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封建社会以及战国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

第一节、问题的缘起

㈠、最初时期对封建概念的理解

战国以后的中国社会并非封建社会，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看法。事实上从最开始的时候，或者说最初用封建社会来翻译feudalism这个概念的时候，普遍的看法都是把战国以前的周代（或者还包括夏商）作为封建时期，而战国以后的中国并不属于封建。

封建这个名词，中国古已有之，后来又作为feudalism的翻译对应名词。显然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中国古已有之的封建和西方的封建fudalism之间是有联系的。

冯天瑜对于这一时期的情况在《值得重新体味的清民之际的“封建”观》[110]中做了很不错的论述，我这里对他文章的内容做一个简单概括式的介绍。

日本最早用“封建”这个中国古代名词来翻译西方的feudalism的概念，受此影响，中国本土对于和西方feudalism相应的封建的概念也逐渐形成。曾经担任清朝驻日本外交官的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使用了大量欧美新名词，其中也包括了“封建”，他应该是最早把中国古已有之的封建和西方意义的封建的概念统一来使用的中国人。按照这一意义上的封建概念，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是封建，明治维新则是废除封建，而中国则是西周时期为封建，战国时期则是封建制度瓦解。

此后梁启超对“封建”这一概念的使用也与此类似。梁启超明确把秦以后的两千年排除在封建以外，他说“秦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二千年循其轨而不易。中间如汉时封子弟为王，功臣为侯，晋时之八王，明代之燕王、宸濠等，虽有封建之举，不移时而遂变灭，不成其列国之形也。”

“梁启超将‘封建时代’视为中国古史的一个阶段，并不与他所处的时代相衔接，在‘封建’与‘近代’之间有一漫长历程，梁氏或名之‘统一时代’，或名之‘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

应该说梁启超是更明确地在中西方统一意义上来使用封建这个概念，所以1902年他写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说“封建之运，东西所同也。中国有之，日本有之，欧洲亦有之。然欧洲、日本，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何也?欧洲有市府而中国无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国无有也。”

以后严复1903的译作《社会通诠》，在中国首次以“封建”对译feudalism。他对封建的理解与上面两位也大体类似，“ 在严复看来，中国的封建时代，下迄于周代，不包含秦以后，与西欧封建制在时段上相错甚远。至于秦汉以后，严复称为‘法专于国主’的‘霸朝’(即专制帝制)，并将秦以后的社会用设问句名之——‘以为军国社会者欤?’”

这一时期对封建概念的理解，具有代表性的还有孙中山的观点，按照冯天瑜的说法“孙氏一生提出过许多革命口号，如早年的‘振兴中华’、‘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中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乃至晚年的‘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等，却从未提过‘反封建’的口号，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反封建’旗帜之际，孙中山也没有苟同‘反封建’的提法”

“孙中山认为封建制在中国已结束两千多年，他终生未提“反封建”一类口号。”

直至晚年，孙氏认为，秦代已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比欧洲直到中世纪末、近代初的“打破封建”早了两千年。孙氏1924年1～8月在广州作《三民主义十六讲》系列演说，其中《民权主义六讲》的第三讲说：“欧洲两百多年以前还是在封建时代，和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时代相同。因为中国政治的进化早过欧洲，所以中国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欧洲就是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欧洲没有革命以前的情形，和中国比较起来，欧洲的专制要比中国厉害得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世袭制度。当时欧洲的帝王公侯那些贵族，代代都世袭贵族，不去做别种事业；人民也代代都是世袭一种事业，不能够去做别种事业。……中国自古代封建制度破坏以后，这种限制也完全打破。”

㈡、对封建概念理解的变化以及不同观点的争论

冯天瑜对这一时期封建概念理解上的论述，应该说相当精要，但事情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逐渐发生了变化。在西方，封建的含义本身就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普及而产生了变化，原先的封建社会的含义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制度，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来，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由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种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得许多人努力把中国历史也纳入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当中去，既然中国落后于西方，没有进入资本主义，而西方，资本主义以前就是封建社会，那么很自然就把中国从战国以后的社会定性成了封建社会。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敬告青年》中就已经说：“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徵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他斥两千年来所奉行的孔教为“封建时代之道德”、“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政治”[111]

所以王亚南说过：“所谓‘封建军阀’‘封建思想’一类术语，早就流行于一般文人学士之口。”（《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第39页）陈嘨江也说过：“封建说法之所以繁盛的原因，当回溯1925—1927革命的时候，那时把一切旧的都看作封建的，因而亦在被打倒之列”（《西汉社会经济研究·导言》，新生命书局，1936年）。[111]

这样来使用“封建”概念，当然丧失了科学意义，纯粹成为宣传名词，成为“旧的”“传统的”“腐朽的”“僵化的”“保守的”“落后的”代名词，其确切之含义已不可问矣。

但此时一般严肃学者而言，确实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产生了分流，一般左翼的学者为了响应列宁的说法，力图从学理上论证中国从秦汉到明清的封建社会性质。这时候封建的概念，已经不是其本来的单纯政治上层建筑概念，而变成一个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为分析立足点的概念，核心就是把地主农民对立的生产关系作为封建社会的基石，将其看成和西方的领主农奴制本质同一的生产关系，以此作为判断中国社会为封建的依据。

但这样的观点显然在当时并非主流，许多学者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比如陶希圣的观点是∶1.封建制度在春秋时已经崩坏，中国早已不是封建的国家，只有对外藩的统治仍然是取封建的形式；2.中国政府是地主官僚政府，不奖励商业，商业绝对不发达，尤其是禁止国人从事国外的贸易；3.所以，中国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份与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4.我们若以这一士大夫身份及以这个身份为背景的官僚政府为封建势力，则我们提出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的，但非打倒封建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已经不存在。他还提出，“在此时来解决土地问题，可以打倒士大夫的残余势力，不过不能解除帝国主义通过官僚政府的对中国的统治。”[112]

事实上陶希圣的观点已经并非简单的对梁启超等人观点的重复，他已经注重从经济角度来分析中国以后的社会究竟是否属于封建社会，态度也相当谨慎，这从他下面这些话中是可以看出来的“诸侯王舆封建领主也不可混淆不辨。封建领主是吃农户的地租与劳役而对于农户有经济剥削权同时有政治支配权的阶级．汉代以降的封君封家却是吃地主农夫的赋税的阶级。例如汉代的诸侯王，食一万户乃至二千户，每户年纳二百文的赋税。他在封邑之内可以名田，在封外名田是有罚的．这是说封君虽可以私有土地于其封邑之内。却是收税户的税而生存的。”[113]

“春秋以前的贵族，战国到前汉的封君与士，后汉至唐代的士族，宋代以来的士人，现代的知识分子，其间都各有差异，并且差异是源于经济的变迁，尤其是土地制度的变迁．强把这些混为一谈是不应当而且是不可能的。”[113]

“统治者与支配者在春秋以前是同一的。战国以后逐渐分为二。因之有官僚制度。唐代以降，官僚己不用耕田做俸禄了。唐以真前及唐以后的官僚性质因之又颇有差异。如此等类的细微或重大差别，使我们不容易随意下一个空洞的名词，而抹杀一切具体的现象．如果我们要重视历史的事实，便不能忽去这些巨细的差别”[113]

另外一些反对秦汉以后封建论的学者如“陈邦国说：‘商品经济是破坏封建经济（自然的生产形式）的。在中国历史上，自西周末年便已开始了商品生产的形式……封建社会已开始崩溃。’‘秦的统一，是商业资本的统一。’‘集权的君主国，如秦始皇，这已经不是代表封建，而是商业资本的形式了。’‘专制主义社会’论者王礼锡把西周当作封建制度的标本。‘到了周末，自然经济已经在分解中，交换经济发达，在过去为自给自足的生产者，转变为市场而生产。政权的逐渐集中化。到秦朝大一统就成功了。‘政治关系的地域色彩和土地关系的政治色彩’（按，这是王氏引米诺贾托夫《英国中世纪的领地》中语）都逐渐地减弱了，这难道还是纯粹的封建制度吗？”他批评郭沫若秦统一完成封建化时引述杜波罗夫斯基的话：‘封建制度的（政治上）特征是非中央集权化’。”[111]

再如钱穆的观点也颇有代表性

“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以学术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学术流于民间，既不为贵族世家所独擅，又不为宗教宗庙所专有。平民社会传播学术之机会，既易且广，而学业既为从政之阶梯，白衣卿相，自秦以来即尔。既无特殊之贵族阶级，是亦不足以言‘封建’。若就经济情况而论，中国虽称以农立国，然工商业之发展，战国、秦、汉以来，已有可观。惟在上者不断加以节制，不使有甚贫，甚富之判。……则佃户之卖田纳租于田主，亦一种经济契约之关系，不得目田主为贵族、为封君，目佃户为农奴、为私属。土地既非采邑，即难以‘封建’相拟。然若谓中国乃资本主义之社会，则又未是。”

钱穆还进一步对西方划分社会的公式提出了疑义∶“然则中国已往政制，尽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已往社会，亦尽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设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方学者此等分类之外？”[114]《 引论》p22-p23

还有被称为史学天才但又英年早逝的民国学者张荫麟说：“严格地说封建的社会的要素是这样：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在这社会里，凡统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即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转卖所耕的土地”。“照这界说，周代的社会无疑地是封建社会。而且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从这散漫的封建的帝国到汉以后统一的郡县的帝国，……是我国社会史的中心问题之一。”[115]p24-25

此外如史学大家陈寅格同样反对把秦汉以后的社会称为封建社会。如李慎之在一封信中所说“查一查一生‘未尝曲学阿世’的陈寅格先生的文集，决不会发现他会在任何地方把秦始皇已经‘废封建、立郡县’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作‘封建社会’。”[116]

从上面这些引用的论述可以看出，是一直到解放前，把战国以后的中国社会说成是封建社会的看法并不占据主流。

而到了解放以后，秦汉到明清为封建社会论才占据了统治地位。更由于被写入了小学中学的教科书,灌输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深入人心，使得这样的观点几乎成为不移的定论。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又开始某种向起点回归的倾向，对于用封建社会来概括从秦汉到明清的中国社会的观点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多。如李根蟠所说“现在，封建地主制理论又遇到更为根本性的挑战。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出现一股似乎越来越大声浪，否定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封建社会，尤其是不承认战国秦汉以后的中国为封建社会。他们说，西欧的封建（feudalism）和中国古代的‘封建’是根本不同的，认定中国古代存在西欧式的封建社会，是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的学说（五阶段论）硬套到中国历史上的结果；这是中国古史研究中最大的‘荒谬’和‘尴尬’，云云。如果连封建社会都不存在，封建地主制就更是无从谈起。”[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