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革命带来“诗场”巨变

——谈新世纪中国诗歌10年“诗场”流变之一种：在一个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现在来看，新世纪中国诗歌10年中具有革命性的行动不是诗学观念的变革，而应该是传播方式的革新。互联网的出现，和历史上历次诗歌的传播载体的出现一样，对中国诗歌在近十年的影响可谓深远，而且这个影响还将继续。

    诗歌的网络传播在这十年中大概经历了五个阶段：早期的bbs时期（1999年以前）、大量的论坛时期（2000年—2004年）、综合网站时期（2005年—2006年）、网站专栏时期（2006年—2007年）和现在的博客时期（2005年至今）。而为近十年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显要贡献的是论坛时期和博客时期。这个发展过程其实是诗歌自我寻找的一个过程。诗歌在以自身的特性在寻找和网络的最佳结合点和它的网络时代的生存之路。这个过程的特征是从试探、纷乱到平静。目前来看，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也只有诗歌做到了，其他文学文学形式面对互联网尚无所适从。这体现了诗歌这个文学形式的个性，体现了诗歌的活力和生命力，也说明了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历来是诗歌最具有先锋、革命性的。也预示了诗歌可能是所有的文学形式中第一个进入无纸化的门类。在“论坛时期”，网络促成了中国诗歌有史以来的最大一次自由创作和自由交流，为一部分诗歌新人（比如“70后”）和诗歌观念以及另一部分年龄大一些的诗人（比如“中间代”）提供了舞台。在目前的博客时期，让诗人的交流变得认真严肃，而且让大家对一个诗人的整体性即时研究成为可能，交流也回归到以纯粹的阅读为前提。唯一遗憾的是，诗歌评论和研究还没有利用这一优势，依据诗歌的网络博客传播作出应有的评论反应，评论界的阅读也大大迟滞于“网络速度”，而诗歌奖、作品选等诗歌界的遴选行为也没有主要以网络为考量场域，但这是迟早的事。

    网络传播方式的出现，对中国诗歌最大的影响是让一个异化多年的中国诗歌创作、呈现、传播现场转向平常。这个转向更充分地体现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诗人身上。《诗刊》等主要刊物的“场所性”和权威性被大大削弱，并被新诗人们质疑。以早期的（20世纪80、90年代）游走、民刊以及学团、同仁为号召力、凝聚力的诗歌“群体”和“流派（实际上是圈子）”现象已渐渐退出，更多的新诗人以“个人”出现于博客现场。这是中国诗歌参与这次“网络革命”所获得的最大“利益”，所产生的效应和影响是最大也是最积极和最深远的。网络现场的公平、自由、平等、简单、便捷、普遍和速度，终于让所谓的“官方权力”和“民间权力”都成为旁观者和“年迈的读者”，而让更多的诗人获得了“权利”。大量更年轻的（1980年以后出生的诗人）以独立自主和“清白的出场史”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不用看着流派“老大哥”的脸色违心地说话，也不用因为谁曾“提携”自己皈依某一圈子而“不好意思”。一部分位于政治、文化、地理、社会边缘的诗人从任何一个场所很快就进入了现场，实现了诗人出线的“草根化”，一部分年龄更小的诗人（比如生于1990年代的刘梦、李唐、余幼幼、蓝冰丫头等）也以“网络速度”进入“一线”而被大家关注，让诗歌美学和诗歌理念更加丰富饱满而充满了个性。在某种意义上说，网络媒介的出现，应该是中国诗歌界能源、资源和权力的再分配，也是最民主的一次分配。核心是以读者和论者构成的评价体制的变更。这保证了新世纪10年中国诗歌参与创作的人数和作品的两个数量。而在另一方面，“个人”的独立和“个性”的林立相对加强与“流派”和“群团”的相对减弱，以及由此而致的“评价标准”和批评言论不再顾及“流派”、“群体”利益和“面子”的而归于的真实与客观，让“好”不再是哥们，“标准”也不再是“我们”，而是大家。后来的诗人们在出线上不用再走刊物发表或先是“跟”、“随”后来“背”、“反”的老路。这已慢慢改写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诗歌史的形成和制造机制，让考察的主要精力只针对“个人”和“作品”这一最为科学、最为真实、最为必要的诗歌理论活动即将成为可能。中国诗歌的研究、考察，“史”的时代即将结束，“人”的时代即将到来。这是中国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都最为急需和必要的。

    网络传播中丰富、多变、快速的写作事实让中国诗歌研究命名难以下手并需要不断深入，同时让中国诗歌的诗学流向和新诗传统建设的难度更加一目了然。在这10年中，中国诗歌界出现的六个主要的命名是：“70后”、“中间代”、“底层写作”、“草根性”、“尴尬的一代”、“80后”，其中，“70后”和“尴尬的一代”互为表里，“底层写作”和“草根性”互为表里，而“中间代”和“ 80后”这两个“出生”较晚因为“70后”的率先存在才得以临产的命名，尚未找到它们合适的由表及里的实质性替代命名，这可能和被这两个概念命名的诗人或作品群体不具有强烈的代表性的“中国历史感”有关。然而细致考察这些命名，除了“草根性”和“尴尬的一代”贴近了诗歌的内在之外，其他的命名都不约而同地面临了一个难题：我们的诗歌自身哪里去了？难道出生年月和社会身份成了诗歌本身吗？中国诗歌研究的命名能力岂不是从灾祸一样的“表象题材论（看见了作者的作品中出现了五谷杂粮、钢筋水泥、戈壁荒滩、导弹鱼雷等词语就给贴上乡村、城市、西部、军旅之类的标签了事）”又退了一步吗？难道我们的诗歌研究已经如此无奈和乏力吗？这就是诗歌网络写作事实中的速度以及丰富性大到难以在诗歌美学上一言概论所带来的“姑且言之”。至于在网络写作事实中所能体察的诗学流变和传统建设，我们看到，大量的生于1980年以后、具有优秀诗歌品质和创造前途的诗人，还是在向“朦胧诗”和“第三代”学习，不论是怎么样的一厢情愿，所谓“70后”和“中间代”的诗歌写作都没有作为传统建设的一部分，强烈影响到后来诗人的写作，这可能和“朦胧诗”突出地强调了诗人作为知识分子启蒙角色的“历史责任感”而“第三代”强调了“自我认知感”，而“70后”和“中间代”一直对这二者都较为含混或难以创新有关，而“历史责任”和“自我认知”又是最为容易也必要接受的。这一事实，已经实实在在不容置疑地贴在了每一位正在到来的优秀新诗人的博客上。这让人苦笑地感到，不论是“70后”还是“中间代”，甚或是部分“80”后，都只不过是“朦胧诗”尤其是“第三代”诗人诗学理念和创作努力的苟延残喘。这在那些有流派、社团背景的诗人那里因为需要一种“形制”和“情感”上的依附而更为明显，在那些独立性稍好一点的诗人那里，也只是多出了一点上帝的面包屑一样的作为背景的“历史的机缘”。

    这不禁让我们问：我们到底比“朦胧诗”和“第三代”缺少了什么？诸多因素中，因为理论界尤其是小说界近来突然开始大谈“中国因素”，我只想和朋友们交流一点：在剔除一切客观因素之后，当我们随着国家物质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大而渐渐显现了“大国”希望，开始重提“中国经验”、“中国精神”、“中国灵魂”、“中国传统”的时候（如果不是作为又一次的口头策略的话），我们或许要深思到底什么才是以上四者，是关于诗人、胸怀、情怀、精神理解和态度的，还是关于具体的行文、词语、句子、情调、景色、故事的，而从“第三代”的创作实践来看，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于“世界经验”和“普遍灵魂”的捕捉，不是退一步，而是更进一步，深入到“时间”、“缝隙”等最基本的层面里去。也许在未来看来，新诗和古诗能相媲美的唯一之处，就是它们最大限度地各自做了另一方不能做的事情。这才是新诗出现和存活的理由和必要性。大家都不要忘了，是世界经验的疯狂涌入，新诗才出现的，新诗就是为现代性之下的世界经验而准备的。而传统，也只是为大家在精神理解的层面上准备的（比如如屈原那样对美和善的不懈吟唱，像杜甫那样胸怀天下，像李白那样把万物纳于语下，像王维那样强调天人同处，其实这和世界经验并不矛盾。这应该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还是想套用朵渔的一句话：以第三代为师。当然，不是到那样为止，而是要继续前进下去。要看到这十年是诗歌前进的十年，十年中诗歌发生的广度和宽度都在不断地进步，目前来看，一场“转述性的现代性”与“古典的中国性”的对决，已取代了早期“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对决，对决也从诸如“朦胧诗”和“第三代”之间关于意识形态转向了诗歌的内部。这说明我们思考问题的范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要提醒的是，大家在看到这个对决的同时，还要认识到这个“对决”其实并不是一个开始，而是一个结束，是对前一时期诗歌概况的一个简要的总结。这个结果一旦呈现并被大家认识到，另一个未来也早已开始。对于中国来说，2009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一个中国的时代已经真正地开始。那么，在文学上，一个着眼于“世界历史意义”和“世界使命下的文学创见”的时期也会随之开始。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中国历史意义”和“中国问题”将会渐渐退出中国文学的主要现场，“转述现代性”和“古典中国性”的对决，也将在中国文学现象中渐渐合拢成为“现代中国性”的必然统一。“世界问题”、“人类问题”等概念和命题将成为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核心，中国人的民族本质也将在脱离了“国家限制”之后，在这次转折中得到最完整的呈现。在这一个未来时期，中国文学关于“中国性”、“中国精神”的强调也只能是为这一“呈现”而服务，本质上其实还是针对“世界问题”和为完成对“世界性”的主动参与和积极创见而作出的强调。这个强调还是为了体现中国人接下来作为“世界的主要”和“人类的重要”的不可替代性。在这次转型中，中国作家或诗人将以“世界性思考的主要创见者”的身份，对那些最基本的人类问题发言。“中国人”、“中国历史”、“中国问题”等等都将成为中国文学实现这一思考的符号，而不再是主体。更多的作家将借助“中国”走出对“中国”的依赖和沉溺，而像海子思考“群体的人类”和王小波思考真理、存在、存在与真理的关系那样，展开对“世界”这一庞然大物的真实触摸。这一行动，正是建立在“现代中国性”的日渐清晰之上的。这一方面说明了思考眼下的“现代世界”我们要行使“中国性”，另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借助“中国性”所必然要感遇的恰恰是“世界的现代性”。这是中国的民族主导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强大和重要的必然。在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性”反思、90年代的“伪现代性”演习和本世纪十年以“时代性”为主要征象的“转述现代性”和“古典中国性”的对决融合之后，中国诗歌也将随着民族力的世界性影响，进入一个以“世界性”为主要问题关照人类最基本的疑惑和人的最基础的关系——确切地说——是一个“现代中国性”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文学将会最大能动地放弃“中国”而转向以向世界表达“中国思考和看法”为核心直接关乎“世界、人类和人”的言说。

    当然网络作为诗歌的一种媒介和载体还有它的另一面，甚至是第三面，以上所谈的也只是新世纪中国诗歌10年的“诗场”，而不是“诗歌”，说到诗歌还要有另一个谈法。最后用一句话说：不论是网络主动介入了诗歌，还是诗歌主动介入了网络，诗歌都和21世纪中国社会的其他领域一样与互联网发生了不解之缘。这是一场革命性的缘分，是载体带动主体，让诗歌在写作和“体制”上都更接近自发和自由的一次巨大解放。互联网，看起了是一项科学技术，但实质上它和诗歌一样，是人和人之间，一种具有未来意义的关系。

                                                                            2009年10月15日

时间的孩子

——关于新诗批评的批评：在一个会议上的发言提纲二

    毫无疑问，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所有行为都是在号召人要生活在一起，要进行一种集体的生活，诸如劳动、婚姻、国家、政治、经济、战争、道德、宗教、历史、法，无一不在指向一种群体生活，但唯独艺术除外，唯独诗歌除外。诗歌所要做的是一种“离群”的工作，是以牺牲群体为代价恢复“单独”和“孤独”而直接靠近那些“人”和“物”的共同属性和最小单位因素，这个最小的单位因素就是时间。所以，诗歌是和其他艺术一起来反对群体即任何一种群体生活的。但在另一方面，诗的这一个性地完成，却不得不借助对以上各种群体生活的发言，因为“反对”必须有对立，只有有了对立，并对对方产生反对的行为，反对才得以成立，诗才成为诗。

    所以，具体说到一首诗，它其实只包含了很少的诗的成分，而这些很少的成分，却往往容易被读者和评论界忽略和视而不见。中国新诗批评的肤浅也就在这里，很多诗歌批评往往是把诗所反对当成了诗本身，在具体的诗歌批评中却放走了那些真正的部分。所以，多年来，中国的新诗批评和理论其实一直是接近于反诗歌的。一种近于蒙昧的阅读原理也在习惯中被豢养、训练而成为痼疾。然而，事情并非仅仅如此。诗在这个反对活动中并不是没有目的的，诗提倡一种“个人的生活”，却从来都不提倡一种真实的个人生活，而是从头到尾在追求一种鲜明的“人类个人生活”，也就是说，诗的反对是针对对于群体的当下时间和过去时间的，对于未来或者是以未来构成的过去时间——时间的孩子，诗历来都在期望它所描述的个人、自我就是群体、人类。诗在力图改变时间的发生轨迹。诗在审判时间的过去，在对人类生活中一切即时性进行残酷的质问：时间之外，何谓永恒？

    诗、道德与宗教都是在帮助和要求人类在脱离一种既定的生活，但这种脱离必须以肯定这种生活的目前合理性为代价。不同的是，道德和宗教都显示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先天就具备了法的萌芽，再进一步，就会成为规定人的具有暴力和权力意义的法律。但诗在这三者之中就其表现的生活指向的精确度而言，是最难以确认的，是一直以一种新的追求来替代前一种追求的，这种替代不是出现在两首不同的诗中，而是出现在同一首诗中，而正是这种自我满足和自行主导的必然替代，让每一首诗一旦产生就开始反对外部法则也反对自身秩序。诗是反法同时也是反对自身的。这就是为什么道德、宗教、法律在不同的历史生活时间轨迹中总是要被不断革新而诗相对永恒的根本原因。诗因其对时间地反复界定和持久询问而导致的生活指向的不确定，让它获得了和人的灵魂认识相谋和的最为稳固的关系。

    诗其实是要把一个被过去的时间和当下的时间蒙蔽的真实世界遣送给读者。在这个遣送的过程中，诗总是保留了那些它最急于送出的。因为任何的时间都是在以过去、现在、未来的至少三种方式流动，诗无法精确地就依靠语言把握到那个即将送出之物，只能感受和贴近那个被蒙蔽的真实。这样，送出之物和送达之物就存在了一个差别，这个差别就是诗的内部空间。而这二者又与诗人的想送出之物存在一个更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诗外的部空间也即诗的能力。所以，作为一个解蔽者，一首诗往往在变成事实之前就首先要被自身蒙蔽了两次。诗只能是永远地接近那个时间的真实。这主要是因为诗是在借用语言来完成对于真实的发现和遣送的，是语言蒙蔽了诗。诗歌的语言，代表了诗的能力，但同时也是诗对自身的统治，是一个对诗具有绝对意义的外部权力。在根本上，诗歌中的语言其实就是时间的速度，而正如古典力学一样，当诗不得不借助时间的速度来认识时间时，时间往往表现为一种有序的运动。而有序的运动并不是时间的本质，得以借助语言而实现的想象力，正是对时间本质的接近和对时间的速度顺序的突破。

    每一首诗里都有一个神，每一首诗里都有一个妖精，每一首诗里都有一个鬼，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巫术。而这些神、巫、鬼、妖正是诗借以打破时间的速度顺序的方式，是诗针对语言统治的一个对策。诗之所以生产和引进了这些神、巫、鬼、妖是因为这些异物可以代替人在任何时间里行走，而不必遵守速度的顺序。诗之所以要这样来认识时间，就是要给人一个可以填充自我的灵魂，是在为人招魂，为人重塑一个现实自我中的“他人”，从而创造一个完全可以和时间对立抗衡的自我之物，而这个创造只能通过对时间的认识来完成，因为人所需要的灵魂其实就是时间的永恒的凝聚地，而不是任何的其他。这个凝聚地因为对人自身形体的模仿而具有了美的品质，因为对时间公平性的模仿而具有了善的品格。

    ……………………。

    这是我个人以“时间”为核心对诗歌的一些想法。因此我盼望每一位诗歌批评家和诗人也都有一个类似的核心概念来统领他的批评和创作，然后用这个核心把所有有关诗歌的问题领导起来，一步一步不断完善，确立一个他个人的学术系统，而不是像目前的很多批评一样，属于一场没有基础性认识的批评，因为一个根本性理解方法和标准的缺乏而在具体批评研究中表现为无数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标准和解读方式。另外，我觉得，新诗批评的最大失误不在于没有完成中国古典批评理论与现代批评理论上的贯通，而在于没有利用现代理论对于古典作品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批评，让这种批评以对传统再认识的可能和可行而获得传统认识的信赖。所以，在中国，现代诗歌理论的首要任务其实首先是对古典诗歌进行批评（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工作完成了，现代诗歌理论才能在中国思维中得到信任，才能打开新诗批评以古典作品为依据然后延续至自身的可信境域。在具体的批评工作中，还需要一种严格的论证精神。是一步一步地论证，对任何概念都要以论证确立，不是直接、盲目、粗暴的想当然。

                                                                             2009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