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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教士的眼泪

(2013-05-30 18: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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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教士

李提摩太

    早几十年,全民批判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民间文学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恶形恶状的洋教士形象,他们仗着有坚船利炮撑腰,颐指气使,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当然最后总免不了灰溜溜跑路的下场。晚来又一阵西风劲吹,洋教士们换了面具,纷纷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为中国带来了宝贵的现代科技与文化。此两种形象,难免有时在同个人身上汇聚一体,倒也丝毫不显古怪。

    洋教士成了古典神话中的多面神,并不难理解。我中华虽然在千年之前就已发萌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普世主义,但毕竟只是口号,种族与宗教的界限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冲破。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多数人仍然在潜意识里将洋教士们视为“他者”,视为外来力量(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现代性)的工具。所以,外在的形象再是幻变,洋教士内心的高耸堡垒依然很少中国人能够迈入。二十年来汉语学界东西文化交流研究热闹异常,但迄今仍未能见到一部真正深入情境、刻画内心的传教士传记问世,其中万千阻隔,不可尽言。

    前现代的传教士和当下的人类学家是同一种人,同一种“被生活放逐”的人。他们在温暖的教会怀抱中长大,却陡然远离故乡,整日辛劳于完全陌生的土地,接触那些在他们眼中“冷漠而固执的灵魂”,其工作意义还常遭受外界和自我的质疑,孤寂和绝望噬啮着他们可怜的意志。无可否认,近代来华的传教士里不乏心态偏狭、脾气恶劣者,他们对中国人持着深之入骨、牢不可破的偏见。但若抱以“同情之理解”,一个人突然步入全然陌生的环境,从生理到心理都长久不能适应,整日焦虑缠身、进退维谷,自此心胸变得越来越逼仄,也属常情。

    有趣的是,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们由于生活和交通条件的艰难,却反而迫发出一种超越平凡生活的献身精神。他们在16世纪的狂风巨浪中,跨越重洋来到中国,就如同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每个人在离开熟悉的欧洲港口时,都已做好了“有去无回”的打算。所以,当踏上东方国土,就天然具有了一种感恩式的扎根当地的决心,正像保罗所说,在绝望中获得希望。从那一刻起世界反转,再走回头路变成了另一种绝望。利玛窦在肇庆的时候,遇到一位坚决的地方官,要将这些耶稣会士统统逐出中国。饶是坚定强韧如利玛窦,到此时也放下姿态,苦苦哀求,甚至泪流满面、浑身发抖不能自已。因为他心里最清楚,再回欧洲,九死一生,无论是暴风雨、瘟疫、海盗,甚至是缺乏经验的新手船员,都有可能让他们命丧半途,尸沉大海。

 

    相比之下,19、20世纪来华的西方人受惠于技术的进步,就不至于这般绝望,但同时,也缺少了这种由绝望中生发的信念。新教传教士来到东方,由于始终无法适应,或是被病痛折磨,而选择匆匆回国的,并不在少数。但若比起另一些人来说,能尽早回国,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因为长期孤身传教的经验,不但会摧残他们的肉体,折磨他们的情感,甚至还会危及到他们作为传教士的根本特质——即信仰本身。

    1903年,美国旅行家盖洛在重庆,偶然遇到一个挪威传教士索伦森。后者出身上流家庭,在来中国前受过极好的教育,会说四种语言。在遇到盖洛之前,他已经在藏区旅行传教了七年之久,走遍西藏各个角落,接触了无数的人。然而,七年来,他没有争取到任何信徒,一个也没有,奉献了自己最好的年华,其结果只是空无。在和盖洛交谈时,这个高大英俊、极有绅士风度的北欧人,眼中始终噙满了泪水。他似乎很难明白,上帝为何要这样耗费他的天赋。家乡的人民时时沐浴于恩泽,而自己却在这高原之地,接受上帝无情的考验。

    尽管如此,索伦森还是坚定的,他选择接受命运,继续投身那伟大的“拯救异教徒的工作”。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这种折磨。光绪初年李提摩太在山东时,曾有一位来自不同差会(长老会)的传教同事文璧(McIlvaine),此人来到中国,总坚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比如穿着自己缝制的,怪模怪样的西式大衣招摇过市,因此,他日复一日地遭到当地中国人的轻蔑、嘲笑,甚至辱骂。不用说,前来皈依的信徒更是寥寥。当李提摩太和他抱怨,再也无法面对白眼黑脸,无法忍受这种恶劣的环境时,他却依然保持淡定,不为所动,还对李提摩太说着漂亮话,告诉他要“超然物外”,无须担忧。

    可是,看起来越是坚固的堡垒,往往崩塌得越快。之后的一天深夜,文璧突然来到李提摩太宿居的旅店,告诉他,自己已经决定,退出这种传教士的生活,至于原因,他说道,如果上帝召唤了一个人去当传教士,那这个人早就应该拥有一些皈依的信徒,使他发挥自己才能,所以很明白,是“上帝选错了人”。文璧打算离开内地,跑到通商口岸,编写一些学校用的教材以维持生活。错愕不已的李提摩太仍试图挽留,但也无济于事。但实际上,这种想法并未真正改变文璧的生活,没几年之后,他就在济南去世。或许是长期的精神折磨,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埋下了病根,损害了他的健康。

    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当李提摩太乍听到“上帝选错了人”这句话时,他的心头是否曾泛起一阵感同身受的波澜?我们已无法知道。精明的李提摩太在追忆里没有记录下一丁半点的犹豫,而只是宣称自己虔诚地劝告文璧,并批评他的这位朋友“错误地理解了神学教义”。然而,他不愿说,并不代表他会忘记。他始终都比我们更加清楚,这些洋教士万里来赴,行走在中国的土地上,是如何在深夜拖着病重的身躯栖身于破庙,企盼天明那一缕温暖的阳光,又是如何蜷曲在房间的角落,听外边投来的石块如雨点般砸在屋顶之上。他不说,但他始终都比我们更清楚,任凭他们如何憧憬东方子民分享上帝之荣光,也无法淡忘,背后这些抹不去的泪水与彷徨。

     (原作于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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