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没干什么，”他的脸都红了：“鲍尔，你去玩吧！”
后来，他渐渐也不避开我了。似乎是因为他感觉我长大了，有些事情可以与我分享。而当时，我也不过五岁。
“这是哪里？”我指着那些奇形怪状的城市问：“伦敦？圣弗朗西斯科？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
因为在我还躺在婴儿床上的时候，父亲就给我买了一个地球仪，手把着手教我转来转去，所以我很早就认识了很多城市。
“哦，都不是。这是一座我虚构的城市。”
“虚构？”我那时还太小，不太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我报了幼儿绘画班，父亲开始拿我的彩笔创作彩色地图。他把去年的旧挂历拆下来，铺在地上，画了一座巨大的城市，比我们住的多佛要大上十倍不止。
“你这是画的纽约？”我看看那些错综复杂的街道，我还没去过纽约，但我知道它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城市。
“不，”父亲抬起头来，骄傲地说：“这是我最爱的一座城市。”
“它叫什么名字？”我问。
“哦，瞧瞧，你把我问住了，”父亲耸了耸肩膀：“我还没想好呢。”
“叫鲍尔和番茄酱好吗？”我把嘴里的面包拿出来晃了晃。
“这个名字不错，”父亲说：“可是，不着急。”
“要不叫毛毛熊波比城？”我想起不知哪儿听来的一个童话。
“哦，你真是个可爱的孩子”，爸爸亲了我的额头：“它会有自己的名字的，我们不着急。”
听了这话，我很高兴，因为他说“我们”，他把我也包括了进去。
那座城市日益繁杂盛大起来，宽阔的河流，几百条街道，密密麻麻的地铁、公交线路，大学、博物馆、歌剧院、商场、大饭店、书店、医院……应有尽有。随后，父亲忙着给城市绿化，添置公园、绿地，洒锄草剂……忙的不亦乐乎。眼瞅着一个暑假就要过去了，可有一座广场还在兴建。
“爸爸，你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我背对着他，玩一件蠢苯无比的火车积木。
“不着急。”父亲用他特有的慢条斯理的腔调回答。
“我想吃比萨。”
我一连说了三遍，爸爸没有回应。他太专注了，我有些不满：“爸爸——”
我回过头去，爸爸不见了。桌子上只剩下一只画笔，灰色混凝土的颜色。
“爸爸，”我叫。没有人答应。我跑到卫生间里，也没有人。厨房里、阳台上，都没有。
“别跟我捉迷藏，我知道你在哪儿。”我一把拽开起居室的壁橱门，一大捆被子、衣物滚落下来，将我埋在下面。我钻出来，像一只刚破壳而出的小鸡。
可是，爸爸还不在。我没有听见门响，何况，爸爸几乎从不出门。尽管如此，我还是敲起了对面的门。一个膘捍的黑家伙探出头，狠狠地瞪我：“干什么？”
“对不起，先生，我爸爸在你家吗？”我怯生生地问。
“你看看我是吗？”他大声吼叫着把门关上。
我又去了门口的便利店，我知道爸爸有时候到那里去买香烟。一个脸色发蓝的墨西哥女人，总是涂着紫色的嘴唇。她喜欢我，每次见到我都把我搂到怀里，宝贝、心肝什么的叫个没完。我非常怕她，但她每次都会往我兜里塞上一块巧克力。这对我又是一种诱惑。
我用力挣脱她肥胖的胸，抹了抹她流在我脸上的口水，气喘吁吁地说：“我要找我爸爸。”
“你爸爸？”
“我爸爸来过吗？”
“哦，我倒希望他来，可那狗东西不爱我，他爱的是莉莉。莉莉，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对面理发店的那个瘦高挑的妖精。”这次,她忘了给我巧克力。
我又去找莉莉，理发店门口有一个高高大玻璃转灯，里面有斑马条纹，转啊转啊，我最喜欢这个。
“莉莉，你看见我爸爸了吗？”
莉莉正在给一个男人吹头发，那个男人把手放在她的腿上摸来摸去。
莉莉她长的可真漂亮，我想爸爸要是爱上她，我没意见。可那个男人？我小小年纪还想不通。
“哦，请告诉我。他们为什么管你妖精呢？你会变吗？”
莉莉脸红了，没有回答，而是问我：“是谁让你到我这里来找你爸爸？”
“就是便利店的那个老板。”
“臭婆娘！”莉莉大声说：“你爸爸不在这里，永远不要到这里来找你爸爸！”
说着，她又拿起了定型胶，朝那个男人的头发上喷，我往镜子里一看，那个男人的脑袋活像一只大冰淇淋。
我哭哭啼啼回到家里，爸爸还没有回来。于是，我又哭哭啼啼地走出去。我站在大门口张望，直到一个女人走到我面前，蹲下身来，抱起我，亲着我脸蛋上的泪：“宝贝，你怎么了？是想妈妈了吗？”
我嘴唇动了动，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爸爸不见了！”
我把妈妈领到爸爸的书房里，领到那张巨大的地图面前，说：“爸爸就是在这里，突然就没了！”
妈妈呜地一声哭出来，“可怜的孩子，我们可怎么办啊……”
坐在比萨店里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爸爸再也不回来了！
后来，我又有了新爸爸。一个曾在妈妈任教的古波斯语补习班上听过课的律师，谁也不知道他学那玩意干嘛。我们搬离了这座城市，到了新爸爸居住的北卡罗莱纳。新爸爸对我很好，妈妈对我也很好，但这不能使我忘记原先的爸爸。一年后，我又有了一个妹妹，她长的很漂亮，像一个小莉莉。
时间过的飞快，我渐渐地长大，与父母分居，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妹妹长的和那个遥远城市里当年的莉莉一模一样，她在新泽西读大学，有了自己的男朋友。
她有一次把男朋友带给我看，我们谈论起了战争这个时髦的话题。那个其貌不扬的家伙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抚摸着莉莉的大腿，胸有成竹地说：“依我看，总统坚持不了多久了。”
那一刻，我突然想问我妹妹：你把我爸爸弄哪儿去了？她肯定会把我当成神经病，还是不问的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人应该知趣。
我从没跟我妻子和我儿子讲起我的亲生父亲，她们都以为我只有一个父亲。而这个父亲，去年冬天突然死于脑溢血。不是像电影里常演的那样摔倒在浴缸里，而是坐在马桶上睡着了。他手里拿着一张星期六的《纽约时报》，上面有杨基队和洛杉矶巨人队比赛的最新消息。我儿子最喜欢杨基队，他已经是校棒球队的队员。他很聪明，很健壮，比我强。
我和妻子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因为我们实在没有时间陪伴她。我们每隔一个月去看她一次，我们最近一次去，是在她七十岁生日那天。我们走进她的房间，看见她的桌子上已经摆着蛋糕，还有一束红玫瑰。我从没见过那么鲜艳的玫瑰。母亲正在和一个秃顶的老头接吻，我们没忍心打扰他们。过了半天，那个老头先发现了我们。他的脸像一只蟾蜍，上面布满发光的疙瘩。
“这是约翰逊。”母亲落落大方地给我们介绍。
“你好。”他的手潮湿而冰凉，似乎是刚从泥地里爬出。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和我一起怀念我的父亲。我只能自己怀念，在妻子和儿子睡着的时候，在他们外出的时候。
这年暑假，儿子和他所在的校队参加全州中学生棒球联赛，比赛在离我们很近的阿什维尔举行。
我没有去看。“你妈妈去就行了，”我说：“亲爱的孩子，我们都很爱你”。
其实，我知道他妈妈并不是为了去看他打球，她在那里有一个情人。我只是假装不知道。
“鲍尔，你不配做我爸爸！”那小伙子叫着我的名字，愤然摔门而去。
房间里只剩下了我自己，寂静包围了我，我又一次怀念起我那突然失踪了的父亲。我取出爸爸留下的最后那幅地图，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保存着它。当初正是因为我的强烈要求，母亲才没有把它同父亲的其他遗物一起付之一炬。结婚时，我又把它悄悄带到我和妻子的家里，将它藏在只有我知道的一个地方。
现在，我取出这幅地图，将它打开，铺平，然后又拿出一只彩笔。是的，就是爸爸最后用的那支，我小时候的画笔。我拔开笔帽，笔墨已经风干了，只能勉强画出一点痕迹。我把笔停留在父亲没有画完的那座广场前，试着沿着他停止的笔迹画下去。
我只画了一笔，仿佛有一扇门在我面前豁然敞开了。自己站在一个陌生的广场上，四周空无一人。我明白这就是父亲画下的那座城市，我将很快与他重逢。于是，脸上露出了婴儿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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