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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蔚县前县委书记黄绍雄(一)

(2019-02-22 12: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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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绍雄

分类: 散文/报告文学

从登上庙堂到退隐书斋

——怀念蔚县前县委书记黄绍雄(一)

張懷遠

  怀念蔚县前县委书记黄绍雄(一)

2019116日,我心中无名地焦躁不安。想到病重的黄绍雄,便给他发了一则信息,这是多时以来我惟一能与他沟通的管道。原文是:

“黄书记好!多有日未曾问安,甚是挂念。眼看到腊月中旬,不久后,前往问安的人会增多,为了避免搅扰,我提前问候了。祝愿早日弃病回安。如需我做什么,盼请郭大姐(案:指黄夫人郭秀峰)告诉就是。张怀远,即日。”

我知道,他病已成痼疾,回天无力,我只能做转弯问候。

117日上午1037分,他给我回复了一条信息:

“怀远:我刚出院不久,自知来日无多,谢谢你,望保重。”

我见到信息大喜,觉得他神思清晰。心想,尽管文字中有末日流露,或许是自我调侃罢。1047分,我马上补发了一条信息:

“黄书记好!转机或奇迹会有的,我切盼着像往年那样到府上畅谈的光景出现。(如身体不适,望不必回复)张怀远,117日上午。”

却未料到,五日后的122日,他终于病体不支,走上不归路。

这三条信息一直保存在我的手机里,成为我们之间多年来交流交往的最后的纪念。

黄绍雄逝世的翌日,我闻讯赶到黄宅,向他的遗体三鞠躬告别。之后,悲情离绪便笼罩了我,挥之不开。看来,除非诉诸文字,无以排遣了。

两年前的20171013日,与我相处甚密的另一位前县委书记安俊杰去世,我曾撰写过题为《在自书历史与被书历史之间》的悼念长文,如今涌上心头的意绪则是《在文友与知己之间》。

黄绍雄人不在了,四十多年来我与他交往相处的点点滴滴,却油然浮上心来。

 

从登上庙堂到退隐书斋

我与黄绍雄的初识,始于我们当年是蔚县革命委员会(“文革”时期的特殊政权组织)机关的同事。蔚县革命委员会下设政治部和生产指挥部,前者相当于中共蔚县县委,后者相当于蔚县人民政府。政治部下设干部组、组织组(两者相当于县委组织部),宣传组(相当于县委宣传部),群众工作组(简称群工组,相当于县工会、县妇联会、团县委)和机关党委会。我是1972年进入县群工组的,黄绍雄早于我,已在机关党委会。

那时候的社会虽处在非常时期,但人性仍未沦落到后来的程度,至今我仍对当年的机关生活保留着某些美好的记忆。机关里一些老大哥、老大姐干部,对我们青年干部颇为爱护。当时机关里人不多,彼此都比较熟悉,相处其乐融融。黄绍雄年长我五岁,也处于“小字辈”之列,被称为小黄,而称我为小张。由于他年长于我,我称他为老黄。大家赞许我们两人颇有文才。

其实,那时候我们的文化素养都还有限。记得王纯担任县委书记后,将黄绍雄提拔到县委办公室当副主任,很器重他。大约是1982年的一天,黄绍雄按照王纯的大会讲话整理文件,遇到“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句,不知何意,就跑来问我。我的古文功底不行,对《诗经·小雅·北山》中的这几句诗当时还没有听闻。知道被人们引用得满天飞,是后来的事。

也就是在伺候王纯的过程中,黄绍雄被王纯看中,在1983年机构改革时,破例地推举为县委书记。

由于黄绍雄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大家对他称呼也有变化,“老黄”变成“黄书记”。因为后来他是我的直接上级,且又年长于我,觉得称“老黄”不合时宜;称“黄绍老”,又显得忸怩,况且他当时还不算老;称“黄先生”,文字书信尚可,口头当面又有点文绉绉。想来想去,还是从俗,称“黄书记”吧。

人,总是由时代所雕琢,为社会所型塑。要想挣脱旧俗的束缚,就得付出代价。更多的情况是,付出代价也很难自由。黄绍雄的一生,处在中国社会的非常时期,他后来所担任的“县委书记”名称本身就是一种说明。本来,地方行政长官应该称“长”,而不是不伦不类的“书记”。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常。我一直认为,在非正常体制下为官是一种灾难,我的很多为官的朋友,已经遇到这样那样不同的灾难。也许正是这种不正常社会的现实,影响到他后来的生活,改变了他的人生轨道。

记得好像是1987年,有一天我们相遇,他突然对我说:

“怀远,我不想干了,已经写了多次辞职信。”

我很惊诧,退下来后该做什么呢?他说,当一般干部。

此后,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我们还谈过几次。但他很谨慎,并未透露更多内情细节。他公开的原因是身体不适应。多少年后,他在《老生闲聊》一文中写道:“到任职一年零七个月时(1985年6月),为了不因自己的身体差而贻误工作,我向地委提出辞职申请,并表明:免职后‘没有任何要求,当一般干部我也会和过去一样地工作,能上能下不应成为一句空话。’经过连续五年向省、地委申请辞职,1989年终于获准,12月免职。”(黄绍雄《老生闲聊》,见《蔚州学子》第342页,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年3月版

我作为曾与他共事者,我觉得他的县委书记工作做得风生水起,很为张家口地委书记张德盈所赏识。他自己也言之凿凿地说,“此前上级领导迟迟未批准也包含着对我的信任,对此我并非不知好歹,所以至今仍和原地委老书记保持着深厚情谊。”(出处同上注)因此,我认为,他的辞职既不是工作能力问题,也不是身体问题,而是另有原因。我揣测的是他心中的道德律与现实中所通行的道德律发生了抵触,让他欲进不悦,欲罢不能,处在矛盾惶遽之中。据说有他近旁人形容说,本来与他一起的朋友,走着走着,他就被摔到圈子外面了。既然如此,索性以退为安吧。据说他曾说我,融入不了当今的圈子。相比之下,他比我柔韧得多,尚且如此,像我这样执拗的脾气,不被当今看作异类才怪呢。所以,埋头于书斋,是最好的去处。

总之,黄绍雄的那一段官场生涯好像并不惬意。中国传统文人的退守之路,或进入寺庙,或躲进书斋。前者是消极的,后者可以是积极的。因为在庙堂无法实现的理想,可以在书斋得到补偿。退守书斋之后,他找到了自我,将自己成就为一位中国史学家。他一生最值得提念的业绩,终于在这里闪现。

                                                                                                                                                                20190222日,静也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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