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我们对宪法的信仰！ (2008-07-19 16:40:17)
标签：杂谈
人类从奴隶社会到臣民社会，再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这是人类进步的必然阶梯。这种进步的方向已经被人类社会的发展所证实。
人类进入公民社会的最大标志就是实行民主宪政。
而要实行民主宪政，首先要建立全体公民对宪法的信仰。
我们正处于一个失去信仰的时代，我们的核心价值没有着落了。人们的社会精神已经具有“犬儒化”特征，没有信仰，言行背离，心口不一。
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信仰危机，我们迫切需要建立的，就是对宪法的信仰；否则，那些封建迷信，必将沉渣泛起。
人类既生活在现实当中，也生活在希望当中。没有信仰的生活是空虚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寻找替代品。
如果把公平正义扔到一边，而让物欲横流、贪腐遍地；我们的民族就必将经历一场劫难。也许中华民族会浴火重生，但也还有一种可怕的可能，那就是山河破碎、百姓流离。
一个民族如果缺失了信仰，这个民族就迷失了发展的方向！
在这个失去信仰的时代，中华民族迫切要树立的，就是对宪法的信仰。
一、宪法与宪政的关系。
宪法是如何起源的？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公平、正义、宪政”观念，这些普世价值一经提出即深人人心，唤起了人们的权利和民主意识，为宪法的产生准备了思想的土壤。
1776年7月4日，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写下了“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1789 年8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人权宣言》，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对人权概念的最全面和系统的论述。《人权宣言》把人权具体化为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等四种权力，确认了“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的原则。
英国学者阿克顿勋爵曾说：“这两页纸的《宣言》，其重量大于多个图书馆，也大于拿破仑的所有军队”。
近代宪法是为了限制封建王权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要求而产生的，宪法是对人治统治形式的一种法律限制。现代宪法除了肯定近代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主权原则外，还突出强调了宪法保障人权的重要作用。
宪法的本质是什么？
对于宪法的本质，历来有4种观点：神志论；全民意志论；意志调和论；阶级意志论。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肯定了全民意志论，将宪法本质特征表述为“民有、民治和民享”。
虽然4种观点都有它的道理，但我是“全民意志论”的赞同者。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它体现的应该是全体公民的共同意志。
宪法作为根本法，它处于一个国家统一完整的法律体系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依法治国首先必须是依宪治国，而依宪治国，就是无数仁人志士所追求的“民主宪政”。
宪政的主要核心是“限政”，即规范与制约国家权力。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将执政者关进笼子”。
二、我们为什么要信仰宪法？
对宪法的信仰，就是对人类理性精神的信仰。
宪法的精神，是人类理性的明灯；宪法的出现，是人类改良社会的重大突破。人类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而精神文明的集大成者，毫无疑问就是宪法。这不是某一个思想家的智慧结晶，而是无数思想家的智慧集合。
对宪法的信仰，就是对公平正义的信仰。
中国的历朝历代，底层的草民都在呼唤“公平正义”；但是“清官”在历史的天空里廖若晨星，而贪官却多如大地上的恒河之沙。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把“公平正义”的希望寄托在某个“清官”身上，这种希望已经经受了5000年的失望，我们还要等多久？
只有依靠制度而不是依靠个人，“公平正义”才能实现；只有“草民”成为“国家公民”，“公平正义”才有保障。
对宪法的信仰，就是对法制的信仰。
不同部门的政府官员都会滥用行政权力，而能够制约抗衡的只有司法权力，所以西方国家才会采取三权分立制度。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目前也只有宪政国家才有真正的法制。
“人治”的国家可以一时跑赢“法制”的国家，但是不会有“长跑耐力”，终究跑不过“法制”国家的。这已经被一战以来的世界变化所证实。中华民族要想实现“崛起”，就必然要实行“法制”。
对宪法的信仰，就是对和平生活的向往。
宪政是法治的政治秩序，所有的国家公民都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我们有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最重要的是我们有选票，能够把贪腐的“公仆”选下台来。
中国有句饱含历史教训、非常沉痛的格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只有民主宪政能够让我们远离战乱；能够结束“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血腥运转。
宪法可能不完善，但是，还是要树立对宪法的信仰。
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对宪政的信仰是我们与法律无用论作斗争的必然要求。
南沽事件的受害者可能有百万之众，但是愿意参与共同诉讼的人员目前只有区区200余人（截止7月18日我收到的共同诉讼参与人身份证明书），这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反差。我想，这里面固然有信息不畅等种种原因；但是有一个不得不说的重要原因，有占比例很高的中国人已经丧失了对法律的信心。这是没有宪政的悲哀，更是中国公民的悲哀。
对于我们南航认沽权证的受害者来说，有许多人不相信法律。说实话，由于职业的缘故，我看到的法律黑暗面可能更多。但是我们还是要信仰宪法，因为，只有信仰宪法，才有可能得到宪法的帮助；只有信仰宪法，才能得到同样信仰宪法的人们的帮助，得“道”才能多助。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自助者，人助之；互助者，天助之”。被掠夺的南航沽友，旁观等待是不可能有补偿的。请伸出你们的手，我们只有共同来守护宪法，才能有效保卫我们的财产。
三、宪法是唯一能救我们的“神灵”。
宪法与我们的性命相联。
仅能生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能有尊严地活着。
人的命运首先是被政治决定的，关心政治就是关心自己的命运；因此参与政治不仅是我们每个公民的权利，而且是我们对于国家应尽的责任。我们有责任守护宪法。
唯有宪法的尊严至高无上，才有普通公民有尊严地活着。
没有宪法对人民整体的公民权力保护，就不会有公民个体的基本权力。
杨佳袭警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是一个惨痛的悲剧。我为死去的警察默哀，也为即将死去的杨佳祈祷。但是我坚决反对“杨佳是天生罪犯”的说法，没有人是“天生罪犯”。
杨佳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我反对杨佳以战争的方式讨要“说法”，但我能理解他的动机：冲冠一怒为尊严。我有这样的经历，好多次得不到应该给我的“说法”，每一次都使我深切地感到“尊严受辱”的痛苦。
6个警察失去了生命，杨佳也很有可能失去生命，这决不仅仅是7个人的悲剧；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剧。如果有宪政，这一切本不会发生。
中国公民唯一能够制约政府的，唯有宪法。
上帝的意志体现在《圣经》中，真主的意志体现在《古兰经》中，人民的意志就体现在“宪法”之中。我们不信上帝，我们不信真主，那唯一能救我们的，只有至高无上的宪法。在我们受到公权力不公正的对待时，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宪法”就是我们的“神灵”。
18世纪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说到：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这就是西方法治主义的奠基人洛克多次引用过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只有宪政才能保护穷人的茅草屋；只有宪政才能保卫公民的“公民权利”；只有宪政才能使我们有“公民尊严”。
而宪政需要的，首先是我们对宪法的信仰。
中国公民，请树立我们对宪法的信仰！
历史站在自由的这一边；公正站在民主的这一边；正义站在宪政的这一边。
什么是信仰？岁月可以改变我们的容颜，命运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但是岁月和命运都不能改变的，是我们心中执着的信念。
“宪法”是醒着的，还是一直在沉睡？
我们100年前就开始有宪法，但是在100年后，我们还是没有宪政。
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想治理好国家，这是一种希望青史留名的好的愿望；但是统治者想为自己家族谋私利的欲望也很强烈，这种欲望往往战胜了好的愿望，于是我们看到了“愚蠢”在历代统治者的身上一再发生，而历史也就一再重演。
一、大清风雨飘摇，宪政乘风而起。
自1840年以来，大清帝国总是挨打受气，统治阶层也实在是想“富国强兵，抵御外侮”。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修订法律管奉诏参酌东西洋各国法典，会通中外，大刀阔斧删修旧律，订立新法，以图国家变法自强。
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以君主立宪小国战胜俄国那样一个专制大国，给清廷上下以很大震动。“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 “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于是，不数月间，立宪之议遍于全国。
清廷遂于1905年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五大臣先后回国，上书指出立宪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建议进行“立宪”。 1906年9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谕》，“预备立宪”由此而来。
1906年，清政府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然后又设立咨议局和筹建资政院。
1908年宣布立宪以九年为期。并同时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作为今后的制宪刚领,以及附属法《议院法选举法要领》。
在清末新政之前，绅士们虽然在地方上有着巨大影响，但他们是分散的，各自为政的，预备立宪给他们登上全国舞台提供了机会。朝廷设立咨议局、资政院以及推行地方自治，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合法的活动场所，并使绅士阶层实现了全国性的集结，形成了当时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力量-——立宪派。他们以咨议局和资政院为阵地，对地方和中央的政务和舆论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立宪派形成后，怀着对国势日衰的深切关注，他们急切希望在中国能实行宪政。对满洲贵族垄断政权核心的状况他们也越来越不满，在咨议局和资政院会议上他们同清政府不断发生激烈冲突。为了速开国会，1910年，立宪派为推动清政府速开国会，掀起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第一次参加者达20万人，第二次达30万人。这是一场冲击君主专制的民主宪政运动。大清朝廷1910年在立宪派的要求下将预备立宪期限提前三年。
1911年5月，旧内阁、军机处和政务处都被撤销，成立“责任内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立宪制政府，但它因为五名皇族入阁被称为“皇族内阁”。这引起了立宪派的强烈不满。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了，清政府为了渡过危机而赶紧宣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这其实是一部非常进步的宪法。但一切已为时已晚，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皇族内阁”成为了泡影。
回顾历史，有许多事可叹可惜。
第一声叹息：皇族如果聪明，本来是可以延续的。统治者们想尽可能多的为家族谋私利，结果却是彻底断送了自己子孙后代的福利。假如大清权贵看清世界潮流，实行彻底的君主立宪制，那么皇族的子孙现在还象英国王室一样，享受着荣华富贵吧。
第二声叹息：本来是可以和平交接政权的，但武力站上了政治舞台。假如清政府实行彻底的君主立宪制，辛亥革命不会爆发，几千年来武力夺取政权的模式就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这对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的开始。对权贵们的子弟也是一个好事，他们不会遭到清算。最重要的是“打天下者坐天下”的血酬定律不再发生，中华民族也就摆脱了低层次的历史循环，由臣民社会上升到公民社会。
第三声叹息：一百年前，居然有国会请愿运动，而且人数达30万人。这样大规模的宪政请愿运动没人关心，却只把1919年的3000多名学生参加的五四运动高高举起。我们有意识地忘记了宪政的历史，我们背叛了前辈的民主宪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