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个人资料
闲来无是
闲来无是
  • 博客等级:
  • 博客积分:0
  • 博客访问:6,238
  • 关注人气:4
  • 获赠金笔:0支
  • 赠出金笔:0支
  • 荣誉徽章:
相关博文
推荐博文
谁看过这篇博文
加载中…
正文 字体大小:

禅话----南怀瑾(二)

(2007-03-26 22:10:57)
分类: 佛教文化

(四)所谓“称法行”
  这是归纳性的包括大小乘佛法全部行止的要义。主要的精神,在于了解人空、法空之理,而得大智慧解脱道果以后,仍须以利世济物为行为的准则。始终建立在大乘佛法以布施为先的基础之上,并非专门注重在“榔(木+粟)横担不见人,直入千峰万峰去”,而认为它就是禅宗的正行。
  僧昙琳序记云:
  “性净之理,目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着,无此无彼。经云: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悭(qian1:吝啬),于身命财,行檀舍施,心无吝惜。达解二空,不倚不着。但为去垢,称化众生,而不取相。此为自行,复能利他,亦能庄严菩提之道。檀施既尔,余五亦然。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
  以上所说的,这是达摩禅的“正行”,也便是真正学佛、学禅的“正行”。无论中唐以后的南北二宗是如何的异同,但可以肯定地说一句:凡不合于达摩大师初传禅宗的“四行”者,统为误谬,那是毫无疑问的。如果确能依此而修心行,则大小乘佛学所说的戒、定、慧学,统在其中矣。
  达摩大师曾经住过禹门千圣寺三天,答复期城太守杨炫之的问题,其原文如下:
  杨问师曰:“西天五印师承为祖,其道如何?”师曰:“明佛心宗,行解相应,名之曰祖。”又问:“此外如何?”师曰:“须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厌有无,于法无取。不贤不愚,无迷无悟。若能是解,故称为祖。”又曰:“弟子归心三宝,亦有年亦。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适听师言,罔知攸措。愿师慈悲,开示宗旨。”师知恳到,即说偈曰:“亦不观恶而生嫌,亦不劝善而勤措。亦不舍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达大道兮过量,通佛心兮出度。不与凡圣同躔(chan2践;日月星辰的运行)超然名之曰祖。”焕之闻偈,悲欢交并。曰:“愿师久住世间,化导群有。”师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万差,多逢患难。”
五度中毒、只履西归
  圣贤的应世,都为济物利生而立志。但圣贤的事业,都从艰危困苦中而树立,甚至赔上自己的性命,也是意料中事。达摩大师看到当时印度佛教文化,已经不可救药,看到中国有大乘气象,可以传佛心法,所以他便航海东来,在中国住了九年。而且在短短的九年之中,大半时间还是终日默然在少林寺面壁而坐。如此与世无争,为什么还有些人想尽办法要谋害他?这是所为何来呢?
  有一次,某大学一位哲学研究所的学生问我:“学禅学佛的人,起码是应该看空一切。为什么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为了衣钵,还要犹如避仇一样地逃避争夺的敌对派?这样看来,又何必学佛修禅呢?”这与达摩大师来传禅宗心法,为什么还有人要五、六次谋害他,都是同一性质的问题。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号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本来就有这样丑陋而可怕的一面。古语说“文章是自己的好”,所以“文人千古相轻”,争端永远不息。这所谓的文人,同时还包括了艺术等近于文学的人和事。其实,岂但“文人千古相轻”,各界各业,乃至人与人之间,谁又真能和平地谦虚礼让呢?所以“宗教中千古互相敌视”,“社会间千古互相嫉恨”,都是司空见惯,中外一例的事。人就是这样可怜的动物,它天生具有妒嫉、仇视别人的恶根。倘使不经道德学问的深切锻炼与修养,它是永远存在的,只是有时候并未遇缘爆发而已。况且还有些专讲仁义道德和宗教的人,学问愈深,心胸愈窄,往往为了意见同异之争,动辄意气用事,乃至非置人于死地不可。佛说“贪、嗔、痴、慢、疑”五毒,是为众生业障的根本。妒嫉、残害等心理,都是随五毒而来的无明烦恼。道行德业愈高,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所谓“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也包括了这个道理。印度的禅宗二十四代祖师师子尊者,预知宿报而应劫被杀。后世密宗的木讷(ne4)尊者,具足六通,也自甘为嫉者饮毒而亡。此外,如耶酥的被钉十字架;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饮毒受刑;孔子困于陈、蔡,厄于鲁、卫之间,其所遭遇的艰危困顿,唯仅免于死而已。达摩大师最后的自愿饮毒,对证他所昭示的“四行”的道理,可以说他是“心安理得”,言行如一。后来二祖神光的临终受害,也是依样画葫芦。
  其次,关于达摩大师的下落,在中国禅宗的史料上,就有好几种异同的传说,最有名的便是“只履西归”的故事。据宋本《传灯录》祖师及西来年表的记载,当粱大通二年,即北魏孝明武泰元年,达摩大师以“化缘已毕,传法得人”,遂自甘中毒而逝,葬熊耳山,起塔(即世俗人之坟墓)于定林寺。记云:
  “北魏宋云,奉使西域回。遇师于葱岭,见手携只履,翩翩独逝。云问师何往?师曰:西天去。又谓云曰:汝主已厌世。云闻之茫然,别师东迈。暨复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dai4:等到,达到)孝庄即位,云具奏其事。帝令启圹,唯空棺,一只草履存焉。”
  其次,僧念常著《佛祖历代通载》,关于达摩大师的生死问题,曾有论曰:“契嵩明教著《传法正统记》称达摩住世凡数百年,谅其已登圣果,得意生身,非分段生死所拘。及来此土,示终葬毕,乃复全身以归,则其寿固不可以世情测也......”但念常的结论,对于明教法师的论述,并不谓然。如云:“故二祖礼三拜后依位而立,当尔之际,印尘劫于瞬息,洞刹海于毫端,直下承当,全身负荷,正所谓‘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入此门来,不存知解者也。乌有动静去来彼时分而可辩哉!”
  又:盛唐以后,西藏密教兴盛。传到宋、元之间,密宗“大手印”的法门,普遍宏开。而且传说达摩大师在中国“只履西归”以后,又转入西藏传授了“大手印”的法门。所以认为“大手印”也就是达摩禅。禅宗也就是大密教。
  至于《高僧传》,则只写出了达摩大师自称当时活了一百五十岁。
  总之,这些有关神通的事情,是属于禅与宗教之间的神秘问题,姑且存而不论。因为禅宗的重心“只贵子正见,不贵子行履”。神通的神秘性,与修持禅定工夫的行履有关,所以暂且略而不谈。南北朝时代的中国禅与达摩禅北魏齐粱之间佛学与佛教发展的大势
  中国的历史,继魏晋以后,就是史书上所称的南北朝时代。这个时代从东晋开始,到李唐帝业的兴起,先后约经三百年左右,在这三百年间,从历史的角度,和以统一为主的史学观念来说,我们也可称之为中国中古的“黑暗时期”,或“变乱时期”。而从人类世界历史文化的发展来说,每个变乱的时代,往往就是文化、学术思想最发达的时代。或是时代刺激思想而发展学术;或由思想学术而反激出时代的变乱,实在很难遽(ju4:急,仓猝)下定论。因为错综复杂的因素太多,不能单从某一角度而以偏概全。现在仅从禅宗的发展史而立论,除了已经提出在北魏与粱武帝时代的达摩禅传入中国以外,还必须先了解当时在中国佛教中的中国禅等情形,然后综合清理其间的种种脉络,才能了解隋、唐以后中国禅宗兴起的史实。
  人尽皆知达摩大师初来中国的动机,是他认为“东土震旦,有大乘气象”。因此渡海东来,传授了禅宗。我们从历史上回顾一下那个时期中国佛教的情形,究竟是如何的有大乘气象呢?现在先从东晋前后的情势来讲。
  关于翻译佛经:著名的有鸠摩罗什、佛陀耶舍、佛驮跋陀罗、法显、昙无竭等声势浩大的译经事业。由东晋到齐、粱之间,先后相继,其中约有三十多位大师为其中心,尽心致力其事。
  关于佛学义理的高深造诣:著名的有朱士行、康僧渊、支遁、道安、昙翼、僧睿、僧肇、竺道生、玄畅等,而先后相互辉映的辅佐人士,约三百人左右。
  至于其中首先开创宗派,成为中国佛教的特征的,就是慧远法师在庐山结立白莲社,为后世中国净土宗的初祖。
  此外,以神异(神通)作为教化的,先后约三十人左右。其中东晋时期的佛图澄、刘宋的神僧怀度等,对于当代匡时救世之功,实有多者。至于其他以习禅、守戒,以及以从事宣扬佛教的各种活动而著名于当世的,先后约有一百二、三十人。但以上所说,只是对当世佛教中的西域客僧,与中国的出家僧人而言。有关比丘尼(出家的女众)、帝王、将相、长者、居士,以及一般林林总总的信奉者,当然无法统计。唯据史称粱天监八年,即北魏永平二年间(公元五0九年)的记载,可以窥其大略。
  “时佛教盛于洛阳(魏都)。沙门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以居之。处士冯亮有巧思,魏主使择嵩山形胜之地,立闲居寺,极岩壑土木之美。由是远近乘风,无不事佛。比及延昌(北魏宣武年号),州郡共有一万三千余寺,僧众二百万。”
  但是南朝由宋、齐、粱所建立的佛寺,以及度僧出家的人数,还不在此限,也无法详细统计,如据《高僧传》等记载,粱武帝对达摩大师说:“月+关即位已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记。”虽然言之过甚,但以粱武帝的作风来说,当然是很多很多。后来中唐时代诗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也只是指出邻近于金陵、扬州一带,江南的一角而已,并不涉及黄河南北与大江南北等地。从以上所例举的情形,对于当时的佛教和佛学文化的发展趋势,足以看出它声势的浩大,影响朝野上下,无所不至。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代三百年间,由于变乱相仍,战伐不已,凡有才识之士,大都倾向于当时名士陶渊明的高蹈避世路线。同时又适逢佛学开始昌明,因此就将悲天悯人的情绪,统统趋向于形而上道的思想领域。所以佛教中的人才,大多都是当时英华秀出的俊彦之士。次如立身从政,而又“危行言逊”的文人学士,名重当时而足以影响学术思想者,如齐、粱之间的范云、沈约、任日+方、陶弘景、谢月+出、何点、何胤、刘(三力+思xie2:通协)等人,都与佛学结有不解之缘。齐粱之间中国的大乘禅
  佛学的主旨,重在修证。而修证的方法,都以禅定为其中心。自东晋以来,因佛图澄等人屡示神异为教化,并又传译小乘禅观等的修持方法。修习禅定,对于一般从事佛学研究和信仰佛教者,已经成为时髦的风气。后来又因译经事业的发达,许多英华才智之士,吸收佛学的精义,融会中国固有文化的精华,渐已开始形成中国大乘佛学的新面目,因此达摩大师从印度东来之前曾说:“东土震旦,有大乘气象。”这并非完全是凭空臆测之语。即使达摩大师不来中国传授禅宗,如果假以时日,中国的禅道亦将独自形成为另一新兴宗派,犹如东晋时期的慧远法师,独立开创净土宗一样。这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道理。例如在齐、粱之际,当达摩大师东来之前,中国本土大乘禅的代表人物,最著名的便是宝志和尚、傅大士、慧文法师等三人,而且他们的言行,对于隋、唐以后新兴的禅宗与其他宗派--如天台、华严宗等,都有莫大的影响。中国大乘禅的初期大师
  宝志禅师,世称志公和尚,据粱释慧皎所撰《高僧传》的记载,原名保志。
  “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师事沙门僧俭为和尚,修习禅业。至宋太始初,忽如僻异,居起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齐建元中,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与人言,始若难晓,后皆效验。时或赋诗,言如谶(chen4:迷信的人指将来要应验的预言、预兆)记。京土士庶,皆敬事之。......”
  又据《五灯会元》等所载:
  “初,东阳民朱氏之妇,上巳日,闻儿啼鹰巢中,梯树得之,举以为子。七岁,依钟山沙门僧俭出家,专修禅观。宋太始二年,发而徒跣(xian2:跣足,光着脚),着锦袍,往来皖山剑水之下,以剪尺拂子挂杖头,负之而行。天监二年,粱武帝诏问,弟子烦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问其旨如何?答曰:在书字时节刻漏中。帝益不晓。......”
  总之,志公在齐、粱之际,以神异的行径,行使教化,这是他处乱世行正道,和光同尘的逆行方式,正如老子所说“正言若反”的意义一样。而他对于大乘佛法的正面真义,却有《大乘赞》十首、《十二时颂》与《十四科颂》等名著留传后世。尤其《十四科颂》中,对于当时以及后世的佛学思想,与佛法修证的精义,充分发挥了中国佛学的大乘精神。我们在千载以后读之,已经习惯成自然,并不觉得怎样特别,但对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和佛学的观念来说,却是非常大胆而富有创见的著作,的确不同凡响。其中他所提出的十四项“不二法门”的观点,影响隋、唐以后的佛学和学术思想,实在非常有力。也可以说,唐代以后的禅宗,与其说是达摩禅,毋宁说是混合达摩、志公、傅大士的禅宗思想,更为恰当。因文繁不录,但就志公《十四科颂》的提示,便可由此一斑而得窥全豹。(一)菩提烦恼不二。(二)持犯不二。(三)佛与众生不二。(四)事理不二。(五)静乱不二。(六)善恶不二。(七)色空不二。(八)生死不二。(九)断除不二。(十)真俗不二。(十一)解缚不二。(十二)境照不二。(十三)运用无碍不二。(十四)迷悟不二。
  以上所举志公《十四科颂》的提纲,虽然没有完全抄录内容,但他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当时佛学界的重要问题。因为汉末到齐粱之间,大乘佛学的内容,没有完全翻译过来,大多都是根据小乘佛学的观点,还未融会大小乘佛学的真谛。总之,当齐、粱之际,在志公之前,中国本土的学者,极少有人能融会佛学的大乘义理与禅定的修证工夫,而知行合一的。但从志公、傅大士、慧文法师以后,那就大有不同了。
  因此,如果要讲中国禅的开始和禅宗的发展史,就应当从志公等人说起。但志公遭逢乱世,同时中国禅的风气尚未建立,因故意装疯卖傻,而以神秘的姿态出现。就如他的出生与身世,也都是充满了神秘的疑案。到了南宋以后,杭州灵隐寺的道济禅师,他的作风行经,也走此路线,世称“济公”。后人景慕他的为人,把他的传闻事迹,在明、清以后,还编成了小说,称为《济公传》,普遍流行,深受一般社会的欢迎。《济公传》中许多故事,就是套用志公的事迹,混合构想而编成的。至于以神异行化的作用何在,我认为粱释慧皎法师著作《高僧传》的评论,最为恰当。如云:
  论曰:神道之为化也,盖以抑夸强、催侮(wu2:欺负,轻慢)慢、挫凶锐、解尘纷。至若飞轮御宝,则善信归降;竦(song2:恭敬;同‘悚’)石参烟,则力士潜伏。当知至治无心,刚柔在化,自晋惠失政,怀愍(min2:同‘悯’的忧愁之意)播迁,中州寇荡,窦羯(jie2: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乱交,渊曜篡虐于前,勒虎潜凶于后,郡国分崩,民遭涂炭。澄公悯锋镝(di2:箭头)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于葛陂,骋悬记于襄邺(ye4:古地名,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借密咒而济将尽,拟香气而拔临危,瞻铃映掌,坐定凶吉,终令二石稽首,荒裔子来,泽润苍生,固无以校也。其后佛调、耆(qi2:年老)域、涉公、怀度等,或韬光晦影,俯同迷俗;或显现神奇,遥记方兆;或死而更生;或窆(bian2:埋葬)后空椁(guo2:棺材外面套的大棺材。);灵迹怪诡,莫测其然!但典章不同,去取亦异,至如刘安、李脱,书史则以为谋僭(jian4:超越本分,旧时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义或器物等等)妖荡,仙录则以为羽化云翔。夫理之所贵者,合道也,事之所贵者,济物也,故权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务。然前传所记,其详莫究,或由法身应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至如慧则之感香瓮,能致痼疾消瘳(chou1:病愈);史宗之过渔梁,乃令潜鳞得命;白足临刀不伤,遗法为之更始;保志分身圆户,帝王以之加信;光虽和而弗污其体,尘虽同而弗渝其真,故先代文纪,并见宗录。若其夸炫方伎,左道乱时,因神药而高飞,借芳芝而寿考,与夫鸡鸣云中,狗吠天上,蛇鹄(hu2:水鸟,俗叫‘天鹅’)不死,龟灵千年,曾是为异乎!
南朝的奇人奇事---中国维摩禅大师傅大士平实身世
  傅大士,又称善慧大士。这都是后世禅宗和佛教中人对他的尊称。(大士或开士,都是佛学对菩萨一辞意译的简称。)他是浙江东阳郡义乌县双林乡人,父名傅宣慈,母王氏。大士生于齐建武四年(公元四九七年),禅宗初祖达摩到中国时,他已二十三岁。本名翕(xi1:合,和顺)又说名弘,十六岁,娶刘妙光为妻。生二子,一名普建,一名普成。他在二十四岁时,和乡里中人同在稽亭浦捕鱼,捕到鱼后,他又把鱼笼沉入水中,一边祷祝着说:“去者适,止者留。”大家都笑他是“愚人”。
照影顿悟
  当时,有一位印度来的高僧,他的名字也叫达摩(与禅宗初祖的达摩同音,不知是同是别),也住在嵩山,所以一般人都叫他为嵩山陀。有一天,嵩山陀来和傅大士说:“我与你过去在毗(pi2:毗连,接连)婆尸佛(在释迦牟尼佛前六佛之首,即是本劫--贤圣劫中的第一尊佛)前面同有誓愿。现在兜率天宫中,还存有你我的衣钵,你到哪一天才回头啊!”大士听后,瞪目茫然,不知所对。因此嵩山陀便教他临水观影,他看见自己的头上有圆光宝盖等的祥瑞现象,因此而顿悟前缘。他笑着对嵩山陀说:“炉沟之所多钝铁,良医之门多病人。”救度众生,才是急事,何必只想天堂佛国之乐呢!
  新语云:傅大士因受嵩山陀之教,临水照影而顿悟前缘,这与“释迦拈花,迦叶微笑”,同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宗门作略。但傅大士悟到前缘之后,便发大乘愿行,不走避世出家的高蹈路线,所以他说出“炉沟之所多钝铁,良医之门多病人。度生为急。何思彼乐乎”的话。这话真如狮子吼,是参禅学佛的精要所在,不可等闲视之。以后傅大士的作为,都依此愿而行,大家须于此处特别着眼。被诬入狱
  他悟到前缘之后,便问嵩山陀哪个地方可以修道?嵩山陀指示(嵩)松山山顶说:“此可栖矣。”这便是后来的双林寺。山顶有黄云盘旋不散,因此便叫它为黄云山。从此,大士就偕同他的妻子“躬耕而居之”。有一天,有人来偷他种的菽(shu1:豆的总称)麦瓜果,他便给他装满了篮子和笼子,叫他拿回去。他和妻子,白天耕作,夜里修行佛事。有时,也和妻子替人帮佣,昼出夜归。这样修炼苦行过了七年。有一天,他在定中,看见释迦、金粟、定光,三位先佛放光照到他的身上,他便明白自己已得首楞严的定境了。于是,他自号为“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经常讲演佛法。从此“四众(僧尼男女)常集”,听他讲论佛法。因此,郡守王杰认为他有妖言惑众的嫌疑,就把他拘囚起来。他在狱中经过了几十天,不饮也不食,使人愈加钦仰,王杰只好放了他。还山以后,愈加精进,远近的人,都来师事大士。从此,他经常开建供养布施的法会。
  新语云:历来从事教化的圣贤事业,都会遭逢无妄之灾的苦难,这几乎成为天经地义的事。俗语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并非完全虚语。就以南北朝时代初期的祖师们来说,志公与傅大士,都遭遇到入狱的灾难。至于达摩大师,却遭人毒药的谋害。二祖神光,结果是受刑被戮。如果是不明因果、因缘的至理,不识偿业了债的至诚,谁能堪此。所以宝王三昧论说:“修行不求无魔,行无魔则誓愿不坚。”世出世间,同此一例。以此视苏格拉底、耶酥等的遭遇,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又何悲哉!舍己为人
  傅大士为了化导大众,便先来劝化他的妻子,发起道心,施舍了田地产业,设大法会来供养诸佛与大众。他作偈说:“舍抱现天心,倾资为善会。愿度群生尽,俱翔三界外。归投无上士,仰恩普令盖。”刚好,那一年又碰到了大荒年,大家都普遍在饥饿中。他从设立大会后,家中已无隔宿之粮,当他的同里人傅日+方、傅子良等入山来作供养时,他便劝导妻子,发愿卖身救助会费。他的妻子刘妙光听了以后,并不反对,就说:“但愿一切众生,因此同得解脱。”大通二年(公元五二八年)三月,同里傅重昌、傅僧举的母亲,就出钱五万,买了他的妻子。大士拿到了钱,就开大会,办供养(赈济),他发愿说:“弟子善慧,稽首释迦世尊,十方三世诸佛,尽虚空,遍法界,常住三宝。今舍妻子,普为三界苦趣众生,消灾集福,灭除罪垢,同证菩提。”过了一个月后,那位同里的傅母,又把他的妻子妙光送回山中来了。
  从此以后,傅大士的同里中人,受到他的感化,也有人学他的行径,质卖妻子来作布施,也有人捐供全部财产来作布施,大士都为他们转赠于别人或修道的人。他的灵异事迹,由此而日渐增加,然“谤随名高”,毁蔑他的谣言也愈来愈多。但大士不以为忤(wu2:逆,不顺从),反而倍增怜悯众生的悲心。当时,有一位出家的和尚,法名慧集,前来山求法,大士便为他讲解无上菩提的大道,慧集自愿列为弟子,经常出外宣扬教化,证明大士便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大士每次讲说佛法,或做布施功德的时候,往往凝定神光在两眼之间,诸佛加庇,互相感通,所以他的眼中常现金色光明之相。他对大众说:“学道若不值无生师,终不得道。我是现前得无生人,昔隐此事,今不复藏,以示汝云。”云云。
  新语云:粱武帝身为帝王之尊,为了学佛求福,曾经舍身佛寺为奴,留为千古笑谈。傅大士身为平民,为了赈灾,为了供养众生,舍卖了妻子,他是为众生消灾集福,灭除罪垢,同证菩提,而并不是为了自己。这与粱武帝的作为相同,而动机大有不同。佛经上说:大乘菩提的行道,为了众生,可以施舍资财、眷属、妻子,乃至自己的头目脑髓。呜呼!禅之与佛,岂可随便易学哉!孔子曰:“博施济众,尧舜犹病诸!”戛戛(jia2:打击。戛戛:困难)难矣哉!
  其次,我们由于傅大士的卖妻子,集资财,作布施的故事,便可了解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事难两全的道理。世间法以富贵功名为极致,所以“洪范”五福,富居其一。出世法以成道的智慧为成就,所以佛学以般若(智慧)解脱为依归。但作法施(慧学的施舍)者,又非资财而不办,自古至今,从事宗教与学术思想者,莫不因此困厄而寂寞终身,否则,必依赖于权势和财力,方能施行其道。傅大士为了要宏法利生,先自化及平民,终至影响朝野,须知大士当时的经过,在彼时期,其发心行愿,尤有甚于舍卖妻子的艰苦,岂独只以先前的躬耕修道方为苦行?其实,修菩萨行者,终其一生的作为,无一而不在苦行中。佛说以苦为师,苦行也就是功德之本。其然乎?其不然乎?名动朝野
  此后,大士认为行化一方,法不广被,必须感动人主,才能普及,他就命其弟子傅日+往奉书粱武帝,条陈上中下善,希望粱武帝能够接收:“其上善,以虚怀为本,不着为宗,无相为因,涅般+木为果。其中善,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普令百姓,俱禀六斋。”傅日+往抵达金陵,通过大乐令何昌和同泰寺的浩法师,才得送达此书。粱武帝虽欣然接见,但为了好奇,也要试他的灵异,便叫人预先锁住所有的宫门。大士早已预备了大木槌(chui2:敲打用具),扣门直入善言殿。粱武帝不要他叩拜,他便直接坐上西域进贡的宝榻。粱武帝问他:“师事从谁?”大士答:“从无所从,师无所师,事无所事。”后来,大士经常来往于帝都及山间。有一次粱武帝自讲三慧般若经,“公卿连席,貂绂(fu2:古代系印纽的丝绳)满座。特为大士别设一榻,四人侍接。”刘中亟问大士:“何以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大士答:“敬中无敬性,不敬无不敬心。”粱武帝讲毕,所有王公都请大众诵经,唯有大士默认不语。人问其故,大士便说:“语默皆佛事。”昭明太子问:“何不论议?”大士答:“当知所说非长、非短、非广、非狭、非有边、非无边,如如正理,夫复何言。”
  有一次,粱武帝请大士讲《金刚经》,才升座,以尺挥案一下,便下座。武帝愕然。志公曰:陛下会么?帝曰:不会。志公曰:大士讲进竟。有一日,大士朝见,披衲衣(僧衣)、顶冠(道冠)、革+及(sa2:一种鞋,鞋帮纳得很密,前面有皮脸。)屦(ju4:古代的一种鞋)(儒屦)。帝问:是僧耶?大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耶?大士以手指革+及屦,帝曰:是俗耶?大士以手指衲衣。
  新语云:傅大士和志公,都是同时代的人物,但志公比傅大士年长,而且声望之隆,也在傅大士之先。达摩大师到中国的时期,也正在志公与傅大士之间。达摩大师虽然传授了禅宗的衣钵给二祖神光,但当时他们之间的授受作略(教授方法与作风),仍然非常平实,的确是走定慧等持,“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如来禅的路线。唯有志公、傅大士等的中国禅,可称为中国大乘禅的作略,才有透脱佛教的形式,滤过佛学的名相,潇洒诙谐,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开启唐、宋以后中国禅的禅趣--“机锋”、“转语”。尤其以傅大士的作略,影响更大。因为自东汉末期,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儒道两家的固有思想,始终与佛学思想,保持有相当距离的抗拒。在三国末期,牟融著作“牟子理惑论”,融会儒佛道三家为一贯。可是历魏、晋、南北朝以后,虽然佛学已经普遍地深入人心,但这种情形,依然存在。傅大士不现出家相,特立独行维摩大士的路线,宏扬释迦如来的教化。而且“现身说法”,以道冠僧服儒履的表相,表示中国禅的法相,是以“儒行为基,道学为首,佛法为中心”的真正精神。他的这一举动,配上他一生的行径,等于是以身设教,亲自写出一篇“三教合一”的绝妙好文。大家于此应须特别着眼。今时一般学人,研究中国禅宗思想和中国禅宗史者,学问见解,智不及此;对于禅宗的修证,又未下过切实工夫,但随口阿附,认为中国的禅学,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岂但是隔靴搔痒,简直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不知所云地愈飞愈远了。
帝廷论义
  大同五年(公元五三九年)春,傅大士再度到金陵帝都,与粱武帝论佛学的真谛。大士曰:“帝岂有心而欲辩?大士岂有义而欲论耶?”帝答曰:“有心与无心,俱入于实相,实相离言说,无辩亦无论。”有一天,粱武帝问:“何为真谛?”大士答:“息而不灭。”实在是寓讽谏于佛法的主意,以诱导粱武帝的悟道,可惜粱武帝仍然不明究竟。粱武帝问:“若息而不灭,此则有色故钝。如此则未免流俗。”答曰:“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帝曰:“居士大识礼。”大士曰:“一切诸法,不有不无。”帝曰:“谨受旨矣。”大士曰:“一切色相,莫不归空,百川不过于大海,万法不出于真如。如来于三界九十六道中,独超其最,普视众生,有若自身,有若赤子。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乐。”帝默然。大士退而作偈,反复说明“息而不灭”的道理。原偈如下:
  若息而灭。见若断集。如趣涅盘。则有我所。亦无平等。不会大悲。既无大悲。犹如放逸。修学无住。不趣涅盘。若趣涅盘。障于悉达。为有相人。令趣涅盘。息而不灭。但息攀缘。不息本无。本无不生。今则不灭。不趣涅盘。不著世间。名大慈悲。乃无我所。亦无彼我。遍一切色。而无色性。名不放逸。何不放逸。一切众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常欲利安。云何能安。无过去有。无现在有。无未来有。三世清净。饶益一切。共同解脱。又观一乘。入一切乘。观一切乘。还入一乘。又观修行。无量道品。普济群生。而不取我。不缚不脱。尽于未来。乃名精进。
  新语云:这与僧肇作涅槃论进秦王(姚兴),是同一主旨与精义,但各有不同的表达。撒手还源
  大士屡次施舍财物,建立法会。及门弟子也愈来愈多,而流行于南北朝时代佛法中的舍身火化以奉施佛恩的事情,在傅大士的门下,也屡见不鲜。到了大同十年(公元五四四年),大士以佛像及手书经文,悉数委托大众,又以屋宇田地资生什物等,完全捐舍,营建精舍,设大法会,自己至于无立锥之地,又与他的夫人刘妙光各自创建草庵以居。他的夫人也“草衣木食,昼夜劝苦,仅得少足。”“俄有劫贼群至,以刀马+丘胁,大士初无惧色,徐谓之曰:若要财物,任意取去,何为怒耶?贼去,家空,宴如也。”
  先时,弟子问曰:“若复有人深障,大士还先知否?”大士答曰:“补处菩萨,有所不知耶?我当坐道场时,此人是魔使,为我作障碍,我当用此为法门。汝等但看我遭恼乱,不生嗔恚(gui4:恨,怒)。汝等云何小小被障而便欲分天隔地殊。我亦平等度之,无有差也。”弟子又问:“师既如是,何故无六通?”大士答曰:“声闻、辟支,尚有六通,汝视我行业缘起若此,岂无六通,今我但示同凡耳。”
  太清三年(公元五四九年),“粱运将终,灾祸竞兴。大士乡邑逢灾。所有资财,散与饥贫。课励徒侣,共拾野菜煮粥,人人割食,以济闾(lv2:里门,巷口的门。)里。”
  天嘉二年(公元五六一年),他的定中感应到过去的七佛和他同在,释迦在前,维摩在后。唯有释迦屡次回头对他说:“你要递补我的位置。”
  陈太建元年(公元五六九年),大士示疾,入于寂灭。世寿七十三岁。当时,嵩山陀已先大士入灭,大士心自知之,乃集诸弟子曰:“嵩公已还兜率天宫待我。我同度众生之人,去已尽矣!我决不久住于世。”乃作《还源诗》十二章。
  傅大士《还源诗》:
  还源去,生死涅槃齐。由心不平等,法性有高低。还源去,说易运心难。般若无形相,教作若为观。还源去,欲求般若易。但息是非心,自然成大智。还源去,触处可幽栖。涅槃生死是,烦恼即菩提。还源去,依见莫随情。法性无增减,妄说有亏盈。还源去,何须更远寻。欲求正解脱,端正自观心。还源去,心性不思议。志小无为大,芥子纳须弥。还源去,解脱无边际。和光与物同,如空不染世。还源去,何须次第求。法性无前后,一念一时修。还源去,心性不沉浮。安住王三昧,万行悉圆修。还源去,生死本纷纶。横计虚为实,六情常自昏。还源去,般若酒澄清。能治烦恼病,自饮劝众生。
  新语云:傅大士生于齐、粱之际,悟道以后,精进修持,及其状盛之年,方显知于粱武帝,备受敬重。而终粱、陈之间,数十年中,始终在世变频仍、生灵涂炭、民生不安中度过他的一生。但他不但在东南半壁江山中,宏扬正法而建立教化,而且极尽所能,施行大乘菩萨道的愿力,救灾济贫,不遗余力。当时江左的偏安局面,有他一人的德行,作为平民大众安度乱离的屏障,其功实有多者。至于见地超人,修行真实,虽游行于佛学经论之内,而又超然于教外别传之旨,如非再来人,岂能如此。中国禅自齐、粱之间,有了志公和傅大士的影响,因此而开启唐、宋以后中国禅宗的知见。如傅大士者,实亦旷代一人。齐、粱之间禅宗的兴起,受其影响最大,而形成唐、宋禅宗的作略,除了以达摩禅为主体之外,便是志公的大乘禅,傅大士的维摩禅。也可以说,中国禅宗原始的宗风,实由于达摩、志公、傅大士“三大士”的总结而成。僧肇与竺道生的佛学义理思想,但为中国佛学思想超颍的造诣,与习禅的关系不大,学者不可不察也。后世修习禅宗者。如欲以居士身而作世出世间的千秋事业,应对于傅大士的维摩禅神而明之,留心效法,或可有望。如以有所得心,求无为之道,我实不知其可也。
附:有关傅大士的传记资料
  太建元年,岁次已丑,夏四月丙申,朔,大士寝疾,告其子普建、普成二法师曰:“我从第四天来,为度众生。故汝等慎护三业,精劝六度,行忏悔法免堕三涂。二师因问曰:脱不住世,众或离散,佛殿不成,若何?大士曰:我去世后,可现相至二十四日。乙卯,大士入涅般+木,时年七十三,肉色不变,至三日,举身还暖,形相瑞洁,转手柔软。更七日,鸟伤县令陈锺耆来求香火结缘,因取香火及四众次第传之,次及大士,大士犹反手受香。沙门法王+睿等曰:我等有幸,预蒙菩萨示还源相,手自传香,表存非异,使后世知圣化余芳。初,大士之未亡也,语弟子曰:我灭度后,莫移我卧床,后七日,当有法猛上人将织成弥勒佛像来,长镇我床上,用标形相也。及至七日,果有法猛上人,将织成弥勒佛像,并一小铜钟子,安大士床上。猛时作礼流泪,须臾,忽然不见......。太建四年(公元五七三年)九月十九日,弟子沙门法王+睿、菩提智王+赞等,为双林寺启陈宣帝,请立大大士,并慧集法师、慧和门内者梨等碑。于是,诏侍中尚书左仆射领大著作建昌县开国侯东海徐陵为大士碑。尚书左仆射领国子祭酒豫州大中正汝南周弘正为慧和门内者梨碑。(以上资料,皆取自唐进士楼颍撰述。徐陵碑文,取材略同,并无多大出入,均可为信。)
还珠留书记
  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正议大夫、使持节都督越州诸军事、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元稹(zhen2:同缜)述:粱陈以上,号骛(wu4:骛水,水名,在江西省)州义鸟县为东阳鸟伤县。县民傅翕,字玄风,娶刘妙光为妻,生二子。年二十四,犹为渔。因异僧嵩谓曰:尔弥勒化身,何为渔?遂令自鉴于水,乃见圆光异状;夫西人所谓为佛者,始自异。一旦,入松山,坐两大树下,自号为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久之,卖妻子以充僧施,远近多归之。粱大通中,移书武帝,召至都下;闻其多诡异,因敕(chi4:帝王的诏书、命令)诸吏,翕至辄(zhe2:总是)扃(jiong2:从外面关门的闩、钩等。)闭其门户。翕先是持大椎以往,人不之测,至是挝(zhua1:打,敲打)一门,而诸门尽启。帝异之。他日坐法榻上,帝至不起。翕不知书,而言语辩论,皆可奇。帝尝赐大珠,能出水火于日月。陈太建初,卒于双林寺,寺在翕所坐两大树之山下,故名焉。凡翕有神异变现,若佛书之所云,不可思议者,前进士楼颍为之实录凡七卷。而侍中徐陵亦为文于碑。翕卒后,弟子菩提等,多请王公大臣为护法檀越。陈后主为王时,亦尝益其请。而司空候安都,以至有唐卢熙,凡一百七十五人,皆手字名姓,殷请愿言。宝历中,余莅(li4:到)越。骛,余所刺郡,因出教义鸟,索其事实。双林僧挈粱陈以来书诏,泪碑录十三轴,与水火珠,扣门椎,织成佛,大水突,偕至焉。余因返其珠椎佛突,取其萧陈二主书,泊侯安都等名氏,治背装剪,异日将广之于好古者,亦所以大翕遗事于天下也,与夫委弃残烂于空山,益不侔(mou2:相等,齐)矣,固无让于义取焉。而又偿以束帛,且为书其事于寺石以相当之,取其复还之最重者为名,故曰还珠留书记。三年十月二十日。(开成二年十二月,内供奉大德慧元、清涔、(cen2:连续的雨,积水成涝)令弘深禅师及永庆送归。)禅宗三祖其人其事
  有关中国禅宗史料的专书,和历代禅师的语录,乃至禅宗公案的汇书等,记述达摩大师“教外别传”一系的传乘中,谈到二祖神光传授道统衣钵给三祖僧璨大师的事,又是一段扑朔迷离的疑案。据唐代高僧道宣律师所撰的唐<<高僧传>>,和禅宗汇书的<<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书,一再记载他和二祖神光之间的悟道因缘和付法授受的经过,但毕竟语焉不详,犹如司马迁作<<伯夷列传>>所谓:“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后来到了唐代天宝年间,因河南尹(yin1:旧时官名)李常问荷泽(神会)大师关于三祖归宿的事,才由荷泽说出:“璨大师自罗浮(广东)归山谷,得月余方示灭,今舒州见有三祖墓。”云云。这种述说,又如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所称:“太史公云:‘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同样都是“于史无据,于事有之”的旁证。至于历来传述三祖的<<信心铭>>一篇,则又如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所引用<<采薇>>之歌一样,都是对某一人某一事唯一值得征信的史料,可资存疑者的参考而已。
从禅宗四祖的传记中追寻三祖的踪迹
  现在根据《传灯录》与唐《高僧传》的记载,提出有关三祖僧璨与四祖道信之间的授受事迹,再作研究的参考。如云:“僧璨大师者,不知何许人也。初以白衣(未出家)谒(ye4:拜见)二祖。既受度传法,隐于舒州之皖公山。属后周武帝破灭佛法,师往来太湖县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时人无能知者。至隋开皇十二年壬子岁(公元五九二年),有沙弥道信,年始十四,来礼师曰: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师曰:谁缚汝。曰:无人缚。师曰:何更求解脱?信于言下大悟。服勤九载,后于吉州受戒,待奉尤谨。师屡试以玄微,知其缘熟,乃付衣钵偈曰: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师又曰?昔可大师付吾法后,往邺都行化三十年方终,今吾得汝,何滞此乎?即适罗浮山,优游三载,却旋旧址,逾月,士民奔趋,大设檀供,师为四众广说宣心要讫,于法会大树下合掌立终。即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六0六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

0

阅读 评论 收藏 转载 喜欢 打印举报/Report
后一篇:胡思随想
  • 评论加载中,请稍候...
发评论

    发评论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后一篇 >胡思随想
      

    新浪BLOG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4000520066 提示音后按1键(按当地市话标准计费)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