人深深地鞠了三躬。

    当然，这样的大礼，我绝不轻易再施，因为最后的大师已经走了。

    礼毕，身旁一道吊唁的女士正要离开，却见我站在原地没有动。这时的我，已经捧起了双掌，以一个回族穆斯林的礼节，为季老诵读了《古兰经》的开端章，祈求安拉饶恕他现世的罪责，怀着一种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大爱之心，升入天园。我感觉到了周围人看我的眼神的怪异，但我丝毫不觉得做作，这是我真性情的流露，季羡林不是别人，他有权利接受汉族人的吊唁，也一定

愿意接受来自另一种文明的纪念方式。

    哀乐如静水流淌。出礼堂而望燕园未名，心清如秋。

    随后，因受了媒体“同时痛失两位大师”的蛊惑，我又在炎日下前往国家图书馆，打算以同样的方式去送别另一位“大师”——任继愈。此前，对这个名字只是听闻，但关于学术，丝毫不了解。是在图书馆的大厅展板才看到的。当我知道他毕生最大的贡献是用无神论的思想去研究宗教文明之后，顿生厌恶和可笑。根子不正，结出的果再多，也是腐果。他一面做着无神论学会的会长，一面被尊称为佛学家，这是对宗教文明本身最大的亵渎，也是对他自身灵魂的丑化与否定。所以在灵堂门前，当工作人员即将强行给我戴上小白花时，我摇摇头，拂袖而去。

    这就是我在面对两个文化老人离世时所作的天壤之别的表现。而后者，注定是一件不够礼貌的事，但我有权表达一点可贵的微不足道的鄙视。这种鄙视的背后，是我对另外一种人生观、文化观、学术观的深刻礼赞与感动。从此，我不再奢望成为大师，也不再期待中国的大地再出大师，惟愿人世间有更多的人能够怀有痛苦与孤独的心，清洁地生活，正直地行走下去。

2009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