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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乳山的于凤至到底哪年出生?

转载 2015-03-16 11:25:04

于凤至祖籍乳山司马庄,近日在进行研究时,发现其出生年有多种说法,较为普遍的是1897年,另外有1898年,1899年共三种说法。​​

研究后发现,其应出生于1898年,一是根据张学良的出生年,张学良和于凤至回忆录中都不约而同提到相差三岁;二是根据一篇报道,说于凤至后人根据其属相,应该出生于1898年。​

今天终于找到一篇具体考证的文章,和我的研究完全一致,复制到这,让大家共同分享。(我的QQ576475532)​

附:《于凤至诞生年代考》

 

于凤至诞生年代考

金恩辉

2008年,我曾收到美国中国东北同乡会会长申春平先生关于召开“张学良、于凤至国际学术研究会”邀请函,非常高兴。于凤至前辈深明大义,热爱祖国和家乡,她毕其一生,卓绝奋斗、协助夫君的事业,尤其在她与张学良将军结为夫妻的前期,张学良将军为中国近代历史写下的东北三省“易帜”,结束黑暗的北洋政府、全力发展东北地区各项事业等重大建树中,于凤至功不可没,对国家和民族做出了贡献;她是集中囯传统美德与现代思想于一身的、出现在20世纪中国人民面前的杰出而非凡的女性之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位有深远影响的女姓,素为家乡父老和后人们推崇与景仰。国内外、海内外各方贤达和乡亲们将张学良将军和他的结发夫人于凤至联系起來纪念,并作为国际学术研究会的会议主题,大家一起去追思她和她的夫君的思想与业迹,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于凤至究竟生于哪一年?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比较不难回答的问题,但历来在国内外的说法却并不一致,可谓众说纷纭。笔者现将近十年来的歧异,经初步梳理、分析、研究后,得出如下的结论:于凤至生于1898年,并对本人得出结论的过程及其理由加以陈述。作为于凤至的故乡----吉林省的学人,我认为这次聚会应当具有另一层的、特殊的意义;这就是,2008年正是于凤至前辈110周年诞辰,我们幸逢纪念这个值得缅怀的日子,就在感情上感到格外地亲切、庄重和热烈。

从于凤至墓前所刻碑文提出的問题

那是1998年5月末,我赴美国夏威夷参加第一华人基督教会为张学良将军举行的生日感恩会后,6月初,又同好友、著名影视剧作家王朝柱等先生一行,赴洛杉矶采访4天。时任美国中国东北同乡会会长的萧朝智老先生热情地尽了地主之谊,他以年过古稀之身亲自开车迎送我们,包括热情地陪同我们在洛杉矶访谒于凤至的故宅、墓地。

回国后,我写有一篇记实性的短文《“卿名凤至不一般”-——洛杉矶访于凤至女士故宅、墓地有感》,发表在《华章》(长春)杂志1999年创刊号上。关于墓地的情况,拙文中记载:“玫瑰园墓地空旷、肃静,在离大门不太远的山坡上,拾级而上,就是于凤至生前为自己和张学良购置的墓地,墓地四周用花岗石砌成半人高的围墙,墙内花草锦簇,淡淡的清香拥抱着于凤至的坟穴,美丽的天使塑像下面竖立着白色的石碑,碑上镂刻着中英两种文字:‘张学良先生之发妻于凤至女士之墓(1899——1990)’。萧朝智在碑前代表大家献上一束鲜花,我们一行在墓前低头伫立、留影纪念。”[注1]

距此文发表二年多以后,我收到一位远方的朋友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质疑我说:“你这篇文章中所记于凤至的出生年,是根据碑文上的刻字而写下的吗?你对碑文所记准确吗?你有没有记录失误的可能?”他建议我去读一读2001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窦应泰先生著的《张学良结发夫人于凤至旅美五十年》一书。我找来此书,看到了如下记载:“美国洛杉矶城外玫瑰园公墓”,左边的“那座墓穴里安葬着一代东北才女、少帅张学良结发夫人于凤至女士的灵骨,墓碑上用中英两种文字镂刻着:张学良先生之发妻张于凤至女士之墓(1897—1990)”[注2]一为“1899”,一为“1897”,两个记录显然是不一致的。

我又找到窦应泰先生的另一部著作:《张学良在美国》,上写有:“那方花岗石下的墓碑正面,镂刻着中、英两国文字:张学良先生之发妻于凤至女士之墓(1897——1990)。”[注3]窦著在以上二书里对“1897”的记载完全一致。此外,我还在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汪睿先生著的《1991---2001张学良最后十年》一书中读到:“于凤至墓旁空留一穴,…左边墓穴里安葬着于凤至灵骨,墓碑上用中英两种文字缕刻:‘张学良先生之发妻于凤至女士之墓(1897——1990)’”[注4]。可见,远方朋友对我的询问和质疑其來有自、绝非空穴來风。

难道,我在美国洛杉矶城外玫瑰园公墓实地所记,竟将“7”写成了“9”、 笔下记录真的出现了失误?当时拜墓、献花,悼念、追思先贤…,行程匆匆,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我翻阅在墓前拍摄的照片,墓碑上所刻字迹很小,从巴掌大的照片上难以辩出“7”和“9”來;我给那次同去拜墓、或也曾到过于墓去的朋友们打电话,请他们也帮助回忆一下。接通了电话的几位,都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搞请楚,但究竟是“1897”、还是“1899”,谁也说不准,因为他们当时也忽略了。

我继续找有关著述查阅。在《炎黄春秋》 2001年第12期 上,刊有徐庆全、赵杰两先生合写的《张学良的情感生活》一文,文中介绍:“于凤至的墓地在依山傍坡辟出的一块墓园中。……两块墓碑,右面的一块用英文铸刻着‘张于凤至’,下面是生卒年月“1899——1990年”[注5]。同是对碑文的记实,与窦文竟也有“7”和“9”之差,我不由得不去想,究竟哪个记载是作者在于墓前亲眼所见呢?

又读到赵杰先生著《留住张学良----赴美采访实录》一书,上有:“右边的一块用英文刻着‘张凤至’,下面是生卒年月‘1899----1990年’”[注6],方知徐、赵两先生对于墓碑文“1899”的记载,是赵先生亲眼所见的实录。亲见碑文、而将于凤至生年写在文章中的还有:旅美女作家黄美之女士题为《两个女人的墓碑》一文,作者拜谒于墓后,如实地记录道:“在1990年她逝世前,仍末见张学良来,她便在自已坟边留一坟地给张学良,坚持墓碑上只有英文的凤至张feny Tze chany1899----1990,而替她立碑的只有孙女Nlni的名字。”[注7]

由上述引证可见,无论是徐、赵文、还是黄文、抑或是拙文,诸文中所记的“1899”年说,确系出自于墓的碑文所刻;窦、汪两位先生著书时,恐非亲见碑刻后而写。

按碑文所刻的生年如实记载是否准确、真实?

按于墓碑文作了如实记载,是一回事;但碑文所刻的生年1899年是否准确、真实?则另是一回事。我翻阅、浏览的有关文献材料越多,就越加感到疑虑,因为碑文上的1899年,与窦、汪等人著作中的1897年,两相对比,竟使于凤至的生年相差了两岁。

种种说法究竟何者为对?实有深入探讨下去的必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竭尽个人力所能及,找來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著述(远非全部、也不可能做到是全部)拜读,并将诸书中有关于凤至生年的文字一一摘录,选其有代表性观点加以对照、归类、排比、分析和研究,力图从中寻找出一个符合实际的答案。我坚信,尽管此事距今已経过去了一个世纪,尽管传主及其知情的当事人多已逝世,但张学良将军及其发妻于凤至女士,以及他们的亲人、故旧和广大的“张学”研究者、爱好者们,为后人、为历史留下的文献资料很多,从对这些材料的分析中完全有可能使问题得到园滿解决。

在汗牛充栋的著述中,有关于凤至的生年,大致有着“1897”年、“1898”年、“1899”年等说法。这些说法多是以两种方式陈述出來的,一是直写于凤至生于某一年;二是間接地表述方式,即著述中虽未直写于凤至生于某一年,但却在写明了张学良的生年(1901年)后,著述行文过程中,夹叙地说明于凤至年长张学良几岁,读者从张学良的生年自然不难推断出于凤至的生年。翻书越多,越加感到于风至的生年問题,虽对评价历史人物无关宏旨,但却表示着对事实本來面目的揭示、对传主本人的尊重,故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确是一个需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问题。

“1897”年说,与所论述事实自相矛盾

在祖国内地出版的著作中,流传较多的说法是,于凤至生于1897年。于凤至的一直生活在故乡吉林省农村的侄子于兆瀛、于治瀛两位老先生生前曾合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我姑母于凤至二、三事》,文中说:“我姑母于凤至,1897年农历5月初8生于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注8]

我在20余年前读到过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春江和窦应泰两位先生合作的《少帅夫人》。该书写道:“1897年农历五月初八这一天”,“丰聚长”老板于文斗得知当天妻子生了女儿以后,抚掌说道:“我家添个姑娘,就好比飞来只凤凰,依我看,就叫她凤至吧!”[注9]这是传记文学中关于于凤至生年的较早记载。

此后,窦应泰先生在他的有关著作中,一直沿用了“1897” 年说,如窦著的《影响张学良人生的六个女人》一书上:“1897年辽河边上的小镇郑家屯,……阴历五月初八那天,于文斗唯一的女儿就降生在距小镇60里的大泉源村。她为女儿取名:于凤至。”[注10],等等。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思先生主编《我所知道的张学良》,写有:“于凤至……1897年农历五月初八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原怀德县)南崴子乡大泉眼村。”[注11]吉林省双辽县于风至纪念馆魏连生先生在其所著《于风至-----张学良将军与夫人》一书中,也认为“于风至生于一八九七年农历五月初八” [注12]

旅居国外的一些华裔学者,也多有持 “1897”年说者。如萧朝智先生在《我的义母张于凤至》一文中,说:“张学良将军的夫人于凤至、字翔舟,生于1897年,农历五月初八日” [注13]。又如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华裔学者唐德刚先生访录、王书君先生著述的《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彔)》一书第五章《凤命千金》中,写道: “于凤至,1897年五月初八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注14]等等。

对某个人生年月日的认定,当然最好是有直接的实物证据,如族谱、家族档案,或自传、回忆彔,或相当于今日之户藉本、结婚证、身份证等文献记录,或其他具有法律効力的文字等为直接根据;伹于凤至的出生年,迄今尚缺乏这种具有说服力的实证;次之的做法,即间接的推理,以该人本人或其亲屬、尤其是其直系亲屬如父母、夫妻、兄弟姐妹等有关说法参考、论证后确定之。

如是,我认为“1897”年说,所持理由缺乏实物等直接根据,而间接的推理事实不足,故立论十分牵强。如上述《我所知道的张学良》一书,作者虽持“1897”年说,但在该书第20页中谈到张、于订婚与结婚的年龄时,则说:“张学良10岁,于凤至12岁时即订婚”;“ 张学良15岁,于凤至17岁时,于家把姑娘送到沈阳结了婚。”[注15]按这种说法,张比于小2岁,张生于1901年,依此论细推,则于凤至就该生于1899年,而作者主张的“1897”年说就不能自圆其说了。

窦应泰先生的著作也常常陷入这种自相矛盾之中,如他所编著、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一书,在卷一、即《张学良自述----[杂忆隨惑漫录]》之“早婚”一节,第40页上载:“我才9岁,她(于凤至)12岁时,由于父母之命就订了婚”。按此说法,于凤至年长张学良3岁,故于应生于1898年。不知为什么,窦先生在为此“早婚”一节所作的“笔者按”中,仍然坚持说:“于凤至,原系笔者的家乡人也,她生于1897年…”(第41页)[注16],这就是说,从已正确地叙述过的问题中,却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

再如唐德刚先生访录、王书君先生著述的《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彔)》,在书中的一处坚持着“1897”年说,而在书的另两处却又这样地说明着作者的论据:“此时,张学良才8岁,于凤至11岁,于家为此颇为踌躇”,“我太太比我大3岁,那时,我根本不知她长的什么样儿。”[注17]等等。

上述论例,足以说明:“1897”年说,因与作者们论述的事实自相矛盾,难以令人信服,因而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1899”年说,因资料不全而误断、难以成立

持“1899”年说者,我较早读到的祖国内地出版的著作是,1991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刘既白、王天骥先生编著的《张学良将军台湾生涯45年》,书上载:“于凤至吉林省怀德县人,约生于1899年。”又载:“他终于在1896年十五岁时同于凤至举行婚礼,那时于凤至十七岁。”[注18]虽说做到了立论(1899年)与论述的一致(于长张2岁),伹作者在于凤至的生年问题上谨慎小心地用了个“約”字,可见连作者自己也意识到,此说是论据不够充足的。

同样,赵杰先生在《留住张学良----赴美采访实录》一书说:“于凤至比他大两岁” ,又说:“……他们成为夫妻时,张学良年方16岁,于凤至芳龄18,这便是张学良称其为‘大姐’的缘由。”[注19]皆未指明“大2岁”的出处,估计作者可能是根据于墓碑文上的“1899”年推算而來的“论据”,在行文中加以叙述,显得信心有些不足。

那么,“1899”年说究竟从何而來?追究此说之源,我认为有些可能來自我国台湾著名记者、作家王光逖(司马桑敦)先生。司马桑敦是《张学良评传》、《张老帅与张少帅》的作者,也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我国台湾有关张学良文献的重要作家,这应得力于梁肃戌老先生对我的推荐。

我曾在撰写《杜鹃啼血---梁肃戌与台湾“和统会”》[注20]一书而与梁肃戌先生的几次接触中,他向我郑重推荐的海外东北籍的学者、作家和现代思想史及“张学”研究者,共有四位:陶鹏飞、王光逖、刘绍唐和李敖。我未曾有机会拜会到李敖先生、并当面向他请教,而深感遗憾;1998年初夏,我赴美参加张学良将军98岁寿诞纪念会期间,得以与张学良将军的贤婿陶鹏飞先生和他的夫人张闾瑛女士,以及台湾《传记文学》主编刘绍唐先生相识,在会后梁先生专门款待我们几位來自内地的赴会者的便宴上,我有机会向陶鹏飞、刘绍唐两先生请教有关张学良将军的历史文献资料和张学良研究的问题,相谈甚洽,使我受益良多;关于时已仙逝的王光逖先生,梁先生话题最多,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时的东北长春,梁肃戌和王光逖皆因“反满抗日罪”被扑,而成了狱中难友,梁肃戌在牢中得到王光逖多方相助,被梁称為 “救命恩人[注21],梁先生对我说:“在台湾研究张将军的人,要数王光逖先生起步最早,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下,他所引史料尽量客观,学术态度端正,观点也很正确。”

我国台湾对待张学良问题,因受到蒋介石的高压,舆论界长时间寒蝉若禁,直到70年代中期、蒋介石逝世以后,才开始逐渐有所松动。1985年前后,蒋经国担任“总统”那一段时间,直到准备要解除戒严、开放国民党党禁,张学良問题才愈来愈开放。王光逖作为一位东北籍的抗日的爱国作家,他利用自己长期担任《联合报》驻日特派记者的条件,从1973年3月初,即开始执笔写作《张学良评传》,并在《中华月报》上分期发表,於1974年10月刋完。之后,他又完成了《张老帅与张少帅》的写作,连载于《传记文学》40卷第1-3期(1982 年1一3月),后此一长文,被列为首篇,收入司马桑敦等著《张老帅与张少帅》一书,于1984年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关于于风至生年问题,《张老帅与张少帅》中说:“他的夫人是年紀比他大两岁的于凤至” [注22]。

同样,司马桑敦著《张学良评传》,也先后由美国长青文化公司(1986年)、香港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陆续出版,书中皆有于凤至比张学良大二岁,张对于以“大姐”相称之说。如台北版第10页:“于凤至女子师范毕业,比张学良长两岁。”[注23]以上可见,“1899年”说恐怕大多來自这里。

据司马桑敦夫人金仲达女士1989年在美加州为该书出版而写的《引玉砖---写在本书台北版的前面》中回忆:“《张学良评传》是王光逖根据他尽所有能力蒐集到手的资料写成的。他在资料的取捨上绝对仔细严谨,他立论的态度力求公平允实……”;但当时因主客观方面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时、空相隔等原因,“王光逖执笔之初,因资料不够”,他们曾有过回台湾“对张学良做一次专访的想法”,但末能成行;“并想送一本‘评传’给张(学良)先生本人过目”,又因种种复杂原因,“末能做到。”[注24]

这说明,即使是司马桑敦这样的严谨、认真的研究“张学”的大家,他提出的“1899”年说,由于掌握资料不够,也会因主观判断有误、而难以成立。

应以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回忆作根据

综合上述,迄今为止海内外各家对于凤至生年的确认,包括于墓前碑文上所

刻,无论是1899”年、还是“1897”年,都是以间接的推理方式得出的,论据不足,且有些又自相矛盾,缺乏说服力。我认为,比起这两种说法,“1898”年说,是更加符合事实的说法。

持“1898”年说的著作,我读到的有,沈阳《张学良旧居》编委会编《张学良旧居》一书,辽宁画报出版社版,其第272页上明确地写有:“于凤至,吉林省梨树县人,生于1898年5月8日,是梨树县商会会长于文斗的长女。”[注25]这是对于凤至生年最直接的表述。还有一些著作虽未直叙生年,却在指出张学良生于1901年的前提下,介绍了于凤至比他大3岁的事实,等于间接地肯定了于凤至生于1898年。这些著作如:

张永滨、李毅先生著《张学良写真》,第11页:“…她冷静地考虑到,自已比他大3岁,…”[注26];范克明先生著:《张学良传》,第6页:“当他还只有15岁时,就根据‘父母之命’与比他大3岁的于凤至结了婚[注27];刘禹先生著:《张学良大传》,第35页:“…于风至是‘凤命’千斤,比张学良大3岁,…”[注28];杨群先生著:《张学良从阶下囚到座上客》,第61页:“张学良15岁与于凤至(字翔宇)结婚,当时于18岁,张称于为大姐。”[注29];林阔编著:《张学良全传》,第11---12页:“于风至是一个刚强的姑娘,…她冷静地考虑到,自己比他大3岁”[注30];宋平先生著:《张学良传》,第9页:“他知道父亲为他选定了比自己大3岁的郑家屯姑娘为妻…”[注31],等等。如果有些虽然坚持着“1899”年说(如如唐德刚、王书君先生)或坚持着“1897”年说(如窦应泰先生)的作者们,将其立论与论述之间的矛盾加以解决,以他们在著述中的“于比大3岁”的说法为据,则“1898”说会更加广泛地被认可。

我非常赞赏窦应泰先生在为《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他说:“张学良在台幽禁期间,亲笔写下的自述、信函和日记,为祖国大陆众多‘张学家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即:建国以来国内各出版机构汗牛充栋般的张学良出版物,无论人物传记也好,史论、回忆录也罢,当然还有那些琳琅满目的轶史传奇,都无一要面对翔实真伪之检验。因为张学良毕竟是权威当事人,他对自已人生経历的回忆,无疑有着不容置辩的权威性。”[注32]

《杂忆随想漫录》就是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期间的重要自述,约在1955—1956年间,他专门写给蒋介石的,张曾“自述撰写缘由”说:“此书主旨在真实。”又说:“良从来未向任何人吐录(露),尽今日所能想到者,尽量掬诚呈述。”应是可信的文字回忆。该书已于2002年由台北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其中“早婚”一节,内载:“我才9岁,她(于凤至)12岁时,由于父母之命就订了婚” [注33],非常肯定地坚持“于长他3岁”之说。实际上,这就等于是为于凤至的生平写下了定论,而无庸置疑,正如窦应泰先生所说:“张学良毕竟是权威当事人,他对自已人生経历的回忆,无疑有着不容置辩的权威性。”

与张学良这部自传性的回忆彔相对应,还有于凤至本人的口述作证。那是1988年12月,在30年代曾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的、原铁道部部长郭维城少将,曾作为唯一被邀请的大陆共产党人士参加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争取张学良将军全面自由研讨会”。会后,他以老朋友、老部下的身份,前往洛杉矶看望于凤至老人,为了弄清一些史实真相,正本清源,郭维城将军曾笔录下了于凤至亲口对他讲的话,其中有这么几句,十分重要:“她(于凤至)和汉卿的婚事完全是她父亲和张作霖包办的。她继续微笑着说:‘我们结婚时我19岁,汉卿才16岁,还是个孩子呢,他一直称我大姐。’”[注34]张学良与于凤至将近一个世纪的复杂的、且在名义上有所变化的夫妻关系,前半生相亲相爱、紧密无间,后半生相思相念、刻骨铭心,他们各以笔墨和口述方式,先后相隔30年之久,“夫唱妇和”,对亲如姐弟般年纪有3年之差的回忆,难道不足以说明于凤至究竟生于何年吗?

结论:于风至生于1898年

如果说张学良将军的生年为1901年,业己盖棺论定;那么,他的结发妻子于凤至的生年,是否也该到了可以盖棺论定的时候了?如此,即是:

于凤至,字翔舟,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6月26日(农历五月初八),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 (原怀德县)南崴子镇大泉眼村。

注释

注1 :金恩辉:《“卿名凤至不一般”-——洛杉矶访于凤至女士故宅、墓地有感》,《华章》(长春)杂志1999年创刊号,第56页

注2:窦应泰著:《张学良结发夫人于凤至旅美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注3:窦应泰:《张学良在美国》,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

注4:汪睿著:《1991---2001张学良最后十年》,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

注5:徐庆全、赵杰著:《张学良的情感生活》,《炎黄春秋》 2001年第12期

注6:赵杰著:《留住张学良----赴美采访实录》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注7:黄美之著:《两个女人的墓碑》,收入张学良历史研究中心主编:《张学良历史研究文集》第一辑,光明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56页

注8:于兆瀛、于治瀛:《我姑母于凤至二、三事》,见孟凡主编:《民族功臣张学良》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页

注9:赵春江、窦应泰著:《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注10:窦应泰著:《影响张学良人生的六个女人》,团结出版社 2004年版,第125页注11: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张学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注12:魏连生著: 《于凤至--张学良将军夫人》,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

注13:萧朝智:《我的义母张于凤至》,载美国张学良历史研究中心主编:《张学良历史研究文集》第一辑,光明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52页

注14:美国华裔学者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彔)》,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 ,第48页

注15:同注11,第20页

注16:窦应泰著:《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注17: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彔)》,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第47页

注18:刘既白、王天骥编著:《张学良将军台湾生涯45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41、 43页

注19:同注6,第204页、第207页

注20:金恩辉等著:《杜鹃啼血---梁肃戌与台湾“和统会”》,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

注21:同注17第,22页

注22:司马桑敦著:《张老帅与张少帅》,(台湾)《传记文学》40卷第1期,第14页

注23:司马桑敦著:《张学良评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注24:金仲达:《引玉砖---写在本书台北版的前面》,《张学良评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注25:《张学良旧居》编委会编:《张学良旧居》,辽宁画报出版社1999年,第272页

注26:张永滨、李毅著:《张学良写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注27:范克明著:《张学良传》长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注28:刘禹著:《张学良大传》青岛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注29:杨群著:《张学良从阶下囚到座上客》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注30:林阔编著:《张学良全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

注31:宋平著:《张学良传》,中国商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注32:同注16,第3页

注33:张学良著:《杂忆随想漫录》,台北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79页

注34:王朝柱著 :《 说不尽的张学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此文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2011年第10期时,文字上有压缩)

《于凤至诞生年代考》读后

张树曾

老友金恩辉先生著作等身,素以治学严谨著称。近日,他写了一篇题为《于凤至诞生年代考》的文章,因于凤至前辈百多年以前生于我公主岭市农村,乡间有关于前辈之事迹,知者甚多,是乡亲们经谈论的话题。

我有一位亲属于兆瀛老先生 (已过世) ,他是近几十年来(至1996年)于凤至前辈唯一一位在世的位亲侄子。于老在世时,经常和我谈论他姑母于凤至婚前、婚后,特别是在母家的一些事情,都是鲜为人知的、不见诸于报刊的“三亲资料”。因之于老口出便具有真实可靠的权威性。有关于凤至出生地及出生年月乃至祖籍等方面也说了不少。

我几次听他提起于凤至属“狗”。只此一字,便可定夺。因为凡谈年龄,只须弄清属相,最为准确。不排除于老可能由于年迈,对年代年号在记忆里有所误差。但姑母的属相,于氏家族包括亲友、乡邻多年谈及,口碑一致,那是不会有差错的。

因此,金先生文中把于风至前辈诞生年代,锁定在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6月26日(农历五月初八),时年是戊戌年,与属相吻合相附,当属正确。如果是1897年(丁酉年)或是1899年(己亥年)生,就是属鸡或属猪了。诸多年来,从于氏家族老少辈口中,未曾听说过。如是,金文准矣。

区区拙文,愿做金文补证。

张树曾: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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