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兴亮（微信公众号：刘兴亮时间）

01

北京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山西人不是很多，但很团结。这些年在北京，我每年都会举办「新晋商互联网大会」，今年是第10届。每年举办时，很有些家里人定期一块儿坐坐的感觉。

每次大会结束后，很多嘉宾的分享都会「绕梁三日」。举办活动当然很辛苦，但收获也是满满的。

今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BOSS直聘的CEO赵鹏，他讲了晋商精神与互联网创业文化结合的题目，深入浅出，几个简单的字眼概括了晋商的核心要义。

作为山西人，我很感慨，想乘机也说一说。

02

余秋雨在他最畅销的《文化苦旅》中有一篇文章，题为《抱愧山西》，一时纸贵。解放后晋商消失了几十年，这篇文章唤起了人们对晋商的重新关注。原来山西这个靠近西北的内陆省份曾经孕育了中国的最辉煌的商业群体。

随着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上映，人们赫然发现，汾河谷地还有那么多建制恢弘的大院，它们的规模、格式、细节，显现了曾经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过着怎样的生活。

徽商曾与晋商南北并列，但其一致性与持久性，均略逊一筹。山西人曾经形成一种普遍的朝向近代的思维形式，它与晋商的无处不在和持久发展紧密相关——即他们身上的强固坚定的信仰与同等强盛发展的事业精神。

03

山西表里山河，俯瞰华北平原，北通蒙古高地，地理位置在军事上极其重要。但从经济上，除汾河谷地与上党地区外，多数苦寒，并不富庶。这是催生人们外出经商并形成传统的首要因素。

但晋商出现的原因跟徽商还是很不同，它首先是明朝为抵制蒙古人南下，军事上需求，因「开中法」而逐渐兴起的。同国家体制的紧密结合，给了晋商伸展的机会，从此走上了一条与传统的农耕文化迥然相异的道路。这条道路可以理解为「地方的近代化」道路。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深入探讨了名族性格变动与商业发展的相互关系，这种研究方法也导致后来的人们在面对东亚经济腾飞时探讨「儒家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微妙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价值观，对人类生活的朝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新教革新在欧洲的普及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精神（并非简单追求金钱）的产生与发展。两者之间相辅相成。

书中，韦伯谈到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家计与经营的分离；第二，与此有密切关联的理性的薄记。

晋商的「用乡不用亲」是一个至上原则，这有利于他们把经营变成一种专业性的工作，避免人事危机带来的损耗。其次，晋商的薄记，更是从学徒开始必须精进的技法，看似简单，实则甘苦自知。

与韦伯的两点不同之处在于，晋商还注重「立身」，即从学徒开始的对一个从业者的「道德塑造」。因此他们普遍地供奉「关公」作为一种「义以方外」的精神图腾来约束自身。

这种把道德感与经营结合起来的行为，很类似于新教与资本主义的促成关系。它不是一味贪婪地追求利润，而是为「世代经营」形成了一种与商业相关的伦理观念。勤奋、节俭、信用，都是它的特征！

04

我们知道，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所孕育的「自觉」精神不可分离，即人们的经营行为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而是把之作为一种自身的追求。

山西人对经商的偏好，在科举时代可谓是独树一帜。

中国各地尤其南方省份都讲究「耕读」，一个家庭的经济剩余是以培养读书和考取功名的士人而服务的。山西则不同，大量的文献表明，山西固然也有传统上的耕读家庭，但多数家庭则是把「经商」作为子弟未来人生道路的首选。

他们读书、学习记账，但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即进入店铺做学徒。任何贫寒家庭的子弟都有这样的机会，并从此走上一条「规划一生」的道路。只要勤学肯干，加上足够的天赋，通过层层的精心选拔，就能成为叱诧风云的人物。

由于商业行为不允许过多地失误，掌柜的才干就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而不是与东家的关系），而他们对接任者的选拔也只能基于对对方品行与才干的考察。这对那些有志于自由地发展自身的天赋并在充分灵活竞争的环境里脱颖而出的人而言，与封闭的科举之路是完全不同的选择。

05

这种观念的发生与转变，在重农抑商的中国，是极为罕见的地方性事件。

似乎只有山西从明中叶开始的商业习俗，经过三四百年的积淀之后，才在普通民众的思想中取得了对「经商」的一致性认可。商人群体对「家」的概念也超越了保守观念的束缚，对他们而言，哪里有经营的事业，哪里就是家。

这种具有现代「职业」性质的行为，已经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跳脱出来，而走向一种不同以往的社会形态。对应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晋商的制度也具有现代性。合伙人制度的建立，对「伙计」的培养和「身股」的出现，都是显著的表征。

晋商的经营范围极大，足迹几乎遍布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对多种行业具有垄断性的地位。随着财力的不断增长，自发产生了「票号」这一与银行的前身。这种创举是应着其内部的发展需求而诞生的，表明人们在经营活动中不断地「探索」与「创造」新的发展形式。

这种可贵的思维形式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期较少发生。

新安商人（徽商）是与封建官僚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必然伴随着制度的衰亡而衰亡。晋商固然也有与体制的结合，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靠自身的文化和精神体系自我成长。

因此它产生的文化、制度，它的精神，最具有资本主义萌发与发展的特征，换言之，最具有「现代性」。

今天的中国有很多经商者学习各种MBA，并且去国外求取真经。其实只要学习一下晋商的商业之道，就会获得足够的课本知识。至于实践中发挥如何，那需要的因素就不是一种正确的观念能解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