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朱头。沪杭毗邻，毕业后我们走动很多，两家人都走成亲戚了。这次见，他力主住师大招待所，搞对了----最后大家聚得最多的地方正是学校的招待所和餐厅。聚会前后他都有诗发来（见舞雩博客），兴致盎然，但聚会中却基本没发挥。一张善于插科打诨、机辩胡缠的嘴基本闭着，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嗯”。估计很多女生都为此感到失望失落。我们谈到信仰的问题，之前这在我们之间信仰是个“敏感词”。他还第一次和大家坦言自己少年时代的种种，以及自我保护心理的由来。这次能有这两点粗浅的交流，我很满足。

记得在大学的后段，我和老朱的来往才多起来，交流旧书店有什么好书上架，或者一起去逛旧书店。手头紧，把自己的书打折卖给对方，有一点钱了再买回来。其实就是一本书和几毛钱在两人之间过了一遍，并无损耗，打折只是君子之间的真诚客套。再后来他请过我一次川菜（他现在认为并无此事），我用宿舍的煤油炉烧菜，请过他和大家。那是离乱之前之后的事了。对了，这次聚会上老朱是变化最小的男生，基本没变。

杨格里森。聚会第二天上午才坐火车从西安赶到，拎着洗漱用具蹩进阶梯教室，身影如一老汉，而大家都在听台上老师发言。完事后到餐厅聚餐，也没怎地他就高了。再碰到已是第二天上午，正和张升、老朱下围棋，他两盘都输了。当年他可是班上的第一高手，好多人的围棋还是向他学的，现在稀里糊涂地输给两个臭棋篓子，嘴上不说，但估计心里还是有些不忿的。呵呵。杨格里森还是那样大嗓门、直性子、急脾气、好记性。他自诩自己的大脑是电脑，看他见到20年未见的同学，稍一端详就能认出，果然是电脑。

中午一顿饺子后，他又匆匆去赶火车，在北京的时间只有20多个小时，而这20多个小时中，又有大半是在酒醉迷糊的情况下度过，够冤的。我怀疑他一觉醒来回到西安，会喃喃自语----我到底有没有去北京参加过同学会？

易老七，和格里森相反，对见到的同学除了老朱等两三位，其他一概认不出，而据说他是最惦记参加同学会的人。3年、5年、8年、10年。。。。。。他根据数字的某种神秘序号，一旦觉得应该聚会了，就会打电话询问搞不搞，什么时候搞。20年后真搞了，他却来了这搞笑的一出。更难得的是，临到分别他对好些人还是印象模糊，需要再次辨认。

对了，他是唯一一个带着媳妇参加聚会的人。我不是，我媳妇属于同学，不能用带字。

张升，同学中少数做学问的人之一，历史系教授。看到他谦和的笑容和清澈的目光，我开始以为这和学问修养有关，后来发现不全是。他并不在同学聚会筹委会之列，但热闹过后却默默地忙着拾遗补漏，能张罗饭就张罗饭，能陪大家说话就陪说话，能送人就送人，让相关的人感到心中熨帖而不知何来，也就想不起要说感谢。

闲聊中我问大家，如果可能的话，愿不愿意再把大学再上一遍，只有张升说不愿意。他说当年来自小地方，自己的异乡口音、瘦小的外貌都让他感到压力，所以大四的时候就提前考研了。自己感受到过压力，遭遇到过孤单落寞，从此不愿别人也经历类似的尴尬。写到这我明白了，为什么金欣欣见易老七的时候，他能有幸陪坐。

宋小贤，应是班里唯一一个还在写诗的诗人，也是我的主内弟兄，可惜彼此没怎么说上话。他问我近况，我说一切都挺好，他高兴得眉开眼笑，说那就好那就好。他的笑容和目光与张升的近似，但另有一种敦厚，一种内敛内在的力量。好几个同学都说小贤的笑容让人觉得特别亲切。我想，即使小贤没说什么，也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

闫存林，除了格里森就他还坚持在中学任教了，是北京市数得上的优秀语文教师。能坚持并且越做越好，想来他应该做得很开心。再想来，也许不少同学老了都会感叹自己一事无成或所成不多，而闫存林和格里森不会。

王晓东，没来，没有人联系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